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个月里我的缺席。他们没有对我表现任何敌意，但是对我很冷淡。他们让我为我的放弃职责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们的母亲，通过她雇的保姆珍妮，已经把家务重新接了过去。
受到我在媒体上的短暂曝光影响最大的毫无疑问是马蒂娜·维朗德勒。仅仅是几次节目的播放，就足以让她傲慢的眼睛立即把我看得像是准备征服世界的麦哲伦一样。每一次家庭聚餐的时候，她一字不漏地听着我说话，提取我的每一言词如同珍贵的样本。她有点惊魂未定。对她来说，上电视露脸就是现代的加冕礼。凡得到这一殊荣者都值得给予黄金、乳香，为什么不呢，还有没药的礼遇。这是很奇特的，看到直到那时一直不可接近、轻蔑而且残酷的这个女人，在一个女婿面前如此地瘫软，而他的近期的惟一功绩就是拍摄了一些静止不动的大树。在我已开始投入这同一个活动之初，它没有被公认，也没有什么反响，我几乎是很勉强地有资格坐在这张共同的饭桌上，谦卑地低下眼睛梦想着女主人的臀部。而一下子到了今天，这位总是让我惊惶不宁的后者，却仅是为了我跨进她的门槛的原因就确实兴奋得坐立不安。
这事的结果是切断了我的那些犯乱伦罪的幻觉，而且让我觉得马蒂娜·维朗德勒的妩媚和大卫·罗沙出色的烤肉一样缺少诱惑。因此我也就从未知道，有其他的必要条件和我的新桂冠的全部光环，她是否能够接受我把手指溜进她的淡紫色开司米毛衫狠狠地揉捏她惹人的胸脯。
在家庭里仅有的两个毫不在乎这种广告喧嚣的人，一个是让·维朗德勒，对他我还是一个“有眼力的人”；还有一个是我母亲，直到她死，都把我看作是“樊尚的弟弟”。每一次我手里拿上了他的老牌布朗尼柯达照相机，不管是否百万富翁，我只不过还是那个小弟。
在我动身去完成第二本著作之前，安娜一定要买一座房子，借口是孩子们现在必须充分享有一个花园的好处。事实上，我感觉她是急于炫耀我们的成功，急于建造一个可以与母亲家的公爵府匹敌的小封地。我总是低估了使安娜和她的母亲对垒的一种相当低级的竞争。这种对抗经常以一种未曾预料和无法理解的形式得到表现。这个拥有一座住宅的迫切需要泄露了她要让她母亲折服的愿望，而且要向她最终表明自己从此已把一切权力掌握在手中。也许它包括游泳池，水力按摩池，孩子们，新房子，甚至也包括那个所有的人都在电视上谈论的家伙。当我回想起这个时期，我见到一个迷失方向的男人的形象，脚步踉跄于懒散的生活，吸着一个流出没有滋味的好运的淡而无味的乳房。我实在不再喜欢那些包围着我的人，但也不是那么憎恨他们以使我有足够的勇气离开他们。我为了赚钱而工作，而我已不再需要它们。我驾驶着1969年的老大众敞篷车出门，为了能给我提供惧怕抛锚的消遣和奢侈。我继续时不时地与洛尔·米罗发生关系，而且一个月和她的丈夫弗朗索瓦吃两次饭。他总是谈论他的飞机，安娜谈论她冒泡的浴缸，而在几道菜之间洛尔继续悄悄地抚弄我。米歇尔·康皮翁的外科医生的故事若不是淫荡，就引不起任何人的兴趣。至于他的太太布里吉特，她继续频繁造访各种各样的与美有关的宗教领袖，而她的相貌和体重的不讨人喜欢却得不到一点儿减缓。
