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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娜叫做现实世界的，也就是商业社会，一个由深思熟虑、负责任的人们掌管的自负而成熟的世界，以小勺招募而以大桶解雇，狡猾地把工作变成了和钴一样稀有的东西，并因此以侮辱性的卑躬屈膝的体操训练一代代的人们。
我在绿色和平组织事件爆发的前几天开始了自己的工作。在树和树之间疾走，我也通过汽车的收音机追随着这些海底凶杀的曲折情节，一小撮受到共和国委任的潜水员，在世界另一端致力于敲诈，目的是满足某些狂热的社会党人的自我。
幸运的是，还有我的树存在。可以说它们一直就在等待着我。它们有一些好像自愿地与其他的保持一定的距离，以使我能够因此有一个好的视角，很容易把它们单独地锁入取景框。自然中也充满了哗众取宠和装模作样的标本。只要在树林边或是在谷地中心的几次散步就可以确定它们的所在。那么接着就是傍晚时返回来，当光线西斜，而且开始镀上一层金色时，或者相反，在大清早，当自然好像还在将明与未明中徘徊的时候。一种接着一种，一周接着一周，我渐渐地装满了我的植物图集。我开车跑遍了这个国家，为了寻找垂柳，雪松，悬铃木，榆树，木兰，橡树，栗树，榛子，山毛榉，桑树，紫杉，五针松，冷杉，杨树，棕榈，梨树，椴树，橄榄树，桃树，樱桃树，金合欢。
《一个法国人的一生》 第三部分现代化的隐约意愿（3）
正如斯皮里顿曾以一种颇有预感的语气和我说的那样，这些树中总是有一个，仅仅它一个，体现了它的种类的全部尊严与特性，“像一个明确的事实一样出现，而且使森林黯然失色”。我只要安置好我的三角架，把哈苏照相机对准了它，等着最佳时刻到来就足够了。对我来说，事情经常就是这样进行的。接近正午时分确定了要拍的树，我就在它旁边扎营直到傍晚柔和的光线来临。我们有某种让我们彼此间互相习惯的时间。无疑它羡慕我的移动性，而我则钦佩那使它能够几个世纪扎根于此的耐力和恒心。那些最固执的——橄榄树、冷杉、山毛榉、栗树和紫杉，已轻松地活过了数千年。在洛克布罕卡普马尔丹，在阿尔卑斯滨海省，还有在离我家一步之遥的上加龙省，都有两千岁的老橄榄树。一千六百年的紫杉永远生长在科雷兹和卡尔瓦多斯省。一千五百年的栗树在菲尼斯太尔省。而在瓦尔省，上千年的木栓槠数不胜数。
在这长久的等待中我常对自己说，这些树在某处一定有一种记忆，当然和我们的不同，但是也能以它们的意志记录历史，记录远处城市里那种饶舌的波频。我一点儿都不怀疑，它们也拥有与我们为此自吹的同样微妙的智力。像我们一样，它们也有在一无所有的基础上建造自己命运的使命，由于机运和某种必然性的综合，一颗被风或者是鸟带来的种子，接着，是让自己接受土壤的盐分和雨水。
如同不停地忙乱的蚂蚁，我们为了寻觅一个位置而在这个世界上东奔西跑。那些树必定完全不能理解我们这个物种。好斗而平均寿命有限的小型哺乳动物，我们不停地作战，然后别无选择地倒在它们的脚下，却从来不能在任何地方扎根。我们似乎也从来不会从我们的错误中汲取任何持久的教益。即使我们能够发明许多充气饮料和无绳电话。
在大树下的沉思对我没有任何的好处。随着执著的频繁造访，差不多说起了它们的语言，我想从此以后，我在拍摄人类时将会遇到极大的困难。当风在林中吹起，仿佛是突然间，一种秋分时节的潮汐在林间拍打，大海的鼾声就在近旁。我能够好几个小时地留在这个合唱团旁边，以倾听幽灵的依稀声响。
