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彩云之南四季如春的城市，这个春天是属于诗歌的。
第一部分：骂骂李敖我们有过高潮吗
说诗一提“当下”，似乎你必须使用“沉寂”、“低潮”、“衰败”一类晦气的词才能够与一般读者找到共同语言，似乎由此才可以说开去似的在此我高声拒绝！因为这远非事实那么是否与此相反的特征就是“诗歌在当下”的真相呢？这又让我迷茫了……
有人在对“高潮”的怀念中指认“当下”为“低潮”，那么就让我们看看那些“高潮”的真伪：1970年代末，那从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里传出的诗歌朗诵声被一部分人怀念着，那不过是思想启蒙之初人们对于某种信息的渴望，诗歌便成为这种信息的传声筒，话剧演员用他们字正腔圆的嗓子喊一声：“XXX来到我们中间了！”便足以叫人热血沸腾；1990年代初，汪国真、席慕容的热销被一部分人怀念着，与其说那是商业时代的先声不如说是“真空年代”的“心灵鸡汤”罢了，浅浅的格言、软软的情调让少男少女小小的舒服了一下；1980年代初，朦胧诗论争所引起的喧哗被一部分人怀念着，可那些反对的声音似乎也太过于弱智甚至白痴，似乎已经无法反衬朦胧诗的价值，而在今天朦胧诗又成了学院老朽手中量度新创作的一把戒尺，那些爱把他乡当故乡的朦胧诗人们，今天的写作已经尴尬到了只剩几个字儿没认全的“汉学家”能够领悟其“好”了；1980年代中期，轰轰烈烈的“第三代诗歌运动”被一部分人怀念着，那可真是一场纯粹的“运动”啊！当“运动”过去，你发现“诗人”没了，诗歌随着一代人的青春远去而告消失……
这就是我们曾有过的所谓“高潮”我们有的不过是“伪高潮”。
新旧世纪之交，所有以事件和某种契机试图将诗歌重新引向如此“高潮”的努力都被证明是徒劳无趣的，譬如说“盘峰论争”，我以为那是中国诗歌“路线斗争”的最后一次其中含量很大的与蒙昧做斗争的成分又证明着它的无聊，论争之后的五年来，一方几乎无诗，另一方中的“第三代”被人说成是“救过来，又死了”。譬如“下半身”，不过是把“青春写作”在时间面前的有限性又重新证明了一回。譬如“非非”生出的“橡皮”，网络时代的“他们”，此种背时的流派企图已经变得十分滑稽，说它像俱乐部，其实是幼稚园……网络么？这是多大的一个时代契机啊！可是，它可以改变我们的生活但却无法改变我们的诗歌！
那么我们是否曾有过一个真正的“高潮”？也许有人会提到唐朝。
为了写《唐》，多少夜晚，我曾静思默想过那个“诗歌的盛世”，就在我屁股下面的这座被叫做“长安”的城市的街道上，有多少丧魂落魄的人儿踉跄走过，如孤魂野鬼李白、杜甫、甚至王维就走在他们中间，那个“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唐朝也是一个“饿死诗人”的时代啊！我们在对历史的仰视中虚构并美化着什么？！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是他们与我们的不同：李白从未考虑过“身体写作”、“诗言体”之类的鸟问题，杜甫也不晓得“悲悯”和“承担”这类鸟词的大意义，王维不知“纯诗”抑或“纯粹的诗歌”怎么写，即使他做了僧人也不会有人致敬的……
说穿了，我们这些现在活着的写诗者都是从1840年那个最深的臭水沟中爬出来的，在浮出水面的升腾中带出了多少不中不西的杂碎！现在我们终于来到了水面的一只船上，终于有人看明白了说：所谓“诗歌的盛世”，所谓“伟大的诗国”，其实只需要有三个人灵魂附体的真身和灵魂出窍的写作，就够了！
第一部分：骂骂李敖无聊“十大”
《视点》杂志推出“中国十大影视风云人物”，我得知此事后的第一反应是办刊人对办刊人的《视点》的同仁们真的黔驴伎穷了？在我看来，现在实在没辙了才搞什么“十大”评选，而且搞了也是白搞，不会有什么效果的。
一九九八年《文友》推出“十差作家”也算有我一份，现在回想起来我只有恶心。但那时人民群众的觉悟普遍偏低，在我们之前好像也只有《海上文坛》搞过一个“十差明星”评选，所以当时的情况是只要点找准，还是有效果的。所谓点找准，就是宁找文人不找明星。文人心理素质差，受不了这份刺激，他们自己会跳起来，他们一跳起来就有好戏瞧，其它媒体就会跟着忙得团团转，人民群众再跟着一起看热闹。明星在这种事上的心态真是太好了，你说我最差我管你呢！这只能说明我的知名度高，我忙着挣钱还来不及呢！所以我很难理解：气势很大的一本《视点》为什么又弄出这么一个“十大”，而且还是正面的，是“风云人物”。这也太小瞧劳动人民的智力及其品位了吧？我看那篇文章中说“与其它行业稍有不同的是，影视业的风云人物不是以成败而论的，这主要取决于他（她）在这个行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什么叫不以成败论；你依据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和成败是没有关系的吗？尤其是在影视业。这是狗屁不通的逻辑，主要反映的是作者自己的矛盾与糊涂，他也不知道该以什么做标准，或者是他已经准备好了，当你用这个标准要求他时，他可以用另一个标准来进行自我辩护。
