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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它成为西方现代文明发展的理念，这个理念的背后是理想主义，它成为一个“ideal”，这个问题也是错综复杂。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几乎康德以后的西方所有的思想家，都认同这个理念，反对这样的理念想回到中世纪神学的思想家屈指可数。这样的人当然也有，有一些反对的潮流，包括浪漫主义等，但都被笼罩在启蒙的大语境中，启蒙作为大趋势像摧枯拉朽般扫除了许多从中世纪以来即积重难返的非理性及反理性因素。当然，我们也必须注意各种反对的力量，这些力量也一直在发展。这使我们认识到启蒙是个复杂的现象。因此，现代性、现代化也是非常复杂的现象，20世纪是人类历史上最血淋淋的世纪，这多少与启蒙有关。彼特·博格（Peter Berger）说，任何人如果说受启蒙影响的现代性是了不得的人类理性的发展、现代化是人类的最大的幸福，我只要一个字就可以反证这种肤浅的乐观主义，这个字就是“奥斯威辛”（Auschwitz），就是纳粹的集中营。最残酷的集体主义和最能够发展人性光辉的个人尊严，都在启蒙之中。以前不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假如没有启蒙精神引导的科学技术的发展，很多20世纪所目睹的怪现象都不可能发生。有个德国的电视剧，影响非常大，完全根据事实的记录拍成的。几个德国的将军在考虑如何落实希特勒的命令，把六百万犹太人杀死，用什么样的方法最有效，所有的相关的问题都被列入议程，后勤的问题、运输的问题、事后处理的问题，等等，他们谈了6个小时，没有任何感情的因素，就是怎么杀，工具理性到了最残酷的地步。在纽伦堡大审判中，有一个神职人员，大约是为犯人行刑前做临终祷告的，他要与这些犯人谈话，其中有一次，他找一个德国将军，可能就是奥斯威辛的，他从头到尾就谈他如何找到毒气杀人的方法，比较起来以前的方法是多么笨拙、多么浪费，我的办法又是如何好、如何有效。最后讲完了，问他有什么忏悔，他还是在那个杀人的语境中。这位神父后来有一个回应，他说，真正的罪恶就是完全没有任何同情，完全不能想到别人的痛苦和悲惨，把杀人完全当作工具理性。
启蒙作为人类文明发展的理念现在受到很大的质疑，受到解构主义的质疑，受到女性主义的质疑，受到生态环保主义的质疑，等等。同时，它仍然在继续发展也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它所以还在继续发展，一方面是政府、社会阶层和一些团体以它为信念主导各种社会活动，更有意义的是，有一批杰出的思想家主动自觉地要继续完成启蒙的任务，其中最突出的当然就是哈贝马斯（Habermas），他和德里达（Derrida）他们是明显的不同，他认为启蒙的理念还没有完成，他有一个比较平实的看法，很能反映启蒙心态，就是一定要扩大理性的层面，不能只从工具理性下手，所以提出沟通理性的问题、合理性等，所谓理性的向度。他基本上还是顺着康德的道路，康德的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什么叫启蒙”，就是突出理性的问题，所有的人都应通过道德律令来发展理性的问题，哈贝马斯的基本精神是属于德国理想主义（康德、黑格尔）和马克思的思路。事实上，在很多方面，我比较同情这种努力，我对德里达那种后现代的反结构和解构主义很有警觉，但是，理性的困境是不是通过哈贝马斯的方法就能解决，我们后面还会讨论这个问题。这是很重要的潮流，我认为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彼特·博格，还有西谬·爱森斯塔（S。N。Eisensdalt）都属于这个潮流，还是启蒙的问题意识。
第三，启蒙是一种有普遍性的心态。这个方面与我们的关系比较大，你刚才也提到了。“五四”时期，中国知识界受到启蒙的影响，既非它的文化运动的影响，他们没有时间、没有精力、也没有能力去追踪启蒙的发展和来龙去脉；另外，也不是启蒙的文明理念的影响，而主要是工具主义的影响。当然，在“五四”前期，有人是突出自由、人权的理念，比如严复强调“自由为体，民主为用”，这是他最重要的理念，也成为中国知识界深信不疑的价值观。但是真正产生最大影响的是“科学”和“民主”，这是一种心态上的影响，直到今天，仍然非常强势。所谓“科学主义”是这种心态的一种体现，还有所谓社会工程，还有强烈的人类中心主义，对宗教的问题掉以轻心，认为它已经完全过时了，除此之外，还有非常强烈的线性的进步观念，还有你提到的“富强”理念。这些方面深刻影响了中国后来的走向，其中有惨痛的教训，值得我们认真反思。
第一部分启蒙的反思——杜维明、黄万盛对话录（5）
