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也许除了那一次，在1968年给我选择第一辆车的时候，那当然不是一个西姆卡车，而只是一个1961年生产的旧的德国大众1200。
我的母亲克莱尔，很少谈及她的校对员职业。她曾仅仅给我大致解释过一次，说她的工作，就是修改那些对虚拟语态用法，或者对过去分词的搭配很少留心的记者和作家们的拼写和语言错误。人们可能会以为那是一件相对而言平静、重复的工作，总的来说是很少会产生焦虑的。而实际上，与此恰恰相反。一个校对员从来得不到休息。她不停地反思、怀疑，而且尤其是担心把疏忽、错误、不规范等等，从手下放过去了。我母亲的精神从来不能放松，以致经常感觉需要在任何时间，去找一本关于法语特殊用法的书，查证一个规则的习惯用法，或者查证某一处她修改的合理性。她说，一个校对员是一种网，负责对语言的不纯洁作出反应。她的专心度和要求越是高，那网眼就越是细密。但是克莱尔·布利科对自己最丰硕的捕获物也从来都不满意。相反，她总是被那些细小的疏忽，那些不停地混入她的网中未得到改正的浮游生物，纠缠得不得安宁。这样的事情经常发生： 母亲从正在进行中的晚饭桌上站起来，去查她的某一本百科全书或者一本专著，而这只不过为了一个目的，就是解除一个怀疑，或者平息一下突然袭来的焦虑。这种行为对母亲的个性来说，并不特殊。大多数校对员都会形成这种要求核对的强迫症，而且采取由他们的工作性质所产生的查阅行为。对完美与纯洁的永恒寻求，正是校对者的职业病。
《一个法国人的一生》 第一部分苦难的边缘（4）
从外部来看，克莱尔和维克多·布利科这一对夫妇，有着与这个充满乐观精神的时代相一致的外表，在这个就业充分、百废待兴的时代，到处都可以看到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的新家用电器。不错，我的父母很像是那种精力旺盛、充满希望的男人和女人，而实际上，他们不过是两段空心木，心不在焉，在河中间呆着不动。在固定的时间，他们看着和听着这个临产的新世界的啼哭，但是，面对整个凶险的过程，他们始终无动于衷。比利时属刚果的命运，约瑟夫·卡萨武布的阴谋，莫伊兹·冲伯，帕特里斯·卢蒙巴之死，和上加丹加矿业联盟的局势演变，对他们都一样很少有什么触动。在这肆无忌惮的暴力面前，对着这似乎已被托付照管我的教育的电视机，我不停地祈求哥哥回来，重新拥有他在饭桌上的位子，以使人们或者可以最终关掉这个格朗丹，使生活重新回来，而且我们一起，我们能够重新开始旧日的、1958年9月28日那个手术并发症使之中断了的交谈。
阿尔及利亚战争，如同许多其他事件一样，这些另一个世界的图像只不过在电视机凸起的屏幕上滑过，停止为一个遥远和抽象的概念。然而，在1961年期间，在夜里，我们经常被震颤图卢兹的爆炸声惊醒。这种由秘密军组织OAS，反对戴高乐的阿尔及利亚政策、反对阿尔及利亚独立的组织。签名负责的谋杀波及每一个街区，在民间尤其引起了很多议论。在我家，人们或许也听到了那爆炸声，而且它甚至还可能让我们看到了某些什么，但是，不管怎样，我们什么也不说。甚至当我们午餐的沉寂被弗朗索瓦维尔迪埃小道上汽车喇叭有节奏地应和着“法—国的阿尔—及—利亚”的口号所打破时，也是一样。三声短，两声长，被遣送回国者的莫尔斯电码。而且，当我父亲车行邻近的邮局被一颗塑料炸弹炸飞时，我们也没有说得更多一点。
