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者，佛朗哥的称号。，而在同一个时刻，数百万的男人女人登船，朝向一个新的星球，一个另外的世界，在那里，艺术、教育、性、音乐和政治都将摆脱那些在战后的严酷中形成的法规和戒律。
这些动荡的原因？佛朗哥的绞索，马丁·路德·金的被谋杀，君主们的自负，将军的军帽，迪克奇埃维南库尔TixierVignancour，1965年参加总统大选的极右派。，神职人员的恶臭，学校的霉气，道德的钳制，妇女的地位，官员至高无上的权力，托雷峡湾事件于1967年3月发生在英格兰南部港口的著名的漏油污染。，吉斯卡尔1962—1966年任财政首脑。的大胆，还有，蓬皮杜和他的高贵高卢人，越南战争，第二次梵蒂冈大会，本·巴尔卡事件，还有我父亲和他关于倒霉的西姆卡的现代主义新言论，我母亲和她神经质的静默，我的姑母苏珊，吁求秩序，吁求一点儿铁腕，更多的圣水，而尤其是尊敬，她的丈夫，陷入社交性的酒精中毒和种族仇恨的于贝尔，由前社会主义者转而皈依吉斯卡尔的出尔反尔的奥迪尔，甚至还有道森，被尖刻重新捕获的体育记者，包裹在调停会议的顽固的权威文献中的共产主义者。
在十八岁，在这个春天里，我们中间很少有人明了这场运动的意识形态方面的精微。最具政治色彩的人求助于境遇主义者，但是大多数群众追随科恩邦迪（CohnBendit）、吉斯玛（Geismar）、索瓦热奥（Sauvageot）的足迹，全然不知由阿尔贝（Alberts）、阿尔芒多（Armando）、贡斯当（Constant）和阿尔乌德让（Har Oudejans）签名的“国际境遇主义荷兰支部第一宣言”。至于我个人，与德波（Debord）的战略相反，他在六十年代初写道，“胜利属于那些懂得制造混乱而不爱它的人们”，而我热爱极大的混乱。为了混乱而混乱。蹂躏街道如同人们摔碎旧的玩具。以童年最后的愤怒断绝纽带，破坏规则。一种几乎是液体的混乱，这种混乱以它所具有的活力和不可控制，渗透到这个社会的所有缝隙，以它自己的能量生存，烧断那些工厂的和家庭的保险丝，淹没这个平庸的国度；一个极大的混乱，它以秋分时节海潮的速度，以奔马的速度涨起，迫使那些穿着成套西装的部长们逃跑，因为他们意识到，不过有点太晚了，人不能与大海的潮汐谈判。
3月22日，当学生们在南特尔占领了学院所在地的政府时，我在图卢兹，驾驶着我的第一辆汽车飞驰。它是一辆1961年的“珍珠白”色大众汽车，装有双重减震器，一个六伏的电池，还有可以打开的帆布车篷。这是车行里的一件回收品，计数器上有7万公里的记录，家庭担保。我的父亲，在把它的钥匙郑重地放进自己的抽屉之前，监督了这个车的修复。他差不多是这样说的：“我希望这辆汽车带领你到业士。”就是在这儿有着父亲的幽默： 简洁，低姿态，沉郁。接着，他又以一种在我看来更职业化的语调，加上一句：“我相信它是第一流的。”他酷爱这种赞美方式，把它运用到全部各种领域。一顿饭是第一流的，一辆汽车，当然也是，但是也还有一部电影，一个工作日，一场橄榄球比赛，一个推理，或者仅仅是一个白痴。这样我就有了一个“第一流”的汽车，一件棒极了的摆脱束缚的玩具，一颗自由的导弹，它使我因欢喜而激动万分。每一次加速，听到涡轮机发出哨声以冷却那四个小汽缸，我都有一种正在被要求做超出自己能力的事情的感觉。但是我也感觉到，归功于这电木方向盘，我平生第一次有可能把握自己的生活。我在3月22日的“运动”结果就是绕城一周，在公路上跑了几公里，然后以与“征服金羊毛”同样的骄傲姿态凯旋般地返回家中。
