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时间以来，在让·维朗德勒的头脑里，我真的成了“一个有眼光的人”，一种生性就能够辨别良莠的视觉导师。那些大大激怒女儿的照片完全地征服了父亲，使他对两棵大树或是三颗湿润的石块的图片大加佩服。
“这个周末我们要更换字体样本。您更偏向哪一种？卡拉蒙，泰姆士，或是布多尼？”
“或许是泰姆士。”
“我早已料定了。我知道您会选择泰姆士的。”
他立即拿起他的电话话筒，打电话给技术部经理，向他宣布从此之后报纸全用泰姆士字体印制。
“总之，安娜过得怎么样？”
“还好。”
“她没有总是用她的学徒税或者鼓励出口的案卷之类的故事烦您吗？要知道她打拼得不错。她还是真的让营业额提高了不少。您呢？”
“什么，我？”
“您过得好吗？我发现您脸上有那么一点什么。疲倦的神色。您知道，像所有的不声不响地做自己事情的家伙一样。哈哈！”
“还好。”
“说正经的，保尔，我也许会有一点东西给您。一个大规模的工作，有趣的。”
“在这儿，在报社？”
“不，在巴黎。一个编辑朋友计划要出版一本有关树的漂亮的书，一种，我相信非常不同寻常的东西，一页一个树种，豪华的，所有这些，您明白它的种类了。我跟他说到了您的作品，而且这事真的好像很有意思。您给他打电话他会很高兴。”
“您真是太好了。如果我开始因为我的照片而走出去，这真多亏了您。”
“安娜觉得您的作品怎么样？”
“您知道……”
“我发现她越来越像她母亲……”
我被认为有眼光，而我也有耳力。这个评价，我可以肯定，绝对不是一个赞美。已经有好几次，我注意到了让·维朗德勒有关他妻子的某些看法的酸味。它们似乎是出自一个失望的、被抛弃的男人，透露着一种说不清的怨恨或是弥漫的失意。在她那一边，马蒂娜·维朗德勒总还是那样富于诱惑力。时间、年岁什么也没有带走，她的躯体和皮肤还是不断地吸引男人的目光。我自己有时候也遭受对我岳母的欲望的突然发作，鸡奸者女婿鬼鬼祟祟的幻觉在我的实验室的昏暗不明中折磨着我。
“今晚和安娜来吃晚饭吧，这会让我很高兴。”
对我来说没有任何怀疑，马蒂娜·维朗德勒有一个情人，某一个住院实习医生或是一个年轻的造型师，她时不时地和他一起使自己度过危机。我还很不幸地在她诊所的办公室撞到过一次，即使并不是完全清楚，也完全是一种没有职业气氛的场景。一种湿润的空气，过于玫瑰色的面颊，一种触摸得到的尴尬，一种被打断了的亲密，一切都使人相信那里刚刚发生过或是将要发生什么。马蒂娜·维朗德勒越是很快就把局面控制在手里，她的伙伴，就越是有一种孩子似的慌乱，从我们中间像是一条鳟鱼一样溜了过去。但是在他跨过门槛之前，我还是有余暇注意到他某个部位的紧张度。此时我岳母死死地盯着我，在她绝美的眼睛里我能够发现一种敌意和记恨的丝缕。这种致人受伤的微妙神情，毫无疑问她的丈夫早在我之前就发现了。也许，甚至是每天晚上他都不得不忍受它们？
这个女人有一种权势和非同寻常的生命活力。一种狂怒的个人主义，一种不可抑制的强加于人的欲望，使她能够以一种有时融合了冷漠和无动于衷的冷静经历任何难以对付的局面。一个晚上我们在她家吃晚饭，她回来得迟了，一边发出愤怒的连珠炮：
“我真是很抱歉，但是我在诊所出了点事。我没了一个女病人。”
“这没了是怎么回事？”
“让，你是故意啊，还是怎么？没了，总之！没了，没了！”
“你是想说她死了？”
“对了！她死了！”
“发生了什么事呢？”
“这个蠢货是来让我们给她作乳房复位的。我给她手术，一切进行正常，直到她出现了心脏纤维性颤动。麻醉师吓坏了，叫了心脏科医生，等到一个人上来，她已经出现心脏停搏。怎么也没能把她救活，没办法。”
“然后怎么样？”
“然后我接待了家属，向他们通报这些。其他所有人都溜走了，很自然。那个丈夫不明白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当然啦，而且他向我提出了许多疑问。我把他拉到一边，四只眼睛相对，我对他说： 如果有一个心脏病太太，先生，得尽力劝住她不要去重造乳房！这一点就够了。”
“那他说什么，这人？”
《一个法国人的一生》 第三部分现代化的隐约意愿（2）
“你想让他说什么？他开始哭了起来。无论如何我希望这事最后别闹到法院去。因为那样的话，我跟你说，保险公司会趁机大大地提高我们的保险费。”
我心里想说有一天会有某个人杀死这个女人。但是最让我痛苦的却是让·维朗德勒的那句话，它不断地在我的头脑里回旋：“我发现她越来越像她母亲。”
安娜尤其是像她的时代： 蛮横无理，贪婪，渴望拥有，获得，渴望显示，而尤其是渴望揭示历史已经完全终结。远在福山（Fukuyama）之前，我妻子就已发展了这个理论，把世界简化为一种接近临界的质量，它仅仅能够调节货币流通和获取额外的利益。在这个八十年代，除非是死人才能没有野心。金钱有一种厕用除臭剂的刺鼻和难闻的气味。所有这种气味引起的不适，就是为了要求不因为其他臭味而厌恶。而且还要求压倒它。迅速地被商业社会的温软现实所征服，热切的补助领取者，迫切地想与他们的老师平等的学生，那些社会党人和他们的朋友们开始参与到工业领域的褶皱，渗透到银行界的内衬，溜进权力部门的毛皮。征兆是不骗人的，我妻子最终在这些人那里找到了某些长处。他们不是选择了法比尤斯作为总理，而且成功地从政府中排除了共产党员吗？“法国渐渐地重新有点人样了”，我岳母傲慢地说。这就是我的国家和我与之分享生活的家庭。
