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么让他感到兴奋，每一次还要加上说，从此以后他确信这本书将会在世界范围内发行。我们必须制定一个连贯的旅行路线表，以避免无益的和耗资巨大的洲际往返。
我出发的那一天，孩子们去上学甚至没有跟我说再见，也没有与我吻别，安娜只是用手跟我简单地招呼了一下，就好像我在一小时内就会回来。尽管我有那种关于感情的冷漠机制的理论，这样的行为还是让我感到寒心。
就这样开始了自己人生最神秘也最奇特的阶段。直到今天，我还是很难谈论它，很难描述这种几乎不间断的眼花缭乱的进程，从一个落脚点到另一个，从一种树到另一种树，它改变了我的观点和我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几乎没有行囊的旅行者，抛弃了思想的流浪人，摆脱了全部责任，没有任何牵挂，像是轻歌剧里的植物学家，精神放松、轻盈，我精心地审视植物界无边无际的美。
我经历过极端的酷热，顶着强风奔走，穿行于猛烈的暴风雨，在激流似的雨中前进，只是为了见到一棵树，独一无二的一棵，并给它拍下照片。我记得道格拉斯的松树，记得在北加利福尼亚和英属哥伦比亚的微风中摇动的百米多高的常绿巨杉，在亚利桑那的沙漠里矗立的巨人似的仙人掌王，巴哈马群岛懒散的可可树，澳门闪闪发光的棕榈树，肯尼亚大理石般的猴面包树，记得魁北克槭树和马来西亚三叶树丰茂的汁液，记得掌状叶有七个圆形裂片的槭树，奇形怪状的日本落叶松，日本雪松，三种都生长在日本，哥伦比亚高贵的咖啡树，南非坚不可摧的山榄，泰国珍贵的在市场上以金价出售的亚麻叶瑞香，台湾火红的台湾扁柏，墨西哥奥克撒卡严峻的宽叶森林，西西里三千岁的神仙栗树，罗宾汉曾出没其间的森林中众多的栎树，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岛上巨大的桉树，还有加尔各答令人难以置信的无花果，树干有众多的分枝，三百五十个粗的，三千个细的，而它的圆周超过了四百米。我完全被一种快乐的烦恼征服。枝干连接枝干，树种接着树种，总是有而且还继续有，一个比一个更加壮观，更加高贵。我将永远走不到尽头。我所进行的全部拍摄同时也是一次放大摄影，在其间我拍摄树皮最微小的细节。时间不再有什么意义。我的路线图和我预计的日程安排一样变得失了效。我对自己继续的这种追寻，或者是对穷尽、完美和纯粹所进行的荒诞与狂乱的寻求没有了一点主意。总是一个人，我走着。几个小时，又是几个小时。直到我见到了那我想要见到的。直到那时候，我才明白了就是为了它，我走了这么远的路。然后，找好一个拍摄角度，等着合适的光线就行了。已经习惯了接受坏天气，习惯了融入环境，对在风雨中工作我不再有任何的踌躇。在某些赤道地区的深处，我曾经遭遇但丁笔下的暴风雨，成百上千的炸雷轰鸣，震荡着地表，让人想到创世的最初瞬间。所有的这些画面，所有的这些情感在我身上积聚。在这种孤独的行走中，我也经常想起父亲的花园，想起哥哥的柯达布朗尼照相机，孩子们的气息，安娜可恶的旋涡水池，我们大得过分的房子，想起母亲寂静的工作。我也重新见到了外祖父站在山口的顶峰，惊愕于他的大山之美。
《一个法国人的一生》 第三部分现代化的隐约意愿（6）