新房子是图卢兹的一座古老宅邸，大概有两百年了。由于它的红砖和加龙河鹅卵石的外墙，它的严谨的层瓦叠起的檐壁，它的台阶和它的石头窗台，这个建筑让人想起一只正晒着太阳睡觉的肥猫。表墙的颜色美化了白天的光线，使它染上金色，永久地赋予凉台一种黄昏的色彩。这美妙极了。对于观看。因为真的是彻底的疯子才能买一个同样的东西，而且还希望在里边安居，也就是说在里边感觉自在，感觉充满活力，在那里抚养孩子，在那里做爱，还要接受在那里生病，衰老，而且当然，有一天，在那里死去。要想用保证生活安泰的笑声和喧闹声来填满所有这些房间，十几个发育健康的人是必须的，而为了要压倒这个宅子曾见过的其他的什么，至少得再多有一点。而我们只不过有四个迷失方向的倒霉的遇险者，飘游在没有尽头的走廊里。居住在一个过于宽大，大到了失真地步的房子里，很快就会产生一种慢性的焦虑。那闲置的空间变成了一个充满敌意的地带，充溢着严厉的谴责。最初，当我回到自己的家，我感觉是被一个饕餮的肚子吞了进去，它在傍晚和整个夜里慢慢地消化我，而后在早晨来临时又把我驱逐出去。我不得不要很长很长时间，才摆脱掉这种家是一个巨大的肚子，我在里边忍受着一个排泄过程的平庸循环的想法。
当我把自己的问题吐露给安娜时，她回答说：
“这个，老兄，这可不是房产的问题而是精神分析的事。”
“不是，我是认真的，这个房子真的让我很苦恼，我在里边非常难受。”
“你会习惯的，你看着吧。这是你那不对头的左派意识在让你烦恼。”
“你说的是什么哪……”
“是事实。无意识中你不能接受这些你得到的东西。既不能接受你的书带来的这些钱，也不能接受这个可爱的房子。在你的逻辑中，你必须拒绝这些，因为它们让你成了一个小资，一个和其他人一样的人，让你参加了这个你一直都在拒绝的体制的运转。”
“你真是随便乱说。”
“绝对不是。好运抓住了你。而就是这让你惊慌。”
安娜有一个有关幸运的观念，其关键归结于两个要素的组合： 一个有7位数字的银行账户和一座非常大的房子。不顾我的缄默不快，她买了这个建筑物，不是为了居住，而是为了展览；为了不管路过的是谁，面对这门面立即想像它意味着必定值多少财富。她很不在乎在它内部，四个不幸的居民，一到黑夜降临，就像是地狱里受苦的幽灵在飘荡。
《一个法国人的一生》 第三部分现代化的隐约意愿（5）
时不时地，我去母亲家里吃午饭，她自从弗朗索瓦·密特朗当选后，就只是依据社会党人来进行评判。她对总统的无条件仰慕强烈到足以抹去他的朋友们的背弃和无能。她忍受左右共治如同一次漫长的耶稣钉十字架，而且把希拉克比作一双步伐极小的鞋子，限制了伟大的远足者征服的脚步。整个住宅没有受到我父亲消逝的太多影响。即使已经重新回到更加荒野的状态，花园还总是保留着它无法描述的魅力。重新置身于这个令人舒适的熟悉的院墙之间，我觉得得到安宁，感到放心。在这儿我感觉是在自己的家里。有时我也和母亲谈起我在安娜的房子里忍受的不适，谈起那种蜷缩在一个油船的巨大的格子里过着隐秘的过客生活的感觉。她带着一种礼貌的耐心听着我，然后，头动了一下给这个谈话做了一个结束：“你是被惯坏了。”
我从来不知道母亲对安娜的真实看法。是否她对她有一种真正的友爱。是否她能够公正评价她不可否认的工作能力，或是相反，为了她的利欲而蔑视她。当她们在一起时，安娜和母亲变得不可理解。她们维持着一种令人吃惊的中立关系，在她们的闲谈中显示了一个对另一个的一种可以彼此融合的感情。母亲从来没有向我提出这个问题，没有想要知道我在安娜身边是否幸福。不用说，我的访问频次和我对回到那油船船舷上去的缺少热情，已为她就这一我尴尬回应的话题提供了很好的信息。