母亲慢慢地成了一个老妇人。她还继续在修改，还在纠正那些各种各样的作者们由于无知或者粗心而对语言的滥用。总是有一颗向左之心的她不理解我对社会党人的保留态度。在我还不知道的情况下，她已培养起了对弗朗索瓦·密特朗的极大热情，一种将变得具有毁灭性的热情。
他叫路易·斯皮里顿——和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第一个马拉松冠军一样，领导着巴黎一家重要出版社的“艺术类”图书部。看着他在狭窄的走廊里穿行，简直可以说他是在气垫船上。他向作者们打招呼，也和那些印制者、书商或是发行人打招呼一样，都有一种特别的泰然和非常的温和。人们只可能与斯皮里顿保持一种很有教养的关系。他属于这样的一种人，生就为了消弭性格的不平等，缩小品行差距和消灭各种冲突。他和我岳父的友情很真实，我也应该在他的办公室受到热情的接待。只有一件事让我惊讶： 斯皮里顿打听我岳母魅力的持之以恒。
“她总还是那么迷人吗？一个美貌惊人的女人，不是吗？您想想，我在她刚刚结束医科学习的那个年代就认识她了。我们那时很年轻。”
在每一个句子结尾，斯皮里顿都有一下停顿，那个静止可以有许多种解释。但是他飘移的目光，他浅淡的微笑，他词语的极度腼腆都让我想到，他曾有一天，分享过我岳母的个人隐秘。以一个奇怪的动作，好像人们赶走夏天的苍蝇那样，斯皮里顿从过去摆脱出来，跟我谈起他目前的挂念： 他有关植物的著作。
“我有两本书在计划中： 第一种，可以题名为《法国树种》，将是我们国家的主要树种的豪华本清点。第二个，《世界树种》，还是依照同样的原则，但这回范围是整个地球。这些著作的全部魅力，当然，在于它的加工处理，在于出色的图片。我希望每一棵树都能以一种同样的精心，像从前那些演员们，在阿尔古（Harcourt）工作室里那样被表现，您明白我想说的了吗？那种光线，选取拍摄角度和视野的重要性。我看过您的作品，您就是我正想寻找的人。大多数摄影师会在千分之一秒拍摄活动中的图像。相反，很少有人有兴趣或是有能力拍摄出静物的美。”
“谁选择那些树呢？”
“是您。这是一项很艰巨的搜寻工作。需要探测，旅行。而且您还必须得和季节周旋，与常绿树与落叶树的丰富变化周旋。当您在做一个树种时，好几天里，您不得不寻觅那个与众不同的样本，那一个，直到它最终突然出现在您面前，成为一个明确的事实。每一次，您必须找到那棵树，只有它，代表了并超越了整个森林。而且，当您终于接触到了这个稀有珍珠，环境又必须足够开阔，以便我们的奇观从中得到衬托。这是一件耗费时间的工作，需要耐心和苛求。您对此有何想法呢？”
没有什么能比这更加诱惑我了。这个主意与我的雄心一拍即合，在我看来简直完全不像是真的。拿着报酬就为了观看这个世界并欣赏它。不和任何人说话。生活在树林深处。了解树木和土地。忘记时间的钟摆，只是追随它的足迹徘徊。而且总是让每一个画面充满所有这些细微的东西，它们是看不见的，但又是实实在在地在那儿，并超越那围绕在我们身边的美。他还在跟我说话，而我已经到了一棵我熟悉的雪松底下，在选择背景，考虑光线。
“……对这两本书，编辑立场必须是清晰而且不变的： 一树一页，全景，自然环境。不要特技，不要闪光灯。要好好理解我说的，布利科先生，在这个计划中，不止有一个商业的企图。我希望，打开这本书或是这两本书，每个人都会被一种说不清的感情捉住，一种可以追溯到很远很远的东西，而且它会激活这种我们今天已经遗忘了的、把我们和植物世界结合起来的联系。您明白我要和您说的么？”
生活给了我一份极好的礼物： 一年的工薪是为了安静地生活在树木中间。若无其事间，我达到了我的目标： 从事职业活动而不受作息时间表的拘束，无需接受指令，也更不用去发出指令。一回到家，我急切地要投入工作，决定购买一个6×6的哈苏照相机以完善我的摄影装备，它将补齐我父亲给我留下的性能非常好的器械： 一个拍大尺寸的卢莱弗来克斯照相机，两个有20、35、50、105毫米镜头的尼康F型照相机，还有一个徕兹的照相放大器。
安娜显得非常热情，尽管她向我坦言，不明白是什么原因能够合乎情理地让一个编辑投入这样的，在她看来，甚至还未等第一张底片冲洗出来就注定要遭遇商业失败的冒险。
“我真为你高兴。不过，这件事绝对靠不住也是合理的。一个如此不严谨的方案，照你跟我说的，完全依赖一种模糊的感情和直觉，在一个银行家手里经不住两秒钟推敲。你在现实世界中将拿不到一分钱。”
安娜叫做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