《一个法国人的一生》 第一部分大卫极度痛苦的起源（5）
对那些煽动闹事者，我欠着很大的情，这份情就是这个滑稽的、扎着缎带子的、由我第一次看见其发抖的一个社会集团放在托盘上赠送的业士学位。我从来没有爱过那些老师。我不是那种中小学或大学时期生活的悔过者之一员，他们给予他们的这个或那个先前的教师以迟到的甚至是死后追授的敬意，认定这些人曾给他们揭示了文学的美和自然科学或人文科学的魅力，从而使他们提高了自己。我一生中所遭遇到的教员——小学老师，中学老师，大学助教，正式教授，低劣的代课者——统统都是恶人，坏家伙，胆怯而残忍的废物，蛊惑人心，自以为了不起，给弱者套上枷锁，拍强者的马屁，而且自始至终都保持这种疯狂的归类、淘汰和羞辱的乐趣。对我来说，无论中小学校还是大学学院，从来不是一个学习或成长的地方，而宁可说是依据其需求，负责填充工厂和办公室的一个挑选中心。所以，当在这个春天里，好运给我机会，让我——体格上的无知者，又懒又笨到了骨髓的学生——面对这些微微颤抖的看守们炫耀我的一片空白时，我发誓将永远不会否定这些混乱时刻所带来的恩惠，尽管它后来还是发生了。在1968年，一个人不获得他的业士学位是不可能的。去掉了全部笔试部分，这种考试缩略为学生和教师之间充满怀疑的握手仪式，后者有板有眼地祝贺前者，为了一个有时甚至并未发表的陈述之出色与简明。终于有了这么一次，这些谨小慎微的知识海关的官员被迫放松了他们的警惕，被迫放弃了他们的热情，让那些走私者的渣子通过——在过去的时候，是他们作为乐事和职责去质询、检查和拒绝入内的。我昂着头面对众考官，他们给我以宽宏的赞美和分数。就好像在橄榄球比赛，本来该回拒我的防守一方的全体前卫，全来推送我直到过了白线——代表学院的球门底线。
除了在这种面对面的意外情况下感到快乐的颤栗，归功于这些口试和这场使它发生的运动，我还懂得了，在一个社会的生活中，一切都是由力量之间的相互关系支配的。如果，我们数量众多足以颠覆它，那些昨天嗜血的秃鹫就会在瞬时间仿佛着魔似地变形为一群毫无意义的麻雀。
在家里，这个5月与其他月份是同样的： 阴郁，沉闷，寂静。尽管有罢工，我父亲还是每天上午离家去汽车行，卖他的西姆卡。我的母亲，她也离家，直奔那些人们每天提交给她的表述不恰当的文章，那些文字大杂烩。在饭桌上，完全没有关于街上的运动、关于反抗的合理性或者政府态度的谈话。只是，或许有过，我父亲面对电视上被封锁的汽油仓库的画面时的这样一句话：“这一回我发现他们进步了一点儿。”汽油在他的眼里，比上帝之血更加神圣。没有汽油，也就不再有汽车。家里所有的人，都没有表达过同样合情合理的评论。我特别记得一次充满火药味儿的晚饭，接近5月底，在我祖母的房子——我们也就是在那儿居住——的花园里。在那个夜晚的热气中，在我父亲挂在栗子树树枝上的古怪的彩色灯泡下，两个互不妥协的小集团迅速形成。第一组由狂热的戴高乐分子组成，有我的让人受不了的苏珊姑母，她的妹妹奥迪尔，前社会主义者，永远的教师，还有她们的一对朋友，库尔贝夫妇，旧时的合作分子皈依权力政治的辉煌标本。在起义者一方，当然有我的表兄让，第一时间的科恩邦迪分子，他的父亲于贝尔，出于极度的反戴高乐主义，如他自己所言，打出“最坏的牌”为了推翻这位将军，道森，看不起左翼分子，但是站在党的漂移不定的战线上，还有我，被认定合法的业士，最后的莫希干人，因搅扰不安的活力而沸腾。