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从来不抱怨他的身体状况。相反，他总是不失时机地用一件自从四年前成了他心病的事情来让我烦心：
“你想过没有，我怕是除了在照片上以外，从未看见过托雷莫里诺斯的那个套间就会死了？”
那个托雷莫里诺斯的套间。一个要追溯到1971年的往事。那一年，在他年轻的合伙人——他的汽车行的那位——的建议下，我父亲在西班牙的托雷莫里诺斯，位于那个半岛最南端的海水浴场，离直布罗陀海峡两百米的地方，买了一个小套间。一个有远见的投资，一个上等投资，在合同签字前的几个月里他总是在重复这些话。他是在图纸上买得这房产的，还配有一个给他十年期回报的保证条款。这个定期利润的规则相当简单： 您一次性投入一笔资金，开发商建造房屋而且保留在十年里每年出租您的财产十一个月为其营利的权力，作为补偿，他保证每一年给您支付您先期投资的百分之十。因此，根据合同，您就拥有了一个没花您钱的套间。我父亲似乎对这种财产蒙太奇的巧妙非常感兴趣，一种巫术的神奇技巧，公平交易的精华。他徒然地反反复复从各个角度考虑这个交易，从中没有找到任何缺陷，任何不完满，各方的利益都得到了不可否认的保护。我没有分享我父亲的热情，而且我甚至差一点就要让这个交易破产。
为了财产继承的缘故，他决定把这个套间放在我的名下，这就使我处在几乎不可忍受的位置。我怎么能够一边鼓励用塑料炸弹炸毁领事馆，示威反对执行绞刑，与最极端的反佛朗哥势利往来，而在同时，却“投资”伊比利亚不动产，名副其实的生金蛋母鸡，“一百零二万一千五百五十比索”原文为西班牙文。代表其总金额，直接建筑在这个荒诞的阳光海岸上的罗望子树1栋、196号的八十八平米套间？父亲徒然地给我解释，说这里边有一个计算方面的简单计谋，还说在心底里，他也不反对我的迟疑，我就是做不到对他的理由让步。我不明白，为什么他能如此轻易地放弃了重要的原则而看重自己个人的蝇头小利。在长时间的家庭论战中，母亲巧妙地利用父亲的健康状态这张牌，来给我施加压力，我决定把自己的名字借给这个我什么时候都觉得是个糟糕行动的交易。
各种文件签字的那一天，我觉得，我的灵魂不比浮士德的灵魂更多值一个比索。伊比利科房地产公司的代表把我当作这个条例的恩人来对待。条约的每一页都这样开始：“国际建筑投资公司与保尔·布利科先生，法国公民，已成年，学生，出生并定居在图卢兹，现住叹息街宅邸。”原文为西班牙文。 公司代表埃尔·桑诺尔·沛那·斐南德兹沛那，是伊比利亚开发商和伪君子的漫画式形象。头发用美发油紧紧地贴向后面，长方形的玳瑁眼镜，人们完全可以想像，他充当一个路边小客栈里的膳食总管的角色会和在宪警队掌管一个监察和情报部门一样的合适。在我给最后几页文件的原件画押期间，他和我说到，稍后将要由一个叫阿方索·德·莫拉尔伊德·露那的，事务所的首席书记员寄给我复印件。只是在这时，我才在整个合同的最后一页，发现了由伊比利科公司选定为这项交易担保的公证人的名字和联系地址： 卡罗斯·阿里亚斯·纳瓦罗，桑佐尔热将军街，马德里。阿里亚斯·纳瓦罗。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在做生意，而且差不多是在和佛朗哥最有势力的部长之一做生意。
我从来没有敢和任何人谈起这件事，直到它在1981年，以一种最为荒诞不经的方式结束，它一直压在我的身上就像是一段附敌分子的历史。在这种情况下，父亲当然可以周而复始地哀悼这个他将永远见不到的远方投资，叹息它不可接近的白沙海岸，他反反复复地哀叹在我这里从来找不到一点儿同情的表现可以使他得到安慰。因为，在这个1975年的夏末，我主要关心的是寻找一个职位，一份平静的工作，没有太多的牵扯，起到过渡作用，使我得以在一两年里养活自己。是安娜成了我的施恩者，和她的父亲谈起了我。他正好在找一个人可以接替他的一个将要退休的体育采访记者。让·维朗德勒很快就在他位于尤·盖达街的办公室里接见了我。那是一个亮堂堂的蚕茧，铺着金色木地板，外加一间装饰十分有气魄的小客厅。《体育画报》是一份全国性周刊，每周一出版，主要关注足球和橄榄球。由于一点运气，让·维朗德勒从它的创始人，自从1937年起就是业主的埃米尔·德·瓦隆的手里买下了这份报刊。玉米黄的纸张，柏林人的开本，《体育画报》是什么都无法影响它的出版物之一，无论是战争，繁荣，还是进步，新的一代一代的人们在那里看到的总是前人留下的老样子。人们可以把它放在床头柜上，离家旅行十年，然后，在回来的时候，再拿起来继续接着看。在《体育画报》里面，除了那些比赛结果，一切都从不改变。
“您熟悉体育运动？”
“足球，不过尤其是橄榄球。”
《一个法国人的一生》 第二部分一个女人总是失去部分的自己（5）
“您玩过橄榄球？”
“两种都玩过。”
“实际上，我并不真的需要一个专家，更多是需要一种什么都接触一点儿的人。某个能够在每个星期日，到体育场飞快地写一篇报道，然后回到办公室，记下来各地驻地记者给我们发来的比赛结果，而且还要修改他们的稿件。说到了修改……您曾给报纸或是杂志写过什么吗？”