文人和办刊人老是觉着自己聪明，自己做的事更有道理。其实你要是真想以知名度和影响力的标准来评，不妨索性来一次真的群众投票选举，结果可能是很有意思的，邓建国也绝不可能当选“十大”更不可能位列头名，群众的趣味有时候比文人更单纯。他们表现出的愚昧也是耐人寻味的。比如说在1999年，各种“百强”、“百优”之类的世纪评选层出不穷，其中只有群众选出的“十大”是有点意思的，在群众的眼里，琼瑶、金庸、三毛是可以和鲁迅列在一起的，贾平凹、王朔的当选也就没了光荣感可言，相反倒是鲁迅的名字出现在这个名单里显得不对劲，那是群众的自卑和矫情造成的。现在，我面对《视点》推出的这个“十大”，连琢磨的兴趣都没有，因为我明知这是两个自由撰稿人自以为内行的小算盘。
第一部分：骂骂李敖得奖何必如此
鲁迅文学奖来自于中国作家协会的创设、举办、评审和颁发，给人的感觉是“国家文学奖”。至于这项文学奖有无权威性，我想这本该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至少在我个人眼中它是截然没有的，中国特色的大锅饭式的获奖和各个领域评奖时普遍存在的专业标准的缺失，使这项评奖的权威性恐怕很难在短期内建立起来。而这项文学奖在深具民间传统的诗歌领域所遇到的抵触情绪也是不言自明的事实，这便是当新一届的鲁迅文学奖的获奖名单一公布，身在“先锋诗”这个大范畴内的诗人西川赫然在目在业内引起一片哗然的原因。
我在几家诗歌网站上亲睹并亲历了关于这个话题的讨论，一位网友提供了鲁迅文学奖的评选细则，大家了解到想获此奖的话必先有本人向当地作家协会提交的申请也就是说是先有西川的申请才可能后有西川的获奖，于是众人便对西川的申请表示了严重的不解和不满。这时候，《西川的诗》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责任编辑王清平站出来说：西川参选鲁迅文学奖的事是在西川并不知情的情况下由他一手经办的。于是网上一片大哗。又有网友发言说：西川应该拒绝这个奖。当时我想西川会的，他有这个拒绝意识。前两年《诗刊》搞过一个嫌疑多多的面向读者的评选，评选结果出来之后西川就公开向媒体表示了对这项“荣誉”的拒绝。可是不久以后我就在电视上看到西川了确实是我多次亲见过的那个人，必恭必敬地站在鲁迅文学奖获奖者的行列中，站在人民大会堂的舞台上接受颁奖。一个“先锋”诗人，因为自己多年以来所取得的业绩，获得了以鲁迅冠名的“国家文学奖”，得了也就得了，他没有打算拒绝的话就该视之为自己的“光荣”并“欣然接受”，本来也是如此嘛！可是很快我又看到了西川在一次诗会上面对记者采访时说出了如下这番话：“得奖前中国作协曾打电话问我要不要，我想自己如果不要，以后先锋诗就别想获奖了，再说对责编送评也不好得罪，所以我只有委屈自己牺牲一回……为了整个先锋诗歌，为了国内外的安定团结，我就只好接受。”
呜呼！前两天我还和诗人于坚在电话中议论“盘峰论争”以后“知识分子诗人”集体变傻智力急剧下降的问题，现在他们又送上了更为新鲜有力的佐证。于坚说：他们过去就这么傻，从来都这么傻。我想于坚说出了问题的症结。“盘峰论争”是不是像他们说的形成了一套新的话语权力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正是在“盘峰”以后的崇尚人性崇尚个人的鲜活语境中，他们开始了集体性白痴般的胡言乱语当“半神”（实为“半仙”）不得不成为一个“人”的时候；当梦呓者被拍醒不得不“说人话”的时候，就是这样一副口吐白沫的德性。尔等骨子里的那老一套俗，我就不说了吧，因为这逼我非得说出一套相应的大俗话。反正西川已经为我们“牺牲一回”，至于是不是搞定了“国内外的安定团结”，容我再观察一阵子。
第一部分：骂骂李敖作家是干吗用的
上海有个陆幼青，因在网上发布了他的《死亡日记》而被人们谈论。一个人因患绝症将不久于人世，医生甚至还宣布了他大致的行期，这时候他想到要为自己的女儿留下一份礼物，于是就选择每天写点什么，这便是《死亡日记》的来历。
敏感的湖南卫视没有放过这件事，也使我们得以在电视机前见到这位陆幼青，听听一个将死的人来谈谈死亡的话题。这个节目未免有点太酷了，但我们不能责怪湖南卫视，作为电视人他们的工作很不错。也正是由于他们的工作，我们才得以直观地面对这一切。很多次，在观看这个节目的过程中，我想换掉频道，那是我感到了心脏的负荷，后来我告诉自己就是难以承受也必须撑下去。于是，我就完整地目击了陆幼青用他已经明显受损的嗓子艰难地讲述着他初次听到死亡宣判的心理，他放弃治疗的用意和考虑，他的极可能是最后一次的出游和置身人间美景中的心情，他对安乐死的顾忌，他对死亡的最后一丝恐惧他说：死亡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痛苦。他说他希望在最后的时刻到来时，有亲人陪伴在身边并在现代医学的帮助下他的痛苦被减至最小的限度，让他平静地死去。他那么坦然那么平静地谈论这一切的样子令我震撼，让我感到人的尊严，当他在某一个话题上感到自己情绪就要失控时，他冲镜头做了一个篮球场上的暂停手势，他真是太大拇指（请原谅我感到许多形容词的失效）了！
我在这一系列的镜头中看到了他的美丽妻子，我想陆幼青这一生有一千条心满意足的理由那最重的一条也应属于她；主持人马东的表现也是令人称道的。如果这个节目只是有这些人构成的话（对了！还有那些表现真切的现场观众），那它几乎就是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