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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我自己，我在一个最不具有独特性的地点和时刻，选择了投入他们的行列。这一天晚上，在卡尔诺大道上已建起了两三个街垒，警察也显示了加倍的暴力。被爆炸所造成的嘈杂和毒气所驱赶，我们重新朝贞德广场方向聚集，那儿距父亲的汽车行只有两步之遥，而且，因为预见到安全警察一次新的进攻，那里的地面已全部被迅速掀起来了。快到22点的时候，在无数次的微小武装冲突后，安全警察部队发起了他们期望是决定性的攻击。
真不知道这个晚上在我们的头脑里都发生了什么。真不明白为什么不是逃进相连街道的通道，我们却坚定地守卫我们的阵地，以一种别动队士兵的意识边退边守，进行反击。在疯狂与仓促中，一小队轻率的士兵进入了一条繁华的街道，在它的中心就有维克多·布利科的西姆卡汽车行。众人依据有利的地理位置，来了一次角色转换，向这支被切断了后援的小部队发起打击，而后者，则犯下一个错误，躲在了那个家用轿车特许经销处的建筑的立柱后面。就是这样，我把一块接一块的铺路石像炸弹一样投向大兵，但更是投向父亲车行闪亮的窗玻璃，它们，在这场阵地战中，一块接一块地破碎，发出一种使人想到撞碎在大堤上的太平洋波浪的声音。
在这场战役中，我想必发现一部分的自我对闹事者们在喊，“住手，住手！这是我父亲的车行，他是一个正直的人，只是卖他的西姆卡给工人，他们准备开着它去度假！”而另一部分的我，较少宽容，更多暴力，则以引用范内格姆来吼出：“信仰的绝望造就秩序的凶手！”
在这场战役的第二天，我没有勇气陪伴父亲去车行，也没有勇气装作分享他的悲伤。我只是满足于在晚上，听着他以和平常一样的语调，以非常克制的言词来做的关于这场洗劫的报告。
6月中旬左右，政府决定解散极左翼组织，警察迫使占据者撤出了索邦大学。奥迪翁，这个国家所有的街道，雷诺，都投票赞成重新恢复秩序，绝大多数的国民投票表决支持将军。
一个月之后，华沙条约组织恢复了捷克斯洛伐克的秩序，而法国成功爆炸了它的第一颗氢弹。一切都在重新确认，然而，没有什么还和从前相同。我在草创中的米亥伊大学注册了社会学系，准备开始新的生活。
一年之后，1969年4月28日，被全民公决以类似于傲慢罪撤销授权，戴高乐辞去了全部职务。然而在我们家里，在电视机前，没有太多热情地追随这一选举结果时，父亲突然做出了一个手势，好像要抓住在他面前经过的什么东西，接着倒在了饭桌上，成了他第一次心脏病发作的受害者。
阿兰·波埃 （第一代理期，1969年4月28日—1969年6月19日）
由于它的许多吊车、它的各种机械设施、它数不清的立方形的建筑体，米亥伊大学很像是人们想像里一个正在建造中的海水浴场。一个消费低廉、招人喜欢的小城，但是并不临海，它以很快的速度建造起来，以便堆塞1968年自发地孵化出来的异乎寻常的学生。在社会学学科，从这块新大陆浮出的第一个教学与研究单位（UER），生活是轻松的，教学可以随意进行，左翼的态度则是义务。整个单位中最右翼的教师是法国共产党成员。其他人，托洛茨基分子、无政府主义者或毛主义者的随从，彼此互相憎恨，各自投入隐约的拉拢战，以在这片新的左翼小教堂里争夺布道的权利。忙于彼此间激烈的争论，忙于应对微妙的意识形态的大比武，这些知识分子以极大的慷慨给我们学分，当然，它们没有任何价值。
我的父亲缓慢地从他的病情中恢复过来，每天只在他的车行度过几个小时。在这最困难的几个月里，他从来没有要求过我的一点帮助，也从没有提议过有一天让我继承他去指挥“日与夜”。也许，他已经看出我的计划将把我引向完全不同的另一种生活。但实际上，我对将要怎样支配我的未来没有哪怕一点想法。我只是某种生活的学徒，等待召唤，被盲目的利己主义所鼓动，也因青春而狂热。
在家里，生活变得越来越难以忍受。那种黄昏的气氛，沉重而令人压抑，与整个下午都在教室里持续进行的热烈、急剧的左翼争论形成对照。回到自己的家，我的精神状态仿佛一个被迫在半自由状态下服刑的犯人，在度过正常的白天之后，到了晚上必须被关进监牢。大概意识到没有能力维系亲密或正常的关系，我的父母亲在我与他们一块进餐中提前退席时——有时以相当粗鲁的方式——没有做任何把我留在他们身边的努力。
自从我在驾驶许可证与中学毕业会考双双取得成功之后，我的体格面貌也变了。可以说，我变得冷酷，具有男子气——如果这个表述的确有它某种含义的话。我让自己留起了小胡子，还有犹豫变幻的髯须，尤其是头发，现在它无所顾忌地披到了肩膀上。我完全吻合自己想像中不受任何约束的自由学生的形象，无上帝，无师长，无收入，但却一心追求现代派的极致。