哈苏照相机拍出奢华的图像，带有一种格外的冲击力。6×6的确是一个具有王者气派的规格，而这个瑞典品牌也真是值得被美国航空航天局选中，为他们第一次登陆月球的宇航员在那里拍摄照片。数以百计的照片堆在盒子里，我训练有素的眼睛可以毫不困难地推测出每一棵树的个性。有一些以轻率的态度对待一切，准备为吹来的第一阵风起舞。那些庄严朴素的，习惯于贫瘠的土地，也不引人注意。那些坚忍不拔的，是真正坚固的植物城堡，楔入土地直至荣耀之死。那些富裕的，肥沃土地的孩子，青翠浓郁，炫耀其华美的皮毛。爱做梦的，身躯消瘦，不甚在意这个世界，脑袋总是朝着天空。那些焦虑的，受苦的，愁肠百结，缠绕着它们数百年的怀疑。那些具有贵族气派的，笔直如同字母I，略有一点轻蔑，还有微妙的傲慢。那些慷慨的，不假思索地送出它们的枝叶和阴凉。那些辛苦劳动的，排成行，忙碌着，毫不松懈地清扫地面。我可以数小时地在实验室里度过，而且抵抗不住这种种族主义的游戏，给这些植物指派千百种性格。但是，在我拍摄的全部镜头中间，有两张照片始终无法说明其特性，两个夺人心魄的形象，毫无例外地搅扰一切看到它的人们。我永远也不能说出为什么，但是，只要你刚把这照片拿在手上，你就会感觉它们显然是有生命的，是这些树在看着你，而不是相反。
第一张是在黑山南部拍摄的，在马扎梅和卡尔卡松之间。那是一个冬天的傍晚。薄雾漂浮在盖着一层清雪的地面上。但是，离地面一公尺的地方，空气是清澈透明的，一种难以置信的明亮。在山丘的顶上，远离森林，俯视那天隐藏在白雪下的平原，这棵南洋杉，原产智利的球果植物，类似一种有鳞片的冷杉，有着像巨大的枝形吊灯一样向上延伸的枝干。简直可以说是在雾中飘动的一只绿色的古诺曼人的龙头船，是在世界前哨的瞭望水手。它同时象征了孤独与流放。我们面对面地停留了一阵儿。而在整个这次相会过程中，我隐约地感觉到，我的出现打扰了它，我是一个僭越者。况且，透过镜头死死地盯着我，它也不加保留地让我知道了它的感情。这种不舒服，照片已忠实记录了下来。不管是谁观察这形象，都能够清楚地读出这棵南洋杉的思想：“这儿没你什么事。”
第二张非常不同。我是在一个非常猛烈的暴雨天，在朗德森林的一块林间空地上拍摄到它的。一阵阵的狂风以超过一百公里的时速从海上吹来。因为天气，我没有打算拍照片，只是想为第二天的拍摄确定一下目标。就在这时我发现了它。巨大的松树独立于一个宽阔的走廊地带，狂风以雪崩似的威力席卷着它。这是一个比所有它的同属都高出好几头的巨人。在暴风中，它向四面八方挣扎，好像是在努力逃避无形的火焰。可以听到喀嚓的声音和如同风中振荡的弓箭似的呼啸。在森林的前哨，它给人是在进行一场与暴风雨的孤独战斗的印象，试图独自消损敌手的锐气，削弱它，以保护树林不受损害。意识到自己再也不可能遇到同样的情景，拍到这样的殊死搏斗的画面，我准备好器械，拍下了这张照片。这个画面的确有一种非常令人晕眩的东西，非常令人惊愕。从根到梢，那树在挣扎，拼命支撑，以腹部抓紧地面。在它的忍受中体现了人们可能想像到的对要活下去的狂热的一种执著的、有时是抽象的意念。第二天，我回到那片林地去拍摄其他的照片。那巨大的松树倒在地上，连根拔起，被打败了。
