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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块石头上，爸爸与妈妈互诉衷情，定下山盟海誓。这之后不久，他们便宣布订婚。因为那时阿加莎才十九岁，她母亲怀特黑德建议等到女儿足了岁数两人再成婚。他们等了两年。1911年1月14日，格奥尔格·冯·特拉普与阿加莎·怀特黑德在阜姆举行了童话般美妙的婚礼。
我新近从奥地利格拉茨的有关档案里读到一些关于这次婚礼的记述，那是婚礼期间，我的外婆、弗兰克舅舅和一个名叫玛吉特·金斯基的亲戚记录的。那是一段用德语写的婚礼宾客回忆录。据这本小册子记载，婚庆持续了三天。外婆将一切筹划得相当好。她把她的大女儿交付给这个世界，这是她一生中最美妙的一天。亲戚们从英国、德国和奥地利应邀而来。他们有的乘船渡过英吉利海峡，有的坐火车从其他地方过来。所有宾客都在阜姆的镇子上被安排好了住宿。
爸爸的母亲、姨妈和外婆1月12日这天从普拉赶来。之所以选在这个日子来，是因为这天是结婚登记日。
次日，所有的客人都到了。码头上停满了被叫做Barkassen的小船，把客人们从火车站接到阜姆的镇子上，婚典已在怀特黑德别墅准备就绪。客人们寒暄问候，场面甚是欢乐。下午四点上茶点。当然了，嫁妆和许许多多的礼物也被一一陈列，供大家尽情观赏。
新娘祖父的鱼雷工厂里一位行政官员也赶来道喜，他不仅发表了一通热情洋溢的讲话，还送给新娘一个漂亮的银花盆，要么是花盘。接着，厂里的工头也为她献上了一番美好的祝福，还带来了一篮漂亮的插花。我外婆知道，这些礼物都是给她和她的孩子的，工厂工人在以一种动人的方式对怀特黑德一家表达爱与忠诚。我深信，在那个非同寻常的时刻，他的工厂在深深怀念妈妈的父亲；他1902年就去世了。
1月13日晚间，餐厅里摆起了丰盛的自助餐，人人都兴致勃勃。九点，晚会随着音乐与舞蹈开始了。海军乐队的十二位乐手坐在舞厅的前方演奏起舞曲。外婆评价他们的演奏就如同维也纳乐队一样出色，对于奥地利人来说，这可是给予一个乐队的最高褒奖了。
客人们身着节日的盛装。我外婆，也就是新娘的母亲，则穿了一件拖着裙裾的白色晚礼服，遮一层镶有威尼斯蕾丝的长面纱，还配着精美的首饰。那一刻，准新娘穿的是一条拖着裙裾的淡蓝色缎子裙，头戴镶钻的冕冠（这是她两个哥哥送的结婚礼物），佩着钻石胸针和珍珠项链。舞厅里，她与穿着制服的新郎是最夺目的一对。
所有的宾客都在座，包括鱼雷工厂派来的代表，还有许多来自阜姆的朋友。晚会在午夜结束，而第二天就要举行婚礼了。
第一章我们的阳光（2）
到了14日也就是婚礼那天早餐时候，格奥尔格的潜艇派来的一队人也到了，还带来了一只漂亮的花篮。新娘收到的鲜花与祝福也越来越多。外婆写道，身着婚纱的阿加莎看上去是那样年轻，那样甜美。她沉静，自然，又纯洁。
客人们成双成对地步入教堂，新娘兄弟的那位多才多艺的大提琴教师弹起了管风琴。这位老师是特地赶到阜姆来的。新娘的宗教老师，一位神父，发表了动人的祝辞，并主持了婚典。仪式完毕，海军学校的神父做了婚礼弥撒。这是一场无比神圣的典礼，一切都进行得完美无暇。新娘与新郎这对新人看上去是那样光彩夺目。
格奥尔格与阿加莎是最先离开教堂的。欢呼与庆贺声扑面而来。格奥尔格的潜艇船员和工厂的工人一起，已经把从教堂大门到大路上的这条小径用旗杆和鲜花与绿叶做成的花环装点起来。不列颠与奥地利的旗子在飘扬，衣裳也在人们的手中挥舞。人们站在花园小径的两旁挥着手和帽子。他们做着只有意大利人才会做的手势大声叫道，“Eviva i Sposi ！”（新人万岁！）外婆写道，此情景是那样感人，因为潜艇官兵与工厂的工人们是有备而来的，他们是由衷地在为他们的指挥官和他那年轻的妻子欢呼。
阿加莎与格奥尔格向他们致谢，被他们由衷的爱意深深打动。工人们与水手们一直跟着他们来到别墅，想要多看一眼这对新人。夫妇俩走上台阶，准备前去与家人共进午餐，这时，他俩转过身，向所有热情的祝福者挥手致意。
起居室里，一大家子在祝贺这对年轻夫妇。格奥尔格与阿加莎被安排在主桌的中央，贵宾们则坐在两旁。婚宴已准备停当，其他客人坐在主桌左右两边的桌子上。每张桌子上都装点着无数的鲜花；那只银色花盆则被点缀在主桌上。两只做成帆船形状的漂亮的花篮被献给了这对新婚夫妇。人们致以喜悦的祝辞，欢乐的气氛遍布每个角落。
