是装腔作势的动作，她掀起了她的短裙，退下她的短裤，接着把我引向她决定带我去的准确地方。在这个插入的时刻，我又见到了她，完全同我青春期那个夜晚发现的、套在米歇尔·罗沙的阴茎上的一样，脸夸张地以一个驾驶员集中精力地对付一个困难的马路牙子的姿态扭向后边。对，就是这样。以这样的方式把你看作一个人行道的边缘，把你当作一种障碍物，马尔泰·罗沙，在这种情况下，给人一种她正在停靠车辆的印象。
“再往右一点，对了。”
现在她引导我，指挥着操作。驾驶课还在继续。既是令人快乐的，同时也被这种不断的、我遵从却不无批评意见的指令所败坏。随着我们进入未知领域，请求变形为指责，变形为越来越专横、越来越明确的要求：
“继续，你尤其是不要停下来……抚摸我的乳尖……还有我的阴蒂……不是这样……”
马尔泰·罗沙有她的习惯，她的要求，她严格的“操作模式”。这种她让我忍受的清单使我失去了方寸。一种不能胜任的恐慌正在开始抓住我。我觉得自己处在一个新驾驶员学徒的位置，面对着一个对他来说太过于复杂的操作台的红绿灯。显示灯在闪了，操控装置不再回应，而且，渐渐地，一切都在显示局面的完全失控。我只不过成了一个失去控制的自动装置，不顾规则，不合时宜地在人们把我送出的冲力下进行反作用。
达到了一个时刻，那时我真的不能分辨天和地，结果和原因，罪过与美德，习惯和规范。感觉到我高潮来临前的晕眩的典型僵直而加倍的慌乱，马尔泰·罗沙努力试图以一道最后的指令来防止灾难：
“现在不要，不，还不要。”
她也许本可以说，不要完了。或者，别这样。或者，不要这么快。但她选择了还不要。我在那时有一种从令人晕眩的峰顶跌落的感觉，而且掉到了充满敌意和冰凉的空气中。在我的坠落的全过程中，马尔泰·罗沙，感觉不快，有一种孩子气的撅着嘴的表情。我也许说了我很抱歉，我不懂，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样事情。她好像并不在听我的道歉，如同从一辆拖车或从一种累赘中解脱自己，她以一个无可挽回的而且不雅的动作离开了。
“要赶快把这一切都忘了。在这个套房里什么也没有发生。我们说好了，是吧，保尔？”
我们是的。马尔泰·罗沙已克服了短暂的失望，而且也忘了这个不满足的堕落，转到另一件事。重新穿好，重新调节，她再次披上了职业的甲胄。
“对这个套房你决定了什么？你租它么？”
一边提起我倒霉的裤子，我回答说对，我要租它，一边想到我不管怎么还得一段时间才能平静地穿过这个客厅，并从记忆中驱散对我笨拙举动的回忆。
我们在楼下握手告别。她以坚定的步子返回代理处。我在门廊上呆立着停了一会儿，看着人们在人行道上来来往往。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想到从此以后，我将住在叹息街。
《一个法国人的一生》 第二部分惟一的生存理由（4）
就是在这个地址，几个月之后，诞生了Round up，我和这个套房的几个合租者一起建立的异想天开而有弹性的节奏布鲁斯音乐组合。这个音乐实体，以其各种不同的形态，存在了五年，最繁荣的时期曾达到九个成员。我是这个团体中惟一的一个过着差不多正常的生活的成员： 我每天在早上起床，黑夜降临，我就睡觉，我差不多按时吃饭，而且和我的同类维持着可以说是易于交往的关系。我的同伴们可能具有这些特点中的一种或几种，但是从来没有能够达到它们的全部。
在经历了一个非常短的学徒时期之后，Round up——以四个处于初学者状态的乐手为基本核心——决定致力于征服俱乐部和私人晚会。我们提供一个少得可怜的节目单，基本上是三和弦表演的片断，我们对视唱的无知和技术上的不足，不允许我们去接触那些和声老到的什么奥蒂斯·雷丁、斯蒂威·温德的作品，更不能去碰什么科蒂斯·梅菲尔德。我们那时是——而且直到最后也还是——拙劣的手指僵硬的乐手，完全没有起码的天赋，但具有猛兽的胆量。我们对任何人都不亏欠什么。对于我们，音乐是一种高层次的颠覆活动，是以其他手段继续进行的革命。因此，在排练的过程中，更经常存在的是政治的问题而非音乐的问题，而且，我们是在辩驳和折磨那著名的“体系”中，而不是在遵从什么节拍和旋律中感受更多的快乐。这些并没有阻挡我们在那些平庸的俱乐部和善良的，或者至少是足够不顾危险——非常真实的——敢于把我们引入他们家中的个人家里，进行各方面的表演。
就是这样，有人推荐我们去为一个婚礼的晚会助兴，或说我们被期望表演几个小片段，与录制的唱片音乐交替轮换。尽管蔑视婚姻制度，我们还是约定要很好地克制自己，闭口不谈我们不可调和的观点，可是这却没有把马蒂亚斯算在内，这个吓人的萨克斯管演奏员，使某个福斯托·巴贝迪（Fausto Papetti）感染水肿病的灵感和最“自由”的先锋派不可控制的狂热结盟，是自发的功夫派毛主义者，极端的持不同政见者，视一切温柔的冲动为“神经官能症的投降”。在他的世界里，男人只能在某些气候宜人的季节里接近女人，在田间劳作的时刻，为了在收获期间帮助她们。不同的性别绝不是为了繁殖而存在，而仅仅是为了合作于建设无产阶级专政，这个专政显然对于军事艺术的实践和塞尔玛（Selmer）牌萨克斯管的使用是宽厚的。以他瘦削的身材迸射出的洪亮声音，他奇特的中分且有刘海的发型，他经常性的空手道（Katas）强迫症，马蒂亚斯有时给人一种聚集了从不同大陆收集来的不协调因素的印象。
