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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套观念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在早期中国的启蒙阶段上，曾经有过突出自由、突出人性解放这类人文价值，但是很快就被“科学”、“民主”所代替。这后面有一些深刻的含义需要重新体味，原本人们对启蒙的了解，现在看来有很大的转向，原来比较侧重在精神性的层面，例如自由、平等、博爱、人权，等等，这当然没有错；但是，另一方面，追求财富、追求效益，在日常生活中变得越来越突出了。这就使得理解启蒙变得复杂了，从一套价值观念更多出了一套治理社会的制度和手段，如何管理社会、管理经济、管理资源、管理人，如何通过这些管理创造更大的效益，然后把社会效益的大小作为衡量一个社会价值理念的手段。这是一个非常有风险的思路，可是却是一个极其普遍的思路。今天，在我们的生存空间中，到处弥漫着一股功利主义的庸俗的腐朽气息，从政府到个人普遍地把实现功利当作最主要的价值原则，所谓“小人喻于利”，功利主义横决天下的必然结果就是解构“君子”，培养“小人”，把君子的价值当作一种多余的可笑，一个小人主导和小人得意的社会是一个非常危险而且无望的社会。
我想，我们今天要面对的启蒙反思，主要应当集中在这两点上，一是启蒙的基本价值，在当时条件下的合理性，和经过长期发展的考验，今天对这些合理性的普世性和历史含义的再认识；另一方面，由启蒙的世界观所带出的社会的政治制度，以及在这套制度安排下人的生存信念，到底给我们的社会和我们的未来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第一部分启蒙的反思——杜维明、黄万盛对话录（3）
杜：你涉及的第一个问题是用知识取代智慧，其中有丰富的含义，“百科全书派”的出现，标志了这样一种信念，人可以通过知识的途径掌握所有的未知的秘密，所谓“百科全书”，意思就是它可以涵盖一切，知识可以了解和控制所有的领域。我想，这后面有一个重要的预设，就是“走出中世纪”，也就是走出愚昧，走向光明。当时，理性就代表着光明，非理性的一切方面，包括“神启”，等等，都是愚昧，都是黑暗，所谓“黑暗的中世纪”。而理性之光绝对可以驱除一切黑暗，这是不容置疑的。过分强调理性会导致一种极为自大的心态，只有理性的力量才是无界弗远的，而宇宙本身的秘密都可以通过理性来掌握，一切有赖于理性之光的照察，有赖于人的发现。虽然康德在伦理学上把绝对的道德律令和宇宙星体的秩序相提并论，但在知识论上，只有理性才是判断是非真假的唯一标准。宇宙的黑暗也只能等待人的理性的照耀，光明越扩大，黑暗就越减少，只要不懈努力，总有一天理性光芒可以照亮所有的黑暗。这种心态成为人主宰自然、挥霍自然资源的思想基础。
但是，交织在这个背景中，有一个复杂问题需要谨慎对待，这就是大学。在欧洲，一些好的大学都有数百年的历史，牛津、剑桥差不多有600百年，哈佛也350年有余。一些著名的大学多半是在中世纪就建立了，它们与启蒙的关系是一种复杂的交互影响。毫无疑问，从大的趋势来看，启蒙的潮流一直都在转化大学，这个过程现在还在继续。但是大学有一个相对独立的任务，就是文化传承的使命。在这个意义上，“神启”的观念与大学理念并没有矛盾，相当长的时间里，大学就是培养神职人员的场所。西方大学的发展与基督教有紧密的联系，突出经学的研究，与教会中的职业团体关系非常密切。所有美国的大学几乎都与基督教有关，也与不同教派之间的争论有关，当然新教的影响要比天主教大。神学院在美国大学发展中是最重要的，早期的大学在相当程度上几乎就是神学院，以哈佛为例，神学院的基本教义是建构在三位一体的基础上，爱默生就在哈佛神学院，他是Unitarian，不知中文该怎么说，（黄：Unitarianism，中文译成唯一神教派。）对，就是反对三位一体，认为只有一元。他那时发表了一篇后来最有名的讲演，叫作“美国的学者”，就在哈佛神学院的教堂里。他提出这个报告时，哈佛神学院一半以上的教授退席，因为他挑战了他们最核心的价值。有人说正因为哈佛被非基督教的力量所控制才建立了耶鲁大学，耶鲁在后来被凡俗化，不符合基督教的要求，这才建立了埃莫斯（Amherst位于麻省西部，美国最著名的文理学院之一），很多美国大学的建立是针对那些因为启蒙而质疑神启的大学倾向。这个力量在美国有相当深厚的传统基础。你看哈佛的校徽，就在哈佛铜像的左面，上面有三本书，其中两本是打开的，而有一本却是关着的，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有一些智慧是永远不能从知识中得到的。这是一个老传统。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就是语言，希腊文现在懂的人不多了，但是拉丁文和希伯来文一直是哈佛的重点，每年的毕业典礼总有人要用拉丁文发表致词，古典的精神今天已黯然不彰但余韵犹存。但大学也是启蒙精神的突出体现。
你提到康德，的确，他突出“此岸世界”是与建立人的理性的中心原则有关，可是，他的三个最主要的预设，除了人作为理性的动物以外，他注重灵魂不灭和上帝存在，甚至认为灵魂不灭和上帝存在是建构道德的主要基础。你想，笛卡儿花了毕生的精力论证“我思故我在”，然后要建立上帝的无限权威，他的影响力直到今天在哲学界仍然很大；莱布尼茨的思路有些地方很像朱熹，他努力建构上帝存在的观念，影响力也非常大。
