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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一种经典哲学理论对行动与观照之间的选择无动于衷。甚至为自己的无动于衷辩解的最具怀疑思想的哲学家，也触及了选择问题。不同的思想流派对政治的看法不尽相同，有说是举善之场所，有说是应该充分关注的一种必需，有说是与当时现实不可避免的一种妥协，有说更糟，不祥的命定。但是无论如何不可忽视其重要性。今天亦然，每个人都能在这些众说纷纭的态度中有所偏好。
启蒙的反思启蒙思潮与行动：影响和批评为了回答我们起初提出的那些问题，我们回溯到西方的历史长河之中，强调如下三个契机：古代哲人、启蒙思想家和20世纪政治化知识分子的关捩。
第三部分哲学问题
古代哲学关于政治的地位之争可以在观照与行动的对立当中找到渊源，用古希腊的语言准确地讲，即回溯到理论与实践的对立问题。其实，希腊语的观照和认知是由同一个词所指称的，该词的诸含义之一即今之所谓“理论”。与之相反，希腊语当时是把在群体性中展开并作用于整个共同体的行为称作行动。在现代的“实践”一词当中，人们重新找到这种意愿。但是在古希腊经验之初，“理论”与“实践”的对立远非今天这样强烈。雅典最早的立法者索伦既是诗人、政治家，也是思想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用战略反思、政治计谋和演员个性解释他那个时代的历史。索福克勒斯（Sophocles）不仅仅是一个戏剧作者，而且是雅典民主制的一名法官，是在墙里戈勒斯（Péridès）阵营指挥过军队的一位战略家。因而在那个时代，苏格拉底（Socrates）在公民与哲学家之间并没有多大区别。对他来说，政治兴趣首先是以精确的方式认识当时的政治问题。在他眼中，不存在两种——即哲学家与公民——立场的分别。除过日常的政治细节外，官员们不得蔑视关于哲学原则的考察和对理想城邦的探讨。至于哲学家，他们也不能鄙视对日常政治事务的检查和对实践后果的审计。此外，两种角色可以互相逆转：民主制中的哲学家是公民，民主制中的公民要面对政治哲学问题。
只是在哲学家和史学家变成学者、图书馆变成博学场所、注解和诠释显出重要性之时，理论与实践的对立才真正开始。哲学变成了一种职业，民主被君主制和帝国取代。在这些条件下，哲学家被剥夺了公民的角色，变成了王子的顾问，或与政治拉开了距离。亚里士多德曾经作为臣民给当时的储君亚历山大上过课，他可能对太傅的差事相当满意。亚历山大后来给他昔日的“老师”寄去战场上发现的动物和植物，向这位远离权力的哲学家表现出一种类似对科学家积学储宝的尊敬。
之后，王朝更替，民主制成为一种遥远的记忆。大部分哲学家不再对政治施加影响，为了明哲保身或自己的信念而抽身出局。他们一直是研究人员和教育工作者；其角色不可忽视，但是这种立场更多地将他们导向伦理而非政治。退出世事的行为可从追求一种只关乎个人的智慧、幸福和明晰方面得到辩解。伊壁鸠鲁（Epicuros）认为这种幸福是相当微不足道的，近乎庇隆（Pyrrhon）对此漠不关心。斯多葛主义曾经抨击过这种弃权态度，尤其是在他们的罗马学校当中。但与此同时，该流派为了把人从人对人的奴役制中解脱出来，说到底披露出有一种甘做上帝或命运奴隶的倾向。伊壁鸠鲁派慎行无政之治。斯多葛派试图将政治道德化，但其举措是诉诸个体，寄希望于个体的道德完善。努力想做哲学家的皇帝马克澳莱尔（MarecAulèle）是一个罕见的情况，他本人也是处于个体的范围，虽然其选择作为特例在社会上造成的反响是显而易见的。斯多葛派完全意识到了个人道德完善的弱点是践履，是个人功德的圆满。爱比克泰德（Epictètos）说，我们有充足理由不撒谎，但是我们仍然撒谎。其实对斯多葛主义来说，哲学家必须以智者的方式参与一种好的政治，毫无疑问，所有坏的政治都应该受到审判并被抛弃。在这种情况下，唯有善在纯道德的领域于个体之间生发。1000多年以后的文艺复兴时代，两种倾向支配着学术研究：其一是对基督教和赓续中世纪大学的亚里士多德主义的综合；其二是源自上古末期的新柏拉图基督教唯心主义，这种唯心主义正在复兴。当时还不存在意义明显的唯物主义哲学。然而，历史学家和政治家都通过阅读古希腊和拉丁时代的史学家汲取战略性的经验教训。神学家、哲学家、法学家，再次利用了文学研究的成果，但他们首先是受当时社会强势人物的资助和控制的理论家和教授。像马基雅弗利那样矢勇武、善审度、敢挑战的才子，毫不犹豫地讽刺过这些理论家。他总结说，对于一个国家，哲学家的繁荣宣告了政治的衰败。他的朋友奎查丁（Guichadin）也嘲笑理论家笨拙、乌托邦主义者空想和大学教授卑躬屈膝。人文主义思潮沾溉了文艺复兴的知识，参与了佛罗伦萨共和国的管理经验，但是尚未能在欧洲各国造成决定性的政治震撼。蒙田（Montaigne）崇尚哲学先驱，批评与哲学家跟风，他表现出了一种智慧和学识。但是在他看来，他在波尔多城市行政管理的经验只是一种短暂的公共服务榜样，而不是持久的政治生涯。宗教战争以及可怕的意识形态战争导致了偏执和野蛮，蒙田卷入其中，对此类战争深恶痛绝。他清醒地拆解了新狂热的动力机制。他当然无法知道，几百年后，自己很反感地描述过的这种派性在现代政治意识形态及其对群众的大屠杀当中大肆繁衍。改造人类和拯救人类的意志导致了教条化和对人的灭绝。从伊拉斯谟（Erasmus，文艺复兴时期尼德兰人文主义者。——译者注）的形象来看，当时的人文主义者是没有能力阻止引发欧洲宗教干戈的神学争端的。所缺乏的不是调节性的立场，而是影响和技巧。