“从来没有。”
“您觉得您能够干这个吗？”
“说实话，我不知道。”
“社会学家，是吗？”
“是吧。”
“和体育没有任何关系。”
“是没有任何关系。”
“我女儿让我确信您是一个聪明的人，那么我们先一起试一段吧。星期日上午您来这里，部门主管会给您解释您的工作，而且会给您安排一场下午要进行的比赛。我们呢，星期一中午在这儿再见。您的姓，是布洛克？”
“是布利科。”
让·维朗德勒每天至少在报社度过两个小时。他酷爱这个报社的氛围，它好像是在气垫上，可以不表示反对地吸收一切震动，吸收一切外部环境对神经的刺激。当时买下这个刊名时，他完全不懂新闻，不懂它的规则、法律或是周期性。不过，他爱体育，而且更爱与体育有关的闲话。队员们之间的小纠纷，有关转会的流言，对教练员的威胁，秘密工薪，兴奋剂事件，围着明星转悠的姑娘，还有那些俱乐部经理，他们在本笃会修士的神色下，过着一种在快艇俱乐部和法拉利之间放荡不羁的生活。维朗德勒并不属于这个肌肉发达和富有的小世界，但是他很喜欢，当他高兴的时候，通过他办公室的舷窗去观察它。不管怎么说，这使他得以从他的建造游泳池的事业的刻板琐事中变换一下。
“您和我的女儿很熟？”
“还行。”
“好像格雷古瓦不在的时候，是您到处陪着她？”
“差不多是这样。”
“您觉得格雷古瓦怎么样？”
“一个冬天玩滑雪夏天玩帆板的人。”
“哈！哈！这太让我高兴了。一点不差。一个真正的白痴，就是这样。”
离开《体育画报》社的时候，我有一种已经赢了的感觉。我还没有和让·维朗德勒谈及我的实际工资，不过，只是为了听到一个老板对我的敌手发布这样的宣判，我已经准备不计报酬地工作了。
那个星期天，我一大清早就到了报社，带着一种尽管根本不知道跳伞的起码常识，却又必须在不到十小时内独自投身于这项操作的人的心情。五年的大学没有为我做准备去应对这种特殊场合，对那些定理的知识，诸如“人类社会所顺从的政治体制总是这个社会内部存在的经济体制的表现”（克鲁泡特金），在解读越位犯规或者描述利落的铲球时也不能帮我。
部门负责人路易·拉加什是一个很有教养的人，对他的部下很尊敬地以“您”相称，把他们都叫做“朋友”，而且还一点儿也不做作地使用大量考究的词语，与人们能够习惯于职业工作中通用语言的看法很不协调。
“那么，您就是我们社长介绍来的那位。欢迎入会，朋友。我希望您会是我们大家期待的那个珠贝。”
“珠贝是什么？”
“一种产珠的牡蛎，朋友，一种珠母。”
我没敢问他珠母的含义是什么。在第一次执行任务之前，我有太多紧急的东西要学习。但是，这个期限的接近似乎远在路易·拉加什的心思之外，他不停地表达一些一般性观点和无关紧要的评论。
“不要担心，朋友。我们过一会儿再来解决那些细小的操作性问题。此外，好朋友，不要忘了我们是为《体育画报》工作，而在《体育画报》中有这个词……”
“……体育……？”
“不，朋友，不是。是画报。千万别忘了那些像我们这类杂志的读者喜欢的是什么，是记录胜利的图像，表现努力的照片，展示功勋的彩画。所有那些围着这些图片转悠的小块文字，从来只不过是负责编织传奇的卑微诗文。我说的够明白吗？”
拉加什有一种总是运用特别细腻的形象来谈论简单事情的才能，而且永远给人一种超然于体育记者的日常琐事之上的印象。在那之后，我将会明白，在这种表面的漫不经心背后，工作着一位能够挽救令人绝望的局面的高明老手，而且能够详细地描述一些他承担了任务但从未到场的比赛。某一天，当我问他从哪儿得来如此的才干时，他的回答仿佛笛声一样飘扬：
“那整个小世界是这样地可以预知，朋友。那些场面的重复和巴黎剧场里上演的通俗喜剧的规则一样。人们走了，来了，进去，出来，门砰砰地关上，情人从壁橱出来。而且，您看，我不信这种一成不变的套路是体育界的专利。在所有的社会职业领域，都能发现这种喜旧厌新的倾向。我相信的是，朋友，一个人，即使肌肉发达，也毕竟还是一个渺小先生。”
拉加什是编辑部里惟一的一个以这种如此超然的态度观察这个世界的人。社里的大多数其他记者都紧张地体验这个体能市场的起伏波动，试图预见并且分析它的进程。足球方面的专家，比其他人已远是懒汉，还以宗教的狂热进行最不可能的统计，在每一场比赛后，记录球员的表现，并且不停地讨论，以求在推出由11名本周最有价值的职业选手组成的“每周球队”的名单上达成一致。
《一个法国人的一生》 第二部分一个女人总是失去部分的自己（6）
体育记者，甚至一般意义上的记者职业，在我的家里从来没有好的声誉。我永远记得，当我向他宣布在五年大学之后，我已决定当一段时间采访记者的时候，我父亲那满是懊丧的表情。抹了抹眼皮，真诚地感到失望，他低声埋怨道：“我还是宁愿你去干警察。”
两个星期的学徒结束，让·维朗德勒给我签了一份工作合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