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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骂骂李敖文明的骗局
好在我们可以自己去看。
不论是获得了诺贝尔奖的高行健还是获得了奥斯卡十项提名的李安，我们都可以用自己的眼睛去看。这恐怕就是现今对比于过去时代的幸福感，对我们这些读者而言。不必等到事物已经戴上了光环，当事物还是它自身的时候哦哦，这大概就是这种幸福的根源！
忽然觉得有人是在开玩笑，在用一种近乎恶作剧的内容与形式在耍我们，那人是谁呢？我们为什么会有如此之感觉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若干年前我们噩梦醒来是早晨，若干年前我们幼稚地以为黑暗只在我们的大地上存在而世界无错真理的标准一直掌握在世界的手中。我们走进文明在它的内部学习真理的标准，若干年后，这种真理的标准将我们武装起来了，站在世界面前，我们像“未来的主人翁”。我们以为这是一个有序的世界，我们以为我们已经找到了这种秩序并已进入了秩序而这正是一切产生的前提。
那部小说那部成为那个作家最大的获奖依据的小说将我们所有的期待拉回到《芙蓉镇》时代（甚至还不如），这是在奖励我们的文学呢还是在奖励我们的其它？我们感到自己被愚弄了而这是“看”的结果，我们要自己去看，只有自己去看才能看到全部的真实，而这又是什么样的真实？“灵山。”“什么？”“灵山，灵魂的灵，山水的山。”“那里有什么？看山水？有寺庙？还有什么古迹？”“那里一切都是原生态的。”“有原始森林。”“还有野人？”“你是研究生态的？生物学家？古人类学家？考古学家？”“我对活人更有兴趣。”如果上述对话是出自我手，我会在修改的时候红着脸把它立刻删掉统统删掉，原因还用说吗？也太学生腔太文学青年一点了吧？这样的作品使它的作者获奖，受到侮辱的是中国文学。中国文学就是再不开化也已摆脱了这种层次吧？那么中国电影呢？由《卧虎藏龙》来实现奥斯卡评奖上的一次历史性突破真是一个天大的笑话！没错，李安的确是位优秀的导演，也是华人电影人中的佼佼者，正因如此你看上他的这一部实在是对他最大的不尊重。如果奥斯卡（包括金球奖）的评委非得等到一部武侠片才对中国电影网开一面的话，他们真不必等到李安，徐克不是更为精彩吗？而在若干年前，上海举办首届国际电影节的时候因为请了徐克做评委而引起各方媒体的争议……这令我想到一个问题：在所谓“文明”的面前我们真是不开化的吗？我们是否堕入了这样一个古怪而且荒诞的圈套在争做文明人的同时成为了一群文明的白痴？！
若干年前一穷二白的我们（野蛮人？）面对文明产生的情结终于到了被终结的一日，而终结者正是这种文明标准的持有者或者说是文明本身这是一个必然的循环吗？一个典型的“中国的循环”？所幸它已到了被终止的一日。
第一部分：骂骂李敖张艺谋是“大师”吗
在北京的饭局上，有人提到“大师”一词。在有文人墨客扎堆的地方，这个词的出现率就不会是低的。但有人提到了张艺谋。
在“大师”的名目下提到张艺谋，于是便产生了一个问题：张艺谋是“大师”吗？我们有“大师”吗？
我想谈的是关于“大师”的标准问题，是中国人对所谓“大师”在理解上所存在的误区。
我也是刚刚看过张的新作《我的父亲母亲》。我也曾陶醉于他田园牧歌般纯美的意境之中。我也曾陷入了这样的感叹：散文诗的风格他也能玩一手啊！
从《一个都不能少》到《我的父亲母亲》，这中间的反差使张艺谋看起来很像个“大师”。
但也只是“像个大师”而已。中国人的理解是：什么活儿都能干，就是“大师”。
中国人对所谓“大师”的理解还停留在评选“先进工作者”甚至“三好学生”的层次上，而张艺谋正是这样的“先进工作者”和“三好学生”。
仅仅把活儿干好就是所谓“大师”吗？我在你的作品中没有看到你的灵魂，没有看到你独立的思想和成熟的世界观。
有一种夸张的说法，说出了一个秘密：张艺谋是中国当代小说的最后一个读者。他一直在别人的小说中寻找他要拍的电影，他想表现的东西不在他的灵魂中，他不是真正对世界有话要说的人，他只是借助于别人的话所激起的灵感来打造自己的活计。
这是一种从读后感开始的创造。这样的创造不是真正的创造而是转换。也就是说，他不过是把别人的文字转换成声像的一名翻译罢了。
所以，这样的导演。他的每部作品都是孤立存在的，之间并没有必然联系尽管，都是出自一人之手。
我曾在另外的文章中谈及过：“风格善变的诗人要么天生具有戏子的品格（诗歌创作中最要命的一种“品格”），要么就是彻底的不成熟。庞德所说的‘日日新’要慎解。”换了导演也一样。
