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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第4节 “也许会”的回应
虽然1997年亚洲发生了金融危机并随之带来各种不幸，但是亚洲人依然对其前景保持乐观。这样的乐观主义是健康有益的。对于亚洲而言，从恰好一个世纪前欧洲经历的历史中接受一个小小的教训可能大有裨益：当时的欧洲同样充满了乐观的情绪。布热津斯基在其著作《失控》中描述了当时的世界是怎样的情景：
20世纪在希望之中来临了。20世纪在相对良好的环境中揭开了序幕。大体而言，世界上
的主要大国已经分享了一段相对长久的和平时期……1900年1月1日，许多首都弥漫的心境基本上是乐观主义。国际格局似乎趋于稳定。看起来现有的帝国也是文明而安全的。
虽然充满了如此热切的希望，但是20世纪究竟如何？布热津斯基的描述是：
……（20世纪）是人类最血腥和令人厌恶的世纪，是幻想政治和野蛮杀戮的世纪。残忍的制度化达到了空前绝后的程度，毁灭在大规模生产的基础上得到严密组织。科学造福人类的潜力与实际上没有限制的政治邪恶之间的鲜明比照令人震惊。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这样席卷全球的屠杀，从来没有如此之多的人命丧黄泉，也从未有为了如此自大的非理性目标而持续集中地进行人类毁灭。
今天，亚洲必须自问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是：有多少亚洲社会（日本除外，它是西方俱乐部的成员之一）有绝对的信心认为，它们正处于接近与当代北美和西欧的先进社会一样成功和繁荣的进程中？如果答案是否定的，或者只有少数社会可以如此，那么“也许会”的回应就会更加强烈。
在达到西方社会所享有的广泛发展水平之前，亚洲社会还存在许多亟待克服的挑战。第一个挑战是任何社会发展必需的经济领域。直到1997年中期，大多数亚洲社会坚信，它们保持了良好的发展态势。它们已经掌握了现代经济的各种基本规则，采取经济自由化，鼓励外来投资，并奉行节俭型财政政策。国内的高储蓄率为其提供了舒适的经济缓冲器。在几十年中年均经济增长率持续维持在7％或更高之后，像韩国、泰国、印尼和马来西亚这样的国家相信，它们已经发现了经济发展的神秘万能药。
紧随1997年7月2日泰铢贬值之后发生的事件说明它们还没有发现这种药方。引人注目的事情是，没有任何经济学家预计到这场金融危机的程度或规模。在危机的根本原因方面，经济学家和分析家还存在严重的分歧。写作本文的时候，这场危机还在演变之中。对危机的基本原因做出明确的判断还为时尚早，但是一些建议还是值得提出的。
在经济领域，存在着大量的失误。比如，虽然存在利率差异，但泰国依然决定维持美元与泰铢之间的固定汇率，这样，泰国商人就可以借入廉价的美元，并赚取泰铢的高利息。这同样导致泰国财产与证券市场的过度投资。很明显，所有这些都是难以持久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为此提出了慎重的警告，但是，当时相对虚弱的泰国联合政府不能开具苦涩的药方，而这是改善处境所必需的措施。泰国政府的无所作为是因为这付苦药不得不由其金融支持者吞服。从国内情况看，经济与政治因素的混合刺激并延长了金融危机。
此外，还有一个使这个故事复杂化的新因素：全球化的力量。所有东亚经济管理者从1997…98年金融危机中吸取的主要教训是，它们不仅要对国内因素负责，而且要对国际金融市场及其主要参与者负责。东亚对危机不要感到惊讶。这是全球经济一体化和自由化的逻辑后果。一体化既带来了好处（生活水平的重要提升），同时也带来了损失（比如丧失经济管理的自治权）。但是，丧失自治权显然无人愿意认可并接受。这在东亚国家对危机最初的反应是以拒绝为特征中得到了清晰的体现，同时这也说明了在面对这样的新情况时，东亚的心理节拍落后于东亚理念了。
具有意义的是，彻底接受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开具的诊断药方的两个东亚国家是韩国和泰国，在这两个国家里，发展中的中产阶级最为迅速地融进了现代经济相互联系的全球领域中。在我写作本文之际，虽然它们将继续面临许多严峻的挑战，但是现在其精英已经与新的金融网络相融合了。泰国新财政部长他林·尼曼哈明达（Tarrin Nimmanhaeminda）在任何金融中心悠闲地漫步和交流。他的表现是正在出现的新的全球化亚洲理念的一项指标。
1997…98年的金融危机同样显示了中国人理解“危机”这个术语的智慧：中国人的“危机”观包含了“危险”和“机会”两种汉语意义。东亚社会显然已经经历了许多危险的时刻。如果它们通过这次危机得以重组和复兴经济和行政管理体系，那么可能会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创造出足以应对源自全球化的现实与未来挑战的国家免疫体制。迄今为止，这么说为时尚早，同时也相应强化了这种观点，那就是，在经济领域，在回答“亚洲人会思考吗？”这个问题时，人民或许会给出“也许会”这个答案。