我因此在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 离开父母的家，最终过一种配得上自己的真正的前卫生活。时不时地，我也会有机会与一个姑娘在大众车的后座做爱。座椅的狭窄和不舒服仅只是刺激我尽快迁居到一个体面住处的欲望。
对其他人，一切都照常继续。戴高乐走了，阿兰·波埃在最高权位上充当了临时的代理。在他的短暂任期内，他甚至尝试想说服他的国家，他自己可以不止是一个代理，而且还参加了总统竞选。但是，一个1911年出生于康塔尔省蒙特布迪夫的人，已经从罗特希尔德金融公司冒了出来，赢得了58。22％的大选选票，把他又迅速打发回了参议院的老巢。
《一个法国人的一生》 第一部分共和国保安部队列阵进攻（2）
乔治·蓬皮杜 （1969年6月20日—1974年4月2日）
军队。服兵役。这就是那个时期我的烦心事，我摆脱不掉的苦恼。很久之前，我就做出了一个不可更改的决定： 绝不会去穿上军队制服，尽管这一定会让我为此付出代价。做这决定不过是一小时里的事。而且，把我打发到处罚拒绝服兵役的队伍中也不在考虑的问题之列，在那个时代，拒绝服兵役会给你一种“低等国民”原文为德文。的地位，让你到森林管理中心，在那儿有二十四个月——而不是服兵役的十二个月——的时间，人们强迫你给树皮打蜡。我对军队的拒绝将是彻底的，我的战斗将是一场短兵相接。
但是，回应征召通知，我还是到了位于奥什的军营征兵处，以便在那里经受所谓的“三日”，在这三天里让你忍受一次例行体检，一次睾丸触诊，还有一系列据说可以评估你的智商的测验。这“三日”，一般来说只不过持续36小时，对逃避服兵役者是至关重要的时刻。要么你将会加入到那细瘦而令人羡慕的“免除兵役者”的行列，要么人们把你当作二等服兵役者，这就判决你为期一年的牢不可破的麻烦包的角色。为了不被认为“合格”，某些人甚至走到了自断一只手指、在来军营之前一小时喝几十杯咖啡、或者装作疯癫的地步。有时，医官们会碰到令人产生幻觉的临床状况，那时还为医学所未知： 一些家伙流着暗绿色的以发泡剂制造的口涎，或者呕吐红汞和洗涤剂的混合物。另一些被咖啡因或更强的兴奋剂浸透到了这种程度，以至于他们既没法坐下去，也不能呆在一个地方，而是一边回答医官的提问一边在检查室里乱转。还有一小部分人玩起假冒同性恋的牌，一种风险极大的作假，它有时能直接把你送到法国还在德国保留的某一个惩戒营里去。
冬天的浓雾笼罩着这座城市和这个兵营。天还没亮，但是全体士兵已起来很久了，都在忙于各种至关重要的任务，诸如清扫院中的沙砾，向迎风飘扬的旗帜敬礼，抬起生锈的营门栅栏，再放下它们，吼精神错乱的口令，吓唬那些爱好和平的大傻瓜，用酒精中毒而模糊不清的眼虹膜挑衅地打量他们。
我把自己的大众车停靠在紧挨着征兵处入口的地方。我知道，如果情况运转不妙的话，它能够把我带得远远的。我几乎还没有跨越岗哨的门槛，一个细高的小脑袋的家伙就用假嗓子朝我劈头喊了一句，让我赶快，往前走。
我穿过一个小院，进了一个建筑物，那儿所有的窗玻璃都蒙上了一层水蒸气。门后边，一个大块头的非洲人迎着我。刚刚察觉到我的出现，他就对着我的耳朵吼道：
“赶快脱了，到淋浴下边去！”
“可是我刚刚才冲过一次。”
“闭嘴！再去冲另一次！”
“谁吃绵羊？a） 山羊，b） 狼，c） 牧羊人。一只船干什么？ a） 它滚动，b） 它飞翔，c） 它漂移。”对大约五十个如此合情合理的问题取得大多数正确的答案不足以让你成为一支部队的将军。但是，它们能使你得以进入某些所谓精英的部队，诸如空降兵或者海军陆战队。在这些回答中使用嘲讽的武器时，必须非常非常小心。因为，假设一个牧羊人可以非常贪吃，以至于吃了绵羊，或者在学了五年的大学之后，坚持说装甲舰编队飞驰，都完全可以把你打发到德国冰冻的平原上，去发现其他自以为是的幽默家。
就快到中午时，一个职业军人把我们重新集合到院子里，然后把我们领到一个巨大的同时散发着狗食味儿和工业废料味儿的餐厅。这是一种说不清的气味，隐隐约约令人恶心，里边再掺和上午饭散发的气味： 烤牛肉和某种添加贝沙麦尔干酪烘烤的布鲁塞尔卷心菜。看到这种菜，尤其是看到那些嵌了大蒜的肉块让我反胃。我想像着厨房里一种大卫·罗沙式的战斗，刀子闪光，裤子褪到了脚踝，以同样的热情给这些兵营的烤肉以光荣。
“你不吃你的一份吗？”在世界所有的餐桌上，总会有那么一个客人天生具有凶猛的、患强迫症的胃口，他在吞噬自己的一盘的同时，一只眼睛不停地盯着别人的盘子。只要哪个人稍微留在盘子里一些，这位贪吃者，无疑已被祖上遗传的反射驯服，立即企图占有被遗弃的盛宴的残余。“你不吃你的那份吗？”这是一个戴眼镜的小娃娃，让我想起粉红色的雏鸟，还没长毛，大张着嘴，嗷嗷叫着要求自己的口粮。他三口就消灭了那块肉，又贪婪地吞吃那些粘糊糊的卷心菜。然后他像小孩儿似的打了个饱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