与之相反，1962年的圣诞节聚餐，却是例外地喋喋不休。那是在我的祖母玛丽·布利科的住处进行的。所有的家庭成员都聚齐了，当然，除了很少来往的退休商贩玛德兰娜·兰德，还有外祖父弗朗索瓦，他不久前已死于肺病。医生和玛德兰娜发现他蜷缩在他的床下，气息已无，但总是在战争中，他总被要来对他验明正身并把他领到天知道的地方去的两个宪兵的去不掉的幽灵恐吓。这一次，弗朗索瓦·兰德悄悄地不辞而别，永久地摆脱了他们。他被安葬在自己的土地，在那高处，他所从来的山峰上，离那一行无动于衷的滑雪缆车的吊缆不远。
那个圣诞节的聚餐，后来，长时间地留在我的记忆中。我那时十二岁，而在我看来，我们生活于其间的那个世界丝毫没有更成熟一些。这一年，简直可以说，整个家庭聚到一起不是为了晚餐，或纪念我所不知道的宗教节日，而就是为了争辩什么“大事件”。人们就是以这种方式审慎地指称阿尔及利亚战争。布利科一家折射了当时这个国家正在流行的形形色色观点。首先，是我的祖母，曾是忠实的贝当主义者，晚年转而皈依戴高乐派的信条，粗暴的基督徒，反对共产主义，反对孟代斯，反对我，不喜欢每一道菜之间的等待，完全不在乎那块蔑视宗教、对于基督教信徒已永远失去了的土地——阿尔及利亚的命运。我的姑母苏珊，我父亲的姐姐，她亲生母亲相当忠实的摹本，当然，反对孟代斯，在某些情况下也反对犹太人，在任何时候都反对我，而且永远怀旧于一个白人的法国的阿尔及利亚。她的丈夫于贝尔，酷似带有南方口音的电影演员埃迪·康斯坦丁，从前的民兵，从前的印度支那军队的参加者，从前的世界的老资格，而据人们所说的，他曾积极参与秘密军组织OAS阵营的活动。我的第二个姑母奥迪尔，皮埃尔德斐尔马高中的英语教师，反种族主义者，顺理成章的也是社会主义者，与贝尔纳·道森以同居形式共同生活，后者是离婚的体育记者，橄榄球专家，而且从不掩饰其对法国共产党的同情。在父系亲属一边，还有一个让，是我的一个表兄，大我十岁，不大可能是苏珊和于贝尔的儿子，一个把巴枯宁和猫王艾尔维斯·普莱斯利挂在嘴边的复杂人物，一个富于同情心的男孩，他注定要在他曾形象地预见其降临的1968年5月之后不久的一次汽车车祸中一去不返。
我的父母亲？他们忠实于樊尚之死以来他们所在的那种状态： 沉默，和蔼，礼貌，不可否认地在场，但是在同时，又完完全全地缺席。
开始进餐前，我的祖母主持背诵了某一段她通晓其奥秘的祈祷文，一连串无休止的圣恩使所有的人都厌烦透顶，大家成了一个火十字团部落，急切地想要进攻地上的食粮。
他们赶忙刀斩海鲜，解决索特尔葡萄酒和肥鹅肝，然后再去彻底地处理奥兰、阿尔及尔、特莱姆森和赛伊达的命运。于贝尔举起了他的酒杯：
“祝所有那些独立的阿拉伯佬圣诞快乐。想想人们在那边不再是在自己家了，这总是有点不一样啊。”
道森竭力试着解释说，阿尔及利亚并不是从来就属于法国，而且，在殖民时代之后接着的就是独立的时代。
“你说话活像是婊子的另一个儿子。”
“于贝尔，我希望，您说这话的时候不是在想着将军。不要当着孩子们的面。”
“但是，丈母娘，所有的人——而且甚至孩子——都明白您的将军是婊子的一个真儿子，他背叛了一个人民，一个国家，而且还让人枪毙那些保卫它的人们。”
“你这话想说的是什么意思？”道森问道。
“我想说，他下令处决了真正的法国人： 罗歇·德格尔德，克洛德·皮埃斯特，阿尔贝·多沃卡，巴斯蒂安迪里，这让你明白了什么没有？”