在这个晚上，当一个来客手拿话筒介绍了我们，并且宣布了Round up的第一个节目时，他无法想像他刚刚释放出的这个怀有敌意的力量能有多么严重。甚至还没等我们拨响第一个音符，马蒂亚斯走近话筒，举起拳头吼道：“婚姻是两性关系中最具欺骗性的形式；这就是为什么它享有纯洁道德心的赞美！尼采。” 接着出现的是苍白的寂静，我们企图以舒缓地弹奏一支“米拉西”的布鲁斯乐曲来驱散它。人群不很记仇。我们得到了不应得的鼓掌。在唱片更合情合理的音乐接过了接力棒期间，客人们甚至来与我们攀谈，和我们喝一杯。这是一些可爱的人，聚在一起为了共同度过一个令人愉快的时刻，祝福一对刚刚投入生活的夫妇好运。他们向我们提出一些与这个场合适应的问题： 我们在生活中以何为业？我们在一起演出有多久了？这个Round up的名字从何而来？怎么解释这个问题呢，这个名字事实上只不过是一个除草剂的商标，它在好几个月的时间里——在“安捷尔索勒”之前——悄悄地赖在我的发狂的大脑里。
在我们开始第二个小节的时刻，马蒂亚斯，我们从未见过他如此细瘦而如此具有进攻性，又一次抢占了话筒：“婚姻是卖淫合法的形式，是对合乎道德的拉皮条经过公证的协议……”这一次，马蒂亚斯没来得及把他的引语进行到底。那位新娘的父亲，五十多岁，反应敏捷，上半身挤塞在一件过于合身的西装里，登上舞台，从他那儿夺走了话筒。自觉是言论自由受到伤害的牺牲品，马蒂亚斯使自己陷入可笑的战争，给他认定的进攻者一记“回旋踢”（mawashigeri），或者甚至还加上一个“大外割”（osotogari）的惩罚。可以说我们的主人是朝着舞台深处飞出，直到最后崩溃在打击乐器组成的墙下。接着发生的是一场群众运动，人人有份。每个人都选择了自己的阵营，站在一个想像的，被认为是在善与恶，反对派和公众力量，幸福的人和那些准备创造绝妙传奇的人之间划出了边界的这一边或那一边。在混战中，我们得到的拳脚远远超出我们能够给予别人的，直到如同异己之物一样被排除，被砸来的椅子赶出一个到此前为止本来祥和的晚会。
“是不是鬼抓住你了，让你搞这套该死的把戏？”我们中受害最轻的一个说。
鼻子和上嘴唇肿胀，牙齿全都是血，马蒂亚斯回答说：
“其皮亚的。”
“什么？”
“他说这是必要的。”
“是这样，好吧，我同意。那么你能告诉我们，现在我们怎么才能去把我们的器材取回来吗？”
过了好几天，而且由好心的中间人插手调停，才得以见到我们的财产，而在此期间，它们遭受了严酷的报复： 吉他弦断成几截，扩音机和键盘输送线被切断，大鼓和长鼓的皮都被撕开。
1968年过去了三年，我们头脑中还充满了那场运动桀骜不驯的力量，而没有看到那个蒙特布迪夫的本地人已经重新让这个国家恢复了习惯，让民众重新开始工作。
在这些年里，在一个乔治·蓬皮杜，一个夏邦代尔马或皮埃尔·麦斯梅尔的法国与一个马蒂亚斯——抨击之王、小红书和功夫之王——的打短工的世界之间能有什么共同的东西呢？而且我们，我们全体，与这位出身于银行的总统，一个波尔多市长或一个法国海外省的前总督能分享什么？当我们1974年末或1975年初在传奇的“蓝调之音”进行一个短暂而丢人的晚会时，那种荒唐，也许以某种方式，标志了Round up 的末日。
必须想像一下那时在我们眼里，“蓝调之音”代表什么。是一种认可，是我们全部学徒岁月的完成。我们终于要到只由黑人出入的顶级黑人夜总会去表演黑人音乐了。我们终于要达到目标了。这个雇用合同我们得归功于埃克托尔，我们的三个吉他手之一，也是糟糕的独唱者和真正狂热的疯子。即时性神经痛病人，疑病患者的光辉典型，埃克托尔每天都被一种不同的剧烈疼痛所袭击，对此他总是给我们详细描述其症状，而且还告诉我们他再活三五年的微茫可能。奇怪的是，这些病痛从不并发，因为根据一个不改变规律的魔法，每天早上，新的一个赶走了其前任。当我们请他注意这种现象的不合常情，他总是很气愤，而且又一次阐发一通模糊政治学的论断，根据这一学说，自由的病人必须走出“不知情”状态，以便把他的身体掌握在自己手中，并且质疑那种官僚体制的不合理特权。他说，自然的躯体，必须效法社会的躯体： 处于永久的反抗。至少有一次在音乐会上，而且在每一次的排练中，埃克托尔抱着两肋、胸脯或者肚子，满脸苦相地放下他的吉他，脚步踉跄地走开，到后台去消磨他的疼痛。有时，他甚至都不去浪费力气走开，而是就在原地，在我们眼前瘫软跪倒，如此提供不断重复的戏剧性场面，以他接二连三的临终挣扎让人疲倦。仿效那些身上弹洞无数，还数百米地拖着他们骨架的拙劣演员，他没完没了地死去。
《一个法国人的一生》 第二部分惟一的生存理由（5）
很久以后我曾问自己，埃克托尔是否利用这种疼痛来诱骗蓝调的老板，把他们控制在一场很难应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