其次，在政治领域，在达到西方的政治稳定与和谐的水准之前，包括东亚的大多数亚洲社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当代大多数西方社会，几乎没有政变和内战的危险（可能也有例外，比如北爱尔兰）。虽然美国和法国的总统制与联合王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威斯敏斯特模式存在重大差异，但是西方社会在政治安排上推行的都是自由—民主模式。这些政治模式并不完美，存在从既得利益集团的游说到议员政治（议员为选民所争取得到的地方建设经费）的各种制约社会进步的特征。大多数西方社会的政治发展已经萎缩，这么说的确合理。但是，这仅在无关痛痒的层面上萎缩了。多数西方公民生活在国内安全、没有压迫担忧、并对政治架构感到满意的社会中。有多少亚洲社会享有如此良性的状态？显然极少。同样明显的是，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也没有几个社会能够达到这种状态。这就再次为支持“也许会”的答案提供了依据。
第三，在安全领域，西方社会超出其他世界的一大优点是它们间的战争似乎已经成为过眼烟云了。其原因是复杂的，但是其中之一是在西方部族中，其数量远少于世界的其他地区，他们之间具有种族亲和感以及归属共同文明的感觉。当然，历史上频繁的战争让他们筋疲力尽，这可能也发挥了作用。欧洲的战争次数（确实属大战）举不胜举，英国人、法国人以及德国人彼此之间相互鏖战（包括20世纪的两次），但是今天联合王国、法国和德国之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几乎等于零。这同样意义非凡。这是重要的文明行为，反映了人类历史已经大踏步地向前迈进了。但是，印度与巴基斯坦之间、或者朝鲜半岛南北之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是“零”吗？如果答案是“在可预见的将来不会等于零”的话，那么亚洲观念（或亚洲社会的观念）并未达到西方一样水准的主张是不是合理的？
第四，亚洲在社会领域面临着严峻挑战。根除欧洲文化的封建残余（经济自由以及之后的社会自由）产生了工业革命导致的社会断层；这是正确的。与此同时，不清楚的是，东亚类似的经济革命是否会对亚洲社会产生同样的革命性影响。遗憾的是，一些封建残余，尤其是宗族排外和裙带关系严重制约了亚洲社会的发展，难以实现真正的精英治理机制，在这种机制下，单个公民才能仅凭个人能力而不是出身、社会关系或种族背景就能获得发展。
最后，或许也是至关重要的问题是：亚洲理念是否能够发展出东西合璧的价值观，即在保存一些有益的亚洲传统（比如，重视家庭、服从社会利益、节俭、保守的社会道德观念、尊重权威等）的同时，吸收西方社会先进的合理观念（强调个人成就、政治经济自由化、尊重法制和基本的国家制度等）。这将是一个复杂的挑战。
某些西方评论家对1997—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一个迅速反应（可能是不可避免的反应）是：认为该危机基本上反映了亚洲价值观的失败。如果没有其他任何企图，如此迅捷的反应就说明了20世纪90年代初期关于“亚洲价值观争论”刺痛了西方心灵的敏感神经。西方人埋葬亚洲价值观的渴望体现了“争论”期间给他们造成了真切的痛苦。
真正检验亚洲价值观的生命力和合理性的不是理论演绎，而是实践检验。试图将遵从亚洲价值观与金融危机直接挂钩的那帮人可以找出许多的客观事例，因为东亚社会对危机做出了形式各异的反应。韩国和泰国属于受到危机冲击最大的三个国家之列（它们被迫请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帮助），西方观察家因为两国推动民主化进程而加以高度评价。而受危机冲击最小的三个开放的经济体，即中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则具有完全不同的政治体制。简言之，政治体制和金融脆弱性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
迄今为止，此二者之间惟一清晰的联系是良好治理与危机期间灵活性间的关系。良好治理与任何单独的政治体制或意识形态之间并没有关系，但是与政府发展经济、社会和行政体制的意愿与能力是相关的，具有弹性的治理体制能够应付我们现在进入的新经济时代的各种挑战。中国提供了这样一个极为生动的范例。其领导人并未寻求理论上完美无缺的政治体制。相反，为了推动社会的进步，他们寻求的是脚踏实地的现实方案。中国民众支持这样的现实主义，因为他们同样感觉到中国该到了追赶西方的时候。从传统上看，中国人一直在寻觅一个好政府，而不是一个小政府。日本在适应新的经济环境中遭遇巨大困难的事实（在西方人眼里，日本是东亚最自由民主的社会）说明，政治开放并不必然是一个关键变量。
西方理解到亚洲重新发现亚洲价值观的努力不是仅仅或主要寻求政治价值观，这是相当重要的。亚洲价值观象征着亚洲观念中的一套复杂的动机与渴望：一种复兴与过去历史之间联系的渴望，其历史因为殖民统治以及西方世界观随后主导全球而遭割裂；一种寻找到培养其年轻人在传统与现代间保持正确平衡的努力，以便他们在新技术时代相互联系的全球领域保持开放的态度，并根基于和意识到其祖先的文化；以及一种界定其自己、社会与国家认同的要求，在其祖先从潜意识里曾经认可他们低西方人一等的世界上，这种方式可以促进他们的自尊意识。总之，20世纪90年代重新主张亚洲价值观体现了一个复杂的再生和重现的过程，这是社会复兴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
重复一下，断言亚洲社会是否能够融进现代世界并与其历史重新结合起来未免为时过早。两个方面都是巨大的挑战。西方超越亚洲的一个明显优点是他们坚信，他们成功地跃进到现代是其价值观体系与现代世界之间独特地相互兼容的结果。的确，许多西方人相信（有意识地或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