我也利用等待和休息的阶段仔细地研究我已拍摄的标本的叶子。我观察它们的叶片，它们的叶脉，它们的叶柄，而且根据它们的形状给它们分类，掌状全裂的，指状的，三角全裂的，带叶鞘的，盾形的，掌状浅裂或是掌状半裂的。在没有完全意识到的状况下，我一天比一天更深地沉入到一个越来越轻盈，越来越非真实的世界里。而这个从此之后已没有了方向、且将能够持续整个一生的旅行，在科伦坡附近突然停止了。一个傍晚，我的身体和精神联手把我放倒在地，那时我刚刚拍摄了斯里兰卡山中的茶树回来。
我住在海边的一个小旅馆里，一座木头房子。夜来得比较早，我经常会在屋外吃晚饭，在凉台上，借着一盏油灯的微光。这天晚上，一切从发抖开始。接着是发烧，恶心，肠绞痛，让我跑了十七次厕所。我觉得排泄了好几升的水，也把什么都吐出来了。激烈的交战在我的内脏进行。我的皮肤烫人，身体由于高热而发抖。为了牙齿不格格作响，我把被子的一角塞在嘴里。而很快我又得起来。于是地狱又一次重新再来。我不停地想起了某一天曾读到的有关斯里兰卡的这个句子：“如果有一天你来到锡兰，应该是为了正当的理由旅行，否则，不管你多么强壮，你将会死在那里。”我是在进行有正当理由的旅行么？
白天，热度和消化道症状像魔法般消失，但是体力衰竭把我死死地钉在床上。而一到黑夜降临，高热又像是不可逃避的潮汐席卷而来，一切又重新开始。
在这种夜晚的瘟疫中，我已分不清我是在经受噩梦还是白日梦似的妄想的折磨。一会儿我看见所有我拍摄的树站在我的床头，用它们的落叶覆盖了我，一会儿是樊尚悄悄地进了房间，拿着他的照相机坚持要拍在被汗水湿透的被单下的我。我徒然地恳求，祈求他把我从那带走，而他只是不紧不慢地继续他的工作。
一周过去后，我已没有一丝儿的力气。旅馆老板给我送来米饭，蔬菜和一点儿鱼，我几乎根本没动。我也迷迷糊糊地记着一个当地的医生来过，给我开了一种用草和植物提取的煎剂。我整个白天睡觉，一到黄昏，就再次开始那种数千个魔鬼的舞蹈。每一夜，我蹲在一个英格兰女王的古老画像前呕吐，那肖像大概可以上溯到锡兰还是英国属地的时代。我甚至没有想到过让人把我送到一个医院里去，而那老板也没有。他已习惯了看见西方的旅客像这样蜷缩在被单里污染他的被子。他只是任由时间去起作用，他相信时间。我知道在这里，当最终用光了力气，那最穷的人们躺在地上，就在街上死去。到了早晨，专门以此为业的人，收集了尸体，把它们堆在一架破车上。但是樊尚将会怎样处理所有这些照片呢？
夜里，每当情况开始变得很糟，就在不知所措之前，我把摄影背包的帆布带缠绕在手腕上，把照相机和胶片抱在胸前。我从来也没有弄明白自己是希望以此保护它们免受某种危险，还是相反，仅以这个动作来寻求某种安慰。有时猛烈的鼻出血突然发生，而且我的牙龈也开始出血。一种无名的焦虑使我的胸膛透不过气来，我觉着一阵严寒正在慢慢地流遍我的全身。
在这个病程中，我经常不知所措，我退缩过，但我从未祈祷。甚至在我最深的恐惧和痛苦中，甚至当我看到力量从身体里溜走时。邻近的一个庙宇燃香的气味传来，直到我的床头，而这种混合了祈求的难闻的气味，甚至也增加了我的恶心。
我始终是无神论者，而宗教，不管是哪一种，对我是无可商量的概念。到处我都见到信仰的蛀虫咬啮着人类，让他们发疯，凌辱他们，贬低他们，把他们带回到动物园的动物状态。上帝的观念是人类所能够发明的最坏的东西。我认为它无益，不合时宜，徒劳，而且配不上一个直觉和进化已经使它站立起来，只不过面对空虚的恐惧，对跪下去的诱惑抵抗不了多久的物种。去发明一个主人，一个训练者，一个宗教导师，一个记账的。为了向他托付自己一辈子的利益和死亡，自己的灵魂和来世。在发烧最严重的时候，被烧香的气味刺激，那时甚至我的意识已衰弱，但我从来没有哀求任何什么人。我只是紧紧地抓住包围着我的现实，从我的相机、我的照片，尤其是我的树的陪伴中得到安慰。