张艺谋式的风格善变缘于一种非常低级的构成方式，那就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如果这也算“大师”，那么就是我们对“大师”做了“匠人”的理解。张艺谋至多是名能工巧匠。
张艺谋如此。陈凯歌如此。姜文亦如此。中国电影没有“大师”，只有“匠人”。
而什么才是真正的“大师”？看看伯格曼，看看法斯宾德，看看黑泽明。他们一生的作品都有其内在的一致性，构成了一个系统。他们是真正的对世界有话要说的人，他们用自己的声音（电影）说出了自己想说的话。
第一部分：骂骂李敖大佑来兮
罗大佑在内地的巡回演唱到了西安，从更大的范围来讲已构不成什么“新闻”了，但于我个人的意义则十分重大。因为我注定不属于包机飞赴京沪两地的那部分人，只是当他来到家门口的时候，我才会去看当然也不是无条件地去看，印象中他在京沪演唱时票价被炒得邪乎，所以他来之前我就给自己定下了一个可以接受的上限：三百元以内我就掏钱，多一分就是罗大佑不讲理了。不是我承受不起，是我以为罗大佑应该讲点道理。
身为出生于上世纪的60年代并在80年代的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这一代人，对罗大佑情结深重是正常的，亦是健康的。我比大数人多一点或者说早一点的是：大概在十多年前，由于一个偶然获得的私人渠道，我得到了数盒罗大佑在台发行的原版磁带，其中一盒《青春舞曲》就是他的现场演唱会录音，那可真是个现场录音制作的经典当年，我用随身听反复听着这盒带子，想着有一天他若是到大陆来搞演唱会的话，我一定要出现在现场。对这想起来十分遥远的一天，他等了很久，我也等了很久，久到这个演唱会情结已经有点淡忘了。
火热的夏天过去，大佑说来就来。从宣传的角度来讲，他在走了数个城市之后也在这里找到了一点新意，他在一封致西安歌迷的信中说：“西安是龙的心”、“大雅之内，国风于是而至”大佑寥寥数百字就盖住了余秋雨的等腰之著，他在歌词之外的语言风采我在他歌带套封的自白中早有领教，一点也不奇怪。而他在说话中掩饰不住的“长安情结”也真实得让我喜欢。那一晚，我终于见到了这个“芳龄47”的不老男人，他的嗓音比歌带中更为沙哑、苍劲并富于穿透力，他在现场演绎的音乐也比歌带中更具完整性与辉煌感，预料之外的一点收获是：望着台上迷狂在音乐中的这只“老猴子”，我有一种生命被证实了一下的感觉我那愈老愈疯的让下一代失望的生命。
那一晚我没有激动，更没有疯狂，身边有我的同代男人（而且不是一个两个）正如京沪演出报道中所写的那样：高举手机，让远方的人儿（初恋？昔日恋人？远方情人？）与自己重温那些有大佑相伴的时日。我没有，也不需要，甚至发现让那与其相关的青春场景与人文情怀回到这一晚也是无趣的、徒劳的。我是一个只爱现在的人，一个既没有怀旧的情调又对“更美好”的“明天”不抱幻想的人，坐在罗大佑的演出现场就是一个自讨没趣的人。是大佑来得太晚，还是我对所谓“青春”的背叛太早？我有时间，让我好好玩味一下自己的错位感。
第一部分：骂骂李敖不该如此乖戾
也许只是到了此事已成“旧闻”的现在，我才愿意谈论它。我并不想骂某个具体的个人，而是在说一种现象。
听到刘晓庆被抓的当时，我表现得十分麻木：抓了也就抓了吧，与我何干？最近以来，我从多方面感觉到自己已经不年轻了，不年轻的最大标志就是与己无关的事情便再不关心，再不过问。忽然有一天，一位凡事必要纠我的记者朋友打来电话，开门见山地问我面对此事的心情问题提得如此正式，我也就顺手揭开麻木的外衣，颇为理性地总结了自己心情的本质，我说：“我难过”。
那些日子我一直深陷在人群之中，那是因为我一直呆在一个本行业的会议上，惊闻刘晓庆被捕正是在去兵马俑参观的大客上，谁说我的同胞是麻木的？至少我的这些同行就表现得十分热烈，这个消息显然使他们兴奋起来，一种幸灾乐祸的情绪顿时弥漫全车。从那时至今，我见到的每一个谈起此事的人都跟吃了谁家的喜糖似的，连一个略表同情的人都没有也许正是周围弥漫的这种氛围唤起了我麻木深处的难过。
刘晓庆是谁？大伙的同仇敌忾真让我糊涂了：她是个罪大恶极的大坏蛋现在终于被纠出来了吗？如果不是这样的，如果只是一个影星现在犯了法倒了霉，那么在正常情况下，她在群众实际上都是她的观众那里引发的情绪就不该是这么单调的。
谁最该为她难过？我想应该是她的那些死心踏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