我的父母亲，如同老样子，作为沉静的主人，充耳不闻地追随一切争论。直到那一刻，那时，被苏珊姑母有关对结局必不可少的尊敬的评论所激怒，我的母亲打断了她的话，以一种非常平静的嗓音引述了孟德斯潘Montespan（1641—1707），路易十四情人，女活动家。：“一种命运的崇高，成就于拒绝的与成就于获取的不相上下。”所有的人都被惊得目瞪口呆。我完全相信，这是自从我哥哥死后，我母亲第一次在众人面前以这种方式发言。
“不是以这种理论来推动社会进步的，”酒糟鼻的库尔贝说，“人们看得很清楚，在这种时候，拒绝现存体制的这些人正在把我们引到那里。”
“绝对正确，”苏珊附和着，“在生活中，一切都等待夺取。一切。而如果这不是你去取得了它，一个另外的人就会占据了你的地位，那么……”
这个女人智力的极度平庸把一切都引向财产和积累的观念本身。她并没有听我母亲说的是什么，只是听到了“拒绝”这个词，而这个词在她眼里包含着法语中最亵渎神灵的观念之一。接下来，就到了收复失地的时候，让表兄抨击所谓“体制”以人为奴隶的法律，而他父亲则以他惯常的轻佻对戴高乐使用的“混乱”这里“混乱”使用chienlit这个词表述，法语中还有“屎”、“脏东西”等意思。戴高乐讲话： 要改革，但不要混乱。当时他也用这个词说过学生，意指学生总是制造混乱。后来愤怒的学生打出标语：“Cest lui la chienlit”，可译为“他才是狗屎”。这个词语加以评论。
“这真是一个军营里被鸡奸的家伙的说法儿……”
“于贝尔，你能不能说一句完整的话不带粗词儿呢？”
“我亲爱的奥迪尔，前社会主义者，新戴高乐分子，未来的什么，夏邦分子？蓬皮杜分子？埃德加·富尔分子？我来对你说一件合乎道德的事实： 像我这个维希政府支持者——既然你喜欢重提这一节历史——这样经常这样深地忍受你亲爱的将军的摆布，作为补偿，完全可以时不时地像军营里鸡奸者那样对待他，不是吗？”
“我，不管怎么说，我同意妹妹的意见，”苏珊表示见解，“我觉得戴高乐已经完美地提出了问题： 改革的时代也许到了——我说清楚了，是也许——但绝对不是乱七八糟的时代。”
接着，是我冒出了这个反驳，它从政治角度上看少一点内容，但表达了某种真实：
“不错，但是正好，我们所爱的，就是极大的混乱。”
所有的人都转向我，好像我刚刚放了一个异乎寻常的响屁。苏珊用指尖捋了一下她的眼皮，转身朝向我的父亲，以一种悲痛的语调说：“妈妈怎么说来的，可怜的维克多，我相信总有一天这孩子会让你眼里哭出血来。”
以某种方式，我的姑母刚刚显示了一种预感的天分，如果愿意仔细考虑此后四五天里将要发生的事件的话。
《一个法国人的一生》 第一部分共和国保安部队列阵进攻（1）
不知不觉中，这场运动出现贫血，正在衰弱下去。戴高乐准备去马絮将军那里寻求担保，在巴登巴登，右派正在训练其军队，而汽油，力量无比的碳氢燃料，众人的能源，被控制在油泵里。但是，每天晚上，示威者的队伍仍在或多或少自发地聚集，他们建筑街垒，与共和国保安部队（CRS）发生摩擦。在图卢兹，这种对峙没有在巴黎那么壮观，但也并不缺少激烈和频繁。那时，我还没有进入大学，也不属于任何小团体，逡巡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