“你是跟我说那些秘密军组织成员，还有那些曾策划谋杀他的家伙。”
“不对，我的老伙计，我跟你说的是爱国者。”
“在您的嘴里听到爱国者这个词，于贝尔，这可是蛮有味道啊。”
“您懂什么？我可不在乎您，奥迪尔，不在乎您和一切您的社会共产主义的小阴谋诡计。”
“于贝尔，您不能这样说我的女儿。想想孩子们。您收敛一些。”
“我收敛我自己有二十年了，丈母娘，二十年了，以这种或另一种方式，人们要求我不说话。不管奥迪尔怎么想，我始终是站在我的国家和国旗一边的。不论是贝当元帅时代，还是在奠边府那会儿。在你们暖和地过所有那些圣诞节的时候，是谁让自己在马背上颠簸，嗯？而在阿尔及利亚呢，如果不是秘密军组织，又是谁让民族解放阵线（FLN）那些闹独立的土贼畏惧？”
“你知道你的秘密军组织制造了多少受害者吗？两千五百法国人和两万多穆斯林。”
“说下去，贝尔纳，接着说下去，再给我来一点贵党的宣传。但是，让我来告诉你一件事吧。这不是两万，而是四万、六万的北非阿拉伯佬，本来当他们已开始要对我们动手的时候，就应该把它平息下去。就是利用恐怖反对恐怖，人们来建立和保卫帝国。”
“的的确确，爸爸，你是这个地球上从来还没有过的最大的法西斯。”
“你，小混蛋，你闭嘴吧。”
《一个法国人的一生》 第一部分苦难的边缘（5）
“于贝尔，不管怎样。这是您的儿子。而且我们是在圣诞夜。”
“您说得对，丈母娘，我请您原谅。”
“于贝尔想说的就是，由于所有这些自决权的故事，人们已经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您看吧，以这样的速度下去，在法国我们也将很快不是在自己的家了。况且，不是已经出现这种情况了么？您曾相信过，您，有那么一天这个国家的财政部长会叫做维尔弗里德·鲍姆加特纳吗？不就是这样么，鲍姆加特纳？”
“这能说明什么呢，苏珊？”
“我求你了，奥迪尔，别装傻了，别让你自己再一次在大家面前显得可笑。”
“倒是我让我可笑了？是你们，你丈夫和你串通一气，一个小时以来给我们表演你们的拿手好戏，谈论什么帽徽、阿拉伯佬和犹太人，像是你们在你们自己之间说话？你们以为这是在维希那会儿还是怎么的？”
“噢，好了，维希，那可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在这时，是我父亲从他的座位上站起来，轻轻地把餐巾放在台布上，说：“我去拿火鸡了。”
在厨娘的帮助下，当他手臂托着盘子返回来时，两姐妹之间的紧张就平息下去了。法兰西永远围绕着一只家禽重新言归于好。我的表兄让，被他父母的贝当主义腔调所激怒，站到窗前点了一支雪茄。这种明目张胆的放肆刚好给我的祖母一个理由让自己火冒三丈。在让自己彻底爆发之前，她开始悄悄地发怒。用她的手杖敲了地面三下，以她能够做到的全部恶毒和权威，她发话了：“立即去吃饭，年轻人，我请您！”那些词在她的齿间滚动，好像剃刀的薄刀片一直切入您的骨髓。
就是在1962年圣诞这个晚上，我听到了她大声地说出世上可能说的最恐怖的话。那是在甜点、印度支那、阿尔及利亚、维希之后，接着还有凡尔赛宫的消费，流动畅快的弗雷格特家庭旅行车的舒适，标致403的安全性能，随便哪一个圣泰米庸窖里出来的波尔多红葡萄酒的绝美，图卢兹体育场的艰难赛季，舒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