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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我实实在在地有了存在的感觉。我品尝着这种持久的晕眩，它给我全部的胆量。向姑娘们搭话，搂着她们的肩膀走路，吻她们，摸她们难以置信的胸部，让一只手悄悄溜进她们令人生畏的短裙，而当好运向我微笑，最终达到目标，再次感觉那只是过于短促的触电的快乐，它让您从此成为男人，给您授权，时候到来，昂首挺胸地回到自己的家。在这异乎寻常的三十天里，既没有家庭也没有祖国，我在这种正在脱出茧壳的蝴蝶定会感受到的生命活力中兴奋得劈啪作响。
白天，我滞留在卡纳比街一带，或者是隐藏在靠近皮卡迪里的某个保龄球馆附近；到了晚上，我就试着混进散布在苏豪区伦敦西部以外国餐馆等著名的街区。一带的摇滚和布鲁斯音乐夜总会。重新回想在这个1965年的夏天里我所经历的三个重要事件，我对自己说，东部英国的众神那时真是与我同在。
每当我决定不回东格林斯蒂德时，格罗夫斯给我的命令是，去他们的一个女朋友波斯特尔茨维斯小姐，一个迷人的女子家里睡觉。她提供给我一张最舒服的床，它让我在那儿从来都没能睡着过。露西·波斯特尔茨维斯拥有一个养尊处优的中年女子的老练的优雅。她的教养和风度看起来无可挑剔，甚至从她为避免让自己的牛津英语使我不安，像旧日的殖民者侨民想要和“野人”搭话时自然而然做的那样，主要以手势和微笑同我交流这一点来看也是。我很快就在这个温软的寓所里找到了自由自在的感觉，在那儿从来没有谁对我有任何的要求。有时候，早晨，露西为我准备欧洲大陆式的早餐，给我送到我的房间里来。有一个早晨，她进来时，我正光着身子，被青春期愚蠢的热力燃烧，把她家绝好的床垫当作了蹦床，它每一次反弹都把我几乎送到天花板。露西并没有因为这个蹦跳的场景而不快。她只是满足于把托盘放在柜橱上，自己坐在扶手椅上，并且以一种明显的微笑鼓励我继续我的运动。
当我终于喘不过气来，她做出赞许的神色，还对我说了我推测是一种恭维的话，那里边出现一个英文词“spring”（弹跳）。我确信她是因为我的“弹跳力”祝贺我，至少她没有为她的床垫的弹力感到不安。在我们之间，这种游戏很快就成了一个习惯，每一次我在她家睡觉，露西·波斯特尔茨维斯小姐都在早晨端着她的托盘进入我的卧室，如同一个遵守条例的小战士，我的一切在光天化日之下跳动，在足足五分钟的裸体锻炼表演中，我给她提供了美味的享受。带着永远是同样富有含金量的微笑，露西观看我跳着的华尔兹。有时，出于纯粹的善意，她给我的口袋里塞进十来个英镑。我看到自己，闪闪发光的早熟年轻人，已经在一个以供养少年情人为职业的女赠与者的身边。
我的第二个经历的性质更加让人不安。在那家前面我已经提到过的著名的保龄球馆，一个下午，我遇到了一个比我大一些的法国女子，她也是在上语言进修班。这是一个相当一般的姑娘，关节结实，死命地嚼着一块颜色不怎么干净的口香糖，对她人们尤其会注意到有些吓人的上半身。她穿着一件谢德蓝羊毛的小紧身衣，一条前边开口的苏格兰短裙。我已不清楚是由于怎样机缘凑巧，我们就坐到了电影院的一间放映厅的最后一排，那里正在上演一部戴维·尼文主演的美国影片。我们彼此相识还不足两个小时，但是却像两个狂热的人一样拥抱接吻，仿佛那就是全部生命所系。我的手在她的巨大的胸脯上搅和，而她的手则以热切的准确摆动着我。我感觉好像有一群彩虹色鳟鱼在我的裤子里抖动。被这种养鱼塘的活力控制，意欲推迟我已预感到迫在眉睫的极限，我试着集中精力到电影中戴维·尼文的奇遇以忘记这种快乐。但是，这种方法对我是毫无作为的救助，还没等到电影中主人公有时间点燃他操作了好一阵的炸药引信我早已先爆炸了。就是在这时，她把手塞到我的后背，开始抚摸我的后腰。她按摩我是以她嚼她的口香糖同样的方式： 没有间歇。我不能想像会有一个女人对一个男人在电影院的放映厅里做这个。而我更是没能预料到，她的中指灵活而狡猾，要混入我的臀间，而且，以极快的速度，插在了我的肛门的正中央。从来没有人对我说过女人会做这样的事情，而尤其是男人们在这其中能有瓜葛。因此，呼吸中断，眼睛圆睁，我在椅子上弹跳似地（或许是我少有的“弹跳”）挺起身来。当意外的震惊过去，我马上拿起了那姑娘的手，把它紧紧地抓在我的手里，更多是为了保护自己不受新的进攻，而不是为了向她提供温柔或感情的什么标记。电影还在继续下去，我想这世界上只有一个惟一的男孩某一天能够使一个这样的姑娘幸福： 我的朋友大卫·罗沙。
西尼卡·瓦塔宁与那两个没有任何关联。她仅仅是世界上最温柔、最漂亮、最优雅的女孩。有着黑色长发和绿色眼睛的芬兰女郎，生于坦佩雷，她也在那儿强化她已经非常好的英语。我们是在布莱顿海岸的鹅卵石上相遇的，而且我们立即决定把我们的生命连在一起，甚至没有就此多说什么，在十五岁，在彼此相见的第一眼一切就清楚了。