黄：你刚才提到一个对启蒙的两种不同立场的分疏，就是哈贝马斯认为启蒙的任务还没有完成与从福柯到德里达解构启蒙以来的理性，这一点很重要，尤其对于反思启蒙在中国的影响会有相当的意义。这个区别意味了两个不同的方向，一是哈贝马斯所代表的，突出启蒙的人文性，启蒙精神在人神之争中突出人，后来的困境是对人的突出无限化了，成了无条件的人类中心主义，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对超越世界的关系。但是，突出人文性，强调人的感情、人的感性世界、人的存在的合理性是重要的贡献，假如启蒙没有这些贡献，它后来的发展就无法理解。打破神谕戒律对人的教条主义禁锢，使人的生活既合乎人性又合情合理，这是启蒙理想的生命境界。如同你强调的，把人从控制性的神学中解脱出来，是有划时代意义的。事实上，不光是哈贝马斯重视这个方面，罗尔斯（J。Rawls）也同样非常看重这层意义。可是，又如何理解福柯、德里达等人所代表的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对启蒙理性顽强的挑战呢？其中，重要的一点是启蒙把理性的能力无限化，相信人的理性所创造的一套套结构可以解决一切问题。这种理性的狂妄把丰富复杂的世界变成一堆符号、一些原则，使得人们生活在“观念符号的暴力”之中，这是解构主义企图消解的东西。因此，我们事实上面临了一种新的紧张状况：一方面是通过启蒙获得的人文性和人的解放，一方面是启蒙理性以观念和符号所建构的人的精神世界的新的枷锁囚笼。这是哲学的两难，也是现实的生存世界的困境，或许也可以理解为启蒙精神内在的矛盾、缺陷。
杜：这个方面分析得很好。哈贝马斯有一个他自己的谱系，是从马克思经过韦伯，再通过帕森斯，然后是他自己。他很重视与欧美的分析哲学家和语言哲学家如瑟尔（John Searl）合作，包括像罗尔斯这样的学者，他非常突出关于“生命世界”的问题，如同你刚刚提到的合情合理的生活，在他看来，人与人之间假如没有言谈的可能，假如没有人的交谈所依据的深刻的超越理念，那这个社会根本就不可能存在。因此，他试图从各个角度平实地了解现代人类生活所碰到的各种面向，他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出发，开展出人类生活的复杂景观，对这个社会的制度方面进行了强烈的批判，而且，韦伯关于现代化起源的一些概念，如“祛魅”、“解咒”等，也被哈贝马斯用来了解现代社会中人的生活。现代人的生活有几个基本特性，一是专业化，这与分工有关系，而由于分工的出现，各种不同的领域出现了，而传统的人可以和社会打成一片、人可以天人合一、或者人可以体万物、“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等所有这些理念，所谓“普世的信赖”的理念，统统都被打破了。由于专业化的出现，每个人都面临非常不同的挑战，一个人要扮演各种不同的角色。这是我们的生命世界，是我们在20世纪必须面对的。
福柯他们是另外一套构想，当然，他们这条线索上的学者都是致力于反对“理性的暴力”，反对理性能力的无限扩大的。这个情况很有趣，比如哈耶克（F。Von。Hayek），他对理性的傲慢有一定的了解，他是从市场角度来看的。……在哈耶克看来，市场和自然差不多，它有自己内部的秩序，任何人哪怕是一群人要想通过自己的能力全部掌握它，是绝对不可能的，而且一定会造成很多祸害。……资本主义经济的成功只是依赖自由的市场经济，把政府的控制能力，也就是理性力量，尽量减到最低。这方面的批评，主要是反人类中心主义，尤其是针对欧洲大陆强调理性的那种“欧洲中心主义”。但是，德里达的工作很不相同，他挖理性主义的根一直挖到语言本身，挖到“逻各斯中心主义”。这里牵涉到海德格尔的贡献，海德格尔提出“此在”的问题有一个强烈的感受，是要回到“前苏格拉底”，他认为问题是从苏格拉底开始的，因此要回到前苏格拉底，那种能够听到“Being”、听到存有的声音的智慧。如果同情地了解海德格尔，在工具理性、技术所笼罩的现代社会，在分工已经成为社会属性、人的本质受到巨大的拷问，也可以说就是韦伯所说的“铁笼”所囚禁的情况下，人，作为在平凡世界生活的真实的人，还能不能听到存有的真正的声音？在这个问题意识下，整个存在主义突出个人，要打破固有的结构，都是对理性傲慢的枷锁的反抗。讲存在、讲意义、讲人的真实生命这套理论叙事的出现，都与反思理性主义有关。
这是西方的情况，在这些大方面，其实我们还是有发言的空间。即使像哈贝马斯那样有敏感度，问题意识相当宽广，谱系又非常明确，试图把整个启蒙所代表的全面深刻的理性再带回生活世界，他代表的这条道路事实上没有任何人可以反对，无论福柯这些人如何反对，你总是属于现在的生活世界，你还是在运用理性，基本上还是希望通过理性的方法来解决人类的问题，总不可能通过愚昧来解决问题吧，这应当是毫无疑问的。可是，哈贝马斯的三大缺失使他在面对解构主义挑战时没有回应，表现得相当软弱。其一是他缺少对神圣世界的深刻理解，怎样把宗教重新带回启蒙的思想体系，这个问题实在是太复杂了，哈贝马斯不是说对这个问题重视不够，而是没有严肃对待。可是近来他特别关切宗教也许是一个转机。其二是如何对待自然，有些人说人和自然重新签约，事实上不是重新签约的问题，而是自然如何重返人文家园的问题。哈贝马斯基本没有面对人和自然的问题。其三，他完全没有比较文化学的经验，对欧洲以外的资源缺乏基本的了解，因此，包括德里达在内，无论他们怎样做都不可能跳出西方中心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也没有办法跳出他自己已经意识到的语言、他的深层结构对他的宰制，他越了解就越跳不出来，成了这样一个病态的循环的困境。这个问题后面再作进一步的分疏。
德里达的情况要好些，因为他有犹太的资源，可以从传统的犹太资源中获得对人的了解的突破，列维纳斯（Levinas）注重“他者”，德里达现在重视像“饶恕”这类问题。这些看起来都和启蒙所代表的核心问题不能配套。再如“情”的问题，也涉及“欲”，都是有关“同情”的这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