1985年夏天，在一个胆怯的社会民主党人洛朗·法比尤斯内阁的政府治下开始，《法国树种》在雅克·希拉克被任命为总理的两个月后最终完成。由于左右共治，这个国家和它懦弱的Diafoirus莫里哀戏剧《没病找病》中人物。的巨大舰队已经具有一种新的固执念头，使他们得以把这小块患湿疹的地方抓出血来。在这个转型的华尔兹中，过去的保守派又重新回到至此为止一度被改革派借走的权力通道。至于共和国总统，无动于衷的莫尔旺法老，他在卢浮宫监管他高傲的金字塔的建造。
可以说《法国树种》获得的成功排斥了一切转弯抹角的曲言法。那本书上了当年畅销书的排行榜，在书店和媒体均受到追捧。电视，电台，报纸，所有的人都众口一词地赞美这部作品。每一个媒体都依据自己的口味和自己的读者群，从这本书发现了使自己热血沸腾之处。最大众化的强调“照片的美丽与庄重”；其他人，最偏好政治的注意到“敏锐的道德感和一种真正的生态事业的抱负”，而流行艺术周刊则分析“一种发展到其极致的构思令人着迷的简朴，没有向戏剧性画面或者唯美技巧让步”。自从它问世，路易·斯皮里顿就高兴得如在云中。他陪伴我出席每一次我被邀请参加的广播和电视节目。每一次，当人们问我从哪儿得来这样一个朴素而美好的想法时，我总是不忘了指出我只是一个方案的具体执行者，而它的全部功绩属于我的编辑。每一次得到这样的敬意，而且它们是如此之多，被快乐的云雾和他令人羡慕的骄傲托起，斯皮里顿给人一种在他的座位上飘起来足足一米高的印象。
而在这轮促销的巡回演说还远未结束时，斯皮里顿已向有意倾听的人透露说，不久将会出版《世界树种》。他已经在记者和新闻界的脑袋里，播下对这个世界规模的、将描述甚至可能意想不到其存在的树种的豪华续集的记忆。我将是其当然的作者，而且我们将会看到所要看到的！销售的海啸使我一下子成了富有的人。一个异乎寻常地走运的家伙。
《一个法国人的一生》 第三部分现代化的隐约意愿（4）
如果说新闻界从此把我看作“一个杜瓦诺Robert Doisneau（1912—1994），法国摄影大师。或是一个植物方面的维吉Weegee（1899—1968），美国著名摄影记者，尤以罪案摄影作品著称。”，在家里，我也同样改变了地位。这个成功好像让我变得更加性感，而安娜也以一种新的眼光来发现我。在我做家务工作的那段，她时不时地以一种一般对寻求赏钱的家仆的仓促和冷漠吻我。现在呢，我的销量超过了30万册，她以接待一个可望获得大宗遗产的强势日本买家的同等待遇对待我。如果我愿意那么做的话，依照我新的状况，我能够立即给她一个购买上百个她的可怕的水力按摩池的订单。我确信仅仅是这种推测使她兴奋。在她的眼里，我是另一个人了，一个人们能够在电视上见到的时髦的家伙，而他，总有一天，当然，最终是会买一个带漩涡的浴缸的。
对孩子们来说，他们总是显得很吃惊，一边看到我在电视上一个录制的节目里说话，而就在此时，在离沙发两步远的地方，我在更换吸尘器松动了的把手。他们越是把这种时间和空间的错位完全归纳为发生在其他陌生人身上的情况，他们越是不能理解这种产生的错觉有分身术的特点，它似乎证明这个父亲同时是到处都在也到处不在的。因为，在玛丽、樊尚和我之间，关系破裂已经完成。他们已经完全忘记了在他们最小的几年里我们分享的日子，而只是记住了在他们眼里，无可争辩的最近几个月里我的缺席。他们没有对我表现任何敌意，但是对我很冷淡。他们让我为我的放弃职责付出了沉重的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