我们从第一秒就开始彼此相爱，而且，当然，我们将永不分离直到我们死亡的那一刻。一个星期的时间，我们就这样度过，彼此相枕而眠，彼此相连，彼此相依，彼此相抱。当她抚摸我的时候，我觉得好像自己在水面上滑行。我们走在朝大海延伸的石子上。我忘记了我父母的面容，我哥哥的死，格罗夫斯一家的存在，甚至也忘记了在波斯特尔茨维斯小姐家弹跳的清晨。我只是这个瓦塔宁先生，整个英国都在谈论他，世界上最美的女人的情人，这个难以置信的图卢兹引诱者，在十五岁时，已经历练了全部的生活，从清晨的“弹跳”到肛门触摸，中间还加上大卫的烤肉。我是这个瓦塔宁先生，离开了他的家，离开了他的国，放弃了他的学业，就为了要定居在北方，在冰雪的世界，在这个他要终身热爱和保护的独一无二的女人身边。很久以后，在一本我已忘记了作者的书中，我读到了这句话：“自在，这就是绝不要因付出太深而受束缚。”这些词立即使我想起了西尼卡·瓦塔宁。它们给予她的敬意远超过了我所能够做的。
《一个法国人的一生》 第一部分大卫极度痛苦的起源（4）
我们的故事以一种最简单的方式结束： 她乘上了她开往芬兰的船，而我乘上了我的，去我的国家。一回到家，我就向我的父母亲宣布了我要离家去坦佩雷生活的决定。他们建议我，在吃饭之前先去冲个澡。在三个月或四个月时间里，我给西尼卡写信。她给我寄来她的诗和照片。后来，有一天，她在里边加了一张自己狗的照片，那狗有点像是长毛绒的熟透了的香蕉。我没法说出为什么看到这个动物会使我的情感发生改变，但是，就那么一秒钟，世界上最可爱、最温柔、最漂亮的女人从我的心中、从我的生活里一去不返了。
无疑我正在成为一个年轻男人，带着它所潜含的全部意义，也同样有与它相应的尊严。不管怎样，我继续追随着令人厌烦的学习，一边听着滚石乐队，听珀西·斯雷吉（Percy Sledge）、奥蒂斯·雷丁（Otis Redding），而法兰西则在第三届或甚至是第四届蓬皮杜政府下勉强维持。在南方农民的示威游行中，我们开始听到那活泼而粗野的口号回响，“蓬—皮—杜，泵—大—粪，吸—血—鬼！”戴高乐，他总还是住在那些格朗丹里边，但现在它们叫做戴里维亚（Teleavia）、迪克来德东森（DucretetThomson）或者格兰的（Grundig）。他说些诸如此类的话：“手牵手向前走”，“自由魁北克万岁”，“欧洲从大西洋到乌拉尔”，或者最终还有“以色列人是有自信和能自治的”。我越是听这个人说话，越是看到他的广场卫兵的军帽在人群中挤出一条路来，在我眼里，他就越像是住在另一个星球上，对一个改变了用途的动物园里想像中的寄宿者们在发话。在当时青年人举行的聚餐晚会中，人们把已被他们的时代所超越的父母亲叫做“老人”、“老家伙”。这位“最高领袖”（lider maximo），一个重视老年的国家之主，他，简直已成了一个扎着土黄色头带的有性格障碍的木乃伊。还能再加上什么？也许还有这一点： 在他出行的场合，这位将军已放弃了有高级挡泥板的雷让斯型西姆卡总统专车，而是从此乘坐由夏普龙装配车身的DS雪铁龙旅行车。这个变化，当然，在我父亲那儿激起了极大的惋惜，父亲的确是共和主义者，但他首先还是特许经销商。
我可能说不出来当1963年肯尼迪被刺杀的时候，我在哪儿，我正在干什么。相反，我原原本本地记得1967年11月8日那个家庭晚餐，在那时，电视宣布了欧内斯特·切·格瓦拉的死。在我看来，这是第一次，在人们吃饭的时间，以如此的放肆展示一个人的尸体。我又看见了那些画面，尸体布满弹洞，横着展览于镜头面前，以使每个人或可对这个游击队员的死得到了解，无需一点儿怀疑；但同时，这仿佛也是为了使所有的人明白，反叛之路是一条没有出路的路。在这个死亡通报中，有一种公开的告白的意愿，一种具有威胁性的警戒意味。这些图像也还加入了许许多多其他的军事冲突，野蛮的喧闹，政变，而且在西方世界里，到处涌现反抗的潮流。这种反叛之风，还是不规律的、幻想的、旋风般的，总是从我们的微不足道的生活中发出，经常以无关紧要的事实——个人的小小的失望，家庭的、文化的、教育的不和睦——为基础组成。政治意识的觉醒还停留在试探的初期，但是，一代人正在诞生中，他们不愿意再任人把他们的头发剪成短刷子，更不用说照模子替他们修剪自己的人生，或者拖着他们去教堂。一代人渴望公正、自由，迫切地希望与他们的诸神和他们的师长保持距离。一代人，是的，的的确确与上一代相距万里之遥。在历史上，在时代进程中，或许从来没有一个断裂，能有同样的暴烈、突然、深刻。1968年是一次摆脱银河系的旅行，一个史诗般的英雄业绩，远比美国人的简单地以征服月球为雄心的有限的空间探险更为根本。因为在这个5月，情况刚好是，没有特殊预算，没有经过协商的计划，没有训练，没有元首，没有考迪罗这里“元首”是德文词“Führer”，指希特勒；“考迪罗”是西班牙词“Caodillo”音译，军事独裁者，佛朗哥的称号。，而在同一个时刻，数百万的男人女人登船，朝向一个新的星球，一个另外的世界，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