因此，我们应当看到，启蒙的思想绝对是反宗教的，特别是反基督教，但是，他们所反的是Christendom。吉尔克格德也曾反对基督教作为一个控制制度，痛恨神父；狄德罗曾有最血淋淋的说法，要把神学杀死，用它的肚肠绞死神职人员，只有这样文明才能发展，对于教会和基督教的控制系统极为憎恨，可是另一面，对上帝存在他并不反对。我相信，很多思想家几乎都不质疑上帝存在。例如牛顿，他是非常重要的科学家和思想家，他基本上用拉丁文写作，强调他所做的全部研究并不纯粹是做科学研究，而是为了证明上帝存在、上帝存在的合理性、上帝创造世界的合法性。
黄：我想这是非常有意思的问题。我在法国时比较多的考虑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的关系，在和一些法国学者交流的时候，有这样一个想法：启蒙时代的反宗教有两股力量，一是与求知有关，教会垄断了关于世界的全部解释权，神职人员以上帝的身份随意地解释世界、解释人生，导致产生了很多虚妄无当的说法，甚至无法通过人的日常经验的检讨，这些解释有时更有一种世俗的虚伪，是为神职人员的权威性所作的自我注脚。这在后来必然地与实验科学和实验知识发生冲突，科学和知识的光芒理所当然地会冲破这些中世纪以来的虚伪的说教。二是与“君权神授”有关，教会不只是单纯的精神权力，它还渗透到王权之中，以上帝的名义裁决权力的合法性。在欧洲，很多国王都是由教会加冕的，甚至启蒙之后的拿破仑也不例外。因此，在启蒙的进程中，打破中世纪以来的“政教合一”，还政于世俗社会就成了必要的课题，事实上，王权经常与民权结盟挑战教会神权。这点后来被当作启蒙的重要成果而广为传播，就是“政教分离”的原则。这个原则在当代所谓民主的程序政治中被视为经典准则，以此反对任何意识形态和价值系统对政治的可能的干预。现在，这个原则也受到一部分人的批评，任何原则极端化之后，总会产生非预期的灾难。
第一部分启蒙的反思——杜维明、黄万盛对话录（4）
杜：启蒙与现代政治的关系是重要的课题。我基本同意你的说法，但有一点要注意，《新约》中耶稣说，让上帝的事归上帝，恺撒的事归恺撒，这应当理解为是他所做的选择。罗马帝国的出现事实上为基督教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基督最后上十字架与这个选择很有关系。关于这一点还有另一种说法，认为耶稣是当时罗马帝国中犹太人集体抗议暴政的革命集团，很多犹太人当时要反对罗马政权，希望耶稣能够出面来调动这方面的积极性，但是，他不做这个选择，他创造一个凡俗社会之外的生存空间。
到了中世纪，基督教在政治上的确有很大的影响，成为重要的政治力量，直到今天，梵蒂冈仍然有这方面的意愿，要在政治上发挥影响，想靠它的宗教权威来影响政治权力。但是，耶稣的超越的理念和在凡俗中干预政治之间的张力始终存在。王权一方面跟梵蒂冈合作，另一方面它们之间的张力也很大，有时极为紧张。这种紧张常与婚姻有关，教会不允许离婚，而婚姻又经常是王室为了利益的结盟。因为这类原因，导致层出不穷的政教冲突。例如英国，它就自搞一套，产生了Anglican，即英国的国教，事实上，它看起来与罗马教会的仪式非常接近，但它属于英国，而且与罗马分庭抗礼。神权要通过教会控制王权和王权要独立地行使权力，这之间有很大的矛盾。启蒙的思想主要是反对神权的权威，以及受神权控制和掌握的政治权威。尽管如此，即使经过启蒙的批判，宗教的力量在西方社会中仍然很强大，至今如是。举个例子，许多人有这个看法：上个世纪末，苏联东欧的解体，与宗教有关。假如从波兰看，那与教皇的关系就很密切。甚至有人认为，教皇与里根联手搞垮了苏联东欧，这个看法有点偏激了。但是，也不能认为宗教因素不起作用。另外，还有一点值得重视，基督教分裂成天主教、新教、东正教，对政治起的作用之大，绝对不能低估。现在我们强调文明冲突和文明对话多半与宗教之间的抗衡有关，但不能不注意宗教内部的紧张、矛盾和冲突。
关于启蒙反思，我认为最少有这样三个方面要顾及。
第一，它是一个历史现象，可以说它首先是一个文化运动，但是因为它的推动导致科学技术的发展，导致生活方式的改变，使得人的宇宙观、世界观、人生观都发生深刻的改变，并且，各种利益集团，或者说利益领域因此重新组合，这个发展的力量实在太大了，所以我们说它是一个历史现象。重要的历史学家、比较社会学家、比较文化学家，乃至现代化理论专家，都对启蒙作为文化现象、历史现象极为关注。这里有一定的客观性，可以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加以诠释，但它是一个最基本的历史存在和文化现象，这一点没有任何人能够质疑。这方面的研究相当丰富、难以数计，有成千上万的博士论文和学术专著。这方面的资源，在整个文化中国是非常薄弱的，如果我们对这个现象如何出现了解不够，那对它在发生学中所探讨的机制往往就一无所知。对文化中国的知识积累而言，这是一个大困难。
第二，它成为西方现代文明发展的理念，这个理念的背后是理想主义，它成为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