一个早晨，在经历了又一次夜间的排泄之后，我反而觉得有足够的力气与这个不休止的昼夜轮回决裂，我穿上了衣服，叫人把我用出租车直接送到飞机场。
旅程显得没有尽头，好像是我们要穿越整个世界的郊区。一周来没有离开过我的晕眩给予这濒海的旅程一种海上的和风暴中的步态。那汽车——我相信是一辆老牌的希尔曼——的地板已因为锈蚀而露底了，我能够看见路面在我脚下划过。又一次，我把我最宝贵的财产，这背包，尤其是我的树紧紧绕住，害怕看到它会从这个大张的开口滑下去而就此消失。在半途中，天下雨了，雨水开始从各个缝隙进到车里。司机继续驾驶而没有采取一点儿措施，也没有设法躲避那些鸡窝，或是正在穿越马路的动物，只是满足于拉长声地按着喇叭。最终它碾死了一条狗，几乎感觉不到撞击，但是一瞬间我看见就在我的脚下，那狗的身子从腮帮子处挂在老希尔曼车的纵梁上。我到底是还在那旅馆里，滚在我玷污了的被单里和我的噩梦的模糊状态中，还是我们静静地在阵雨中在一条死狗的陪伴下驶向科伦坡国际机场？
空中小姐刚刚把我的包塞进行李箱，而且帮助我安顿在我的座位上，我的身体就感觉到： 三周来驻扎在我肚子里的所有的魔鬼放弃了陪伴我旅行的事业。我真真切切地感到它们撤退了，离开了我的躯体。这就好像人们从我身上卸去了一个看不见的重负。随着波音747的高度上升，我获得了一种使人安心的平和。我闭上了眼睛，没有恐惧地进入了我明白从此以后开始的恢复体力的夜晚。
安娜到布拉涅克机场来接我。看到我，她稍微往后退了一下。
“你怎么啦？”
“我生了病。”
“哪种病？”
“我不知道，拉肚子，发烧，头晕。”
“你接触过什么人吗？”
“我想是吧，我不知道了。”
“你又黄又瘦叫人害怕。你接受过治疗吗？”
“没有。”
“你不能就这个样子回家。”
“怎么？”
“想想你要是有什么严重的和传染的病。你从哪儿来？”
“从斯里兰卡。”
“而且还是那儿。不行，我跟你保证，我得把你带到诊所去，让人们给你检查一下。你必须想想孩子们。看你，你几乎都走不动。把你的包给我。”
“不，我拿着。”
我在一个专门治疗热带病和传染病的机构里住了四天。在一生中，我不记得曾有过与这次短暂的住院情况下同样深沉和安宁的睡眠。输液，补水，还有我不明白的什么鸡尾酒疗法的功效，出院时我的身体和精神都雨过天晴，得到了很好的休息。
第一次，我以快乐的心情回到自己家那座房子。在经历了我刚刚遭遇的一切之后，它已经很难再让我相信它能够随心所欲地消化我。它不再让我害怕。尽管它的空间很大，但我非常清楚，在我住的斯里兰卡旅馆的房间里，它肯定挺不过两天以上。
《一个法国人的一生》 第三部分现代化的隐约意愿（7）
我有六个月时间不在家，运气让我恰好在我儿子樊尚十一岁生日的前几天回来了，而他这个1987年的生日与华尔街股市的暴跌碰到了一块。各种证券在美国海外贸易的巨大赤字宣布之后，损失了百分之三十的价值。由于我不清楚的原因，安娜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