从这样的访问回去，当我取道穿越园子的长长的小径进入房屋时，在昏暗中，我好像是一只凭直觉朝着光亮移动的黄萤。像所有的昆虫所做的那样，我在进去前略停一下，以便看一看什么在里边等着我。
我是被惯坏了么，像母亲宣布的那样？可能是。但是我也有一些足够的理由去怀疑自己生活的演变，怀疑我已表现出的真主主宰它的能力。我，一直以为自己能够抵抗一个有时是充满强烈诱惑、有时又巧妙独裁的体制的诱骗和压力，我现在认识到，和其他人一样，我已经被这个社会肌体的动能卷走。日积月累，在不知不觉中，我已跨越了一个小资产阶级的生活的全部阶梯。为了文凭学习，在消遣的时刻极端自由主义，在震荡的时代放纵，然后很快被一个好婚姻所拘囿，被两个结实的孩子加压，而最终，引人注目地致富。说到底，我原来是一个好学生。不愿意教训我，或是惩罚我，这个制度和安娜的房子一样，早已选择了消化我。
我觉得是在这个时代，在艾滋病迫使下，纯粹的持久的爱情重新成了一个时髦的关注话题。依照进化逻辑和环境法则，我似乎因此注定要，到一定的期限，再一次表达这种感情。但是，在这一方面，我不再有任何幻想。我坚持爱着一种类似信仰，一种有着人的面容的宗教形式。取代信仰上帝，我们信仰另一个人，不过这另一个，确切地，其存在也不比上帝更多一点真实。这另一个只不过是每个人的自我迷惑人的折射，一个旨在减缓深不见底的孤独的镜子。我们都有这个弱点，相信每一个爱情故事是惟一的，非同寻常的。没有什么比这更虚假。我们全部的心灵冲动都是类似的，可再生的，可预测的。度过了最初的激情，接着来的是漫长的惯性的日子，在无尽头的厌倦的通道上延展。这一切牢牢地扎根在我们空洞的心灵。它们发生的频次和强度单单是取决于我们的荷尔蒙比率，我们的分子的脾性和我们的神经接合的速度。我必须说，我们的教育——我们的训练，负责剩余部分，也就是让我们相信，一个模糊不清的头脑，一个怦怦乱跳的心室和一个硬邦邦的赘物，就是不知什么圣恩还是超自然力偶然给予我们这凡俗之物的幸福的标志。爱情是我们学会去养育的矫揉造作的感情之一种，也是帮助我们在等待死亡中忍耐生活的麻醉性消遣的一部分。
我从来不和安娜谈论这类事情，也不和她的朋友们谈。任何人都不能分享或是接受同样的狭义性观点。惟一我感觉有足够的信任可以与之触及这一话题的人是玛丽。我们有几次提到了这种美化、有时甚至是伪装我们的爱情故事的倾向。就好像它们必须绝对地符合一个模式，一个解读的框架。我越是回想到这一点，就越是觉得玛丽或许是我曾经熟悉的惟一这样的女人，她毫不犹豫地直面真实的人生，并以它实在的面目对待它。我记得有时候，当我们在一起过夜时，在黑暗中，我察觉到她瞳仁里的闪光。而当我问她是否有什么不好时，她只是简单地回答说：“我想事儿呢。”也正是用这同一双眼睛，大大地睁着，她打量爱情。
现在，我几乎没有心思在感情方面，完全忙于准备将要开始的长期的环球旅行，它将让我从一个大陆到另一个大陆，以寻找我的植物模特。在我第一次动身前的几周里，斯皮里顿坐不住了。他差不多每天都要给我打电话，每一次都重复说这本书的前景多么让他感到兴奋，每一次还要加上说，从此以后他确信这本书将会在世界范围内发行。我们必须制定一个连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