第三部分启蒙运动中的知识分子影响和政治影响
蒙田是思想家、作家、艺术家、智者，但与伊拉斯谟不同，他不能履行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的作用。在那个时代，能产生直接政治反响的首先是神学争辩。比如说，作为科学家和思想家的帕斯卡在打击耶稣会士及其权威时，起到了知识分子的作用。然而这样的论战只有在相当重要的愿意了解内情的大众形成时，才能够变成公开的意识形态之争。在18世纪，这样的大众才开始形成。1758年之后，伏尔泰成为当时最有影响的作家。他甚至是启蒙运动思想家在该领域的典范。或许休谟或康德可被看作其他方面更加重要的人物，但是在影响力方面则未必如此。而且伏尔泰的例子提供了一个优越性：通过他，我们找到了一个知识分子作用于政治的四种巨大的影响形式。
1。研究与写作。这是第一个形式，启动条件。在伏尔泰的情况中，我们找到了所有可能的条件，诗歌和理论概念的运思除外。事实上，伏尔泰笔触涉及哲学、艺术、戏剧、小品、宣传等方面，也不要忘记他那些无关紧要的攻击性文章和通信。
2。接近政权。例如宫廷中的亚里士多德，文学沙龙中的人物，国王的史官、院士，还有那种虽非君主的谋士但属客卿的角色。在比较有修养的专制君主左右，如在普鲁士的弗里德里希二世身边，知识分子是激励者和欣赏者，是笼中鸟和座上客，是善意之神和广告标志。20世纪的某些强势人物也许至今记忆犹新。
3。局部尝试。伏尔泰在其试点村菲尔艿要比在开明君主模棱两可的态度中更能具体地看到自己的政治举措。也许他当时曾经常通过书信往来为自己做宣传。但是他毕竟对样板试点抱有希望。上古的哲学家喜欢在地中海周边新建的希腊殖民区推行自己的方略，在未开垦的处女地上落实一些新主张。
4。维护弱小者。在反对君主制流弊和天主教会权势的斗争中，伏尔泰取得了多种实绩。他反对偏执者对卡拉斯（Calas）的不公正判决，为卡拉斯辩解，并最终翻案，也为卡拉斯一家争到了赔偿。这场与滥用职权甚至是与罪恶的斗争有一个先决条件，那就是知识分子的影响已经在上述我们描写的某些方面取得了部分的胜利，已获影响显出了效应，而且还普遍地产生着更多的影响。左拉（Zola）忘不了，当德雷福斯（Dreyfus）被错判为叛变罪时，他曾站出来为之鸣冤叫屈。
蒙田和伏尔泰对教条主义同样反感。他们都刻画并抨击了形而上学的无用和可笑，指出了各种教条主义的盲从和暴虐。伏尔泰进而依据牛顿物理学的成果，将可指陈的真相带入严格而具体的知识领域，如同他在《小巨种》中幽默的描写一样，将一些地球人与外星客相对照。外星客对地球人的科技成果惊叹，但也为地球人的政治和道德缺陷懊丧。
蒙田在政治上是保守者，因为他看到狂热和暴力破坏着他的国家及他个人的生活，但是他希望看到这些风俗可以改变，他写作抨击殖民化、残暴，希望教育更加灵活，妇女更加自由。这些变化相当之大，但却征服不了权力。蒙田热中于这些政治问题，对权力的滥用、党派的概念和愚蠢的行为感到恶心，他深明个人的最大的野心可以利用政治热情达到目的。某些知识分子和宗教的热情都蜕变为暴力。而且，在不同的时期，人类生而有之的一种暴力打着自由的幌子破坏着人类。大部分人，蒙田说，美化他们自己的党派，丑化敌对的党派，而我却相反，我会承认我对手身上合理的东西，我也不会原谅我朋友们的错误（随笔，三，第10页）。如此的公正是聪明睿智的有力证明。这丝毫不会妨碍一个思想家变得活跃、有影响力，享誉于他的时代，但是却会阻止他进行艰苦的政治斗争，求助于宣传，并最终实施20世纪意义上的“干政”。
相反，伏尔泰，作为知识分子改革者，则适应于他的时代，表现得非常适应他那个时代的风俗。确实当时更平和，政治气候更让人信赖。伏尔泰认为对文明进步的信仰远远无法抹消一切悲观论和精英论的痕迹。他擅长于各种影响他人的伎俩：在上流社会、文学、学术、政治、金融各方面都获得了成功。然而曾经被关入巴士底狱的他总是处于流放的边缘，不是被追捕，就是为了防御。他的影响力很大，但是他的职位却很卑微。他住在巴黎、伦敦、南希、柏林、日内瓦，然后去了国界边上他的费尔尼家乡。他饱受并不严格实行的严厉的法律的威胁，和审查机关玩“猫和老鼠”的游戏，他戏弄着猫。这对于一个智者而言并非一件尴尬的事情。伏尔泰利用他和权威们的关系以及他监禁时的独立，积聚着成功和无礼的益处。这不就是他后来的法国知识分子都幻想拥有的理想环境吗？萨特很快就承认了这一点。（《什么是文学？》，参见《局势》第二卷，1948年）伏尔泰的众多矛盾似乎源于他个人的职位，然而这些矛盾又附着在这种影响之上。此人欣赏路易十四的伟大，鄙视外省的劫掠者。此人鄙视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