事先已说好，新人会不做正式的告别就告辞。清咖啡上来以后，新人的两位母亲便赶紧回到卧室，阿加莎正在那里为蜜月旅行换衣服，该出发了，两位母亲陪伴着他们的孩子下了楼。在楼梯上，他们又被来宾的美好祝愿与道喜的喊声包围住。
阿加莎的哥哥约翰揽了美差，送这对新人去火车站。道不尽的感谢与再见，他们上了被鲜花与绿叶制成的花环装饰一新的车子。因为他们要去莫塔格丽 ，所以还得经过别墅的大门，于是又一次沐浴在鲜花与祝福中。在外婆看来，再没有比这个更优美、更和谐、更欢乐的婚礼了。
读罢外婆的这些关于婚礼的描述，我想像得出，在陪伴她心爱的阿加莎下楼走向大门，对女儿说最后一声再见的时候，泪水一定是悄悄地从外婆的两頰上滚落。为了女儿，她将一腔爱意倾注在婚礼中，但马上，她就再也见不到女儿了，因为夫妇俩要去格奥尔格驻扎的普拉居住。她哪里会想到三年后，她女儿居然又回来了，而且还带着两个小孩子，现实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1914年春响起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炮火声，海滨地区的所有居民都必须撤离这片被标明为战区的区域。怀特黑德外婆的那栋庞大的别墅就在奥地利内地。那年，她让妈妈带着两个孩子到那里去避难，而爸爸那时还在服役。鲁珀特当时两岁半，而我不过才十五个月大。因此，我最初的记忆，便是外婆的这所房子，埃尔霍夫。
回忆起来，我想，对于妈妈来说，要放弃普拉的崭新又美丽的家，要离开她的丈夫，还要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经受战争的种种不测，该是多么得艰难。但她并没有沉湎于悲伤，而是和她母亲，还有妹妹玛丽与琼，一起在埃尔霍夫忙碌着、日常该做什么还做什么。
妈妈会编织、钩针和缝纫。我记得，她就坐在埃尔霍夫别墅前面的长椅上，为前线的士兵织羊毛袜，缝制毛料的绑腿，甚至还有给伤员用的绷带。
妈妈不仅自己针线活做得好，我四岁的时候她就向我传授技艺了。那时我们都是手工缝制，不用缝纫机。我学会了做小刺绣，如今，每当我给裙子缝摺边的时候，都会想起她教我做针线活时的那些美好时光。我很想学会像她一样缝制衣服，所以也不介意练习这些看上去得忙乎好几个钟头的小刺绣。妈妈给我做连衣裙，衬衣，甚至还做了件外套。那外套是蓝灰的料子，我觉得真漂亮，等不及做好就想穿上它！
妈妈做起钩针编织的活来真叫又快又好。她可以一边编织一边看书，这可是一种令我崇拜不已却永远也无法达到的本事。干活的时候她就在膝上放本书，瞅也不瞅手中的活。我要她教我编织，她就教了。后来，妹妹玛丽亚和我会在那坐上几个钟头，就为了给爸爸织羊毛袜。这些袜子的袜统织得也太长了点，但他还是常穿着它们。
妈妈和她的妹妹玛丽（我们叫她玛丽阿姨），还有康妮婶婶，就是爸爸死去的弟弟沃纳的遗孀，一起为我们织高统靴。她们用象牙色的厚毡子做鞋帮，用棕色的地毯似的料子做鞋底。而靴子的式样，她们八成是从关押在外婆农场里的那些波斯尼亚战俘那里学来的。战俘们帮农夫干活，到了晚上，他们就坐在农舍外面，唱着家乡的歌曲。我们也学了一支，是跟玛丽阿姨和琼阿姨学的，而她们是从战俘那里学来的。
这歌听上去有点像这样：“Milke moye moye moye； Milke moye moye moye； Milke moye lasemta lasemta。”旋律欢快，我们唱得很来劲，虽然我们并不明白歌词的意思。有时候，妈妈会和她的两个妹妹分两声部唱一些淳朴的民歌，我们小孩子学得很快，我们唱我们自己的。妈妈很有音乐细胞。她不仅歌唱得好，钢琴与小提琴也演奏得很棒。
第一章我们的阳光（3）
在一次大战的那些岁月里，我不过就是呆在她身边，观察她，就从妈妈那里学得了许多东西。她还种花、种菜。妈妈为我开垦了一个花园，让我看怎样播种。许多技艺到现在我还受用，比如园艺和缝纫，就是在那些日子里跟妈妈学的。
星期天，妈妈与阿姨们会带着我们划船过湖，到湖畔采尔镇子上的那个建于十三世纪的教堂参加弥撒。我坐在船尾，看着她们划船，一边忍着晕船的不适，直到我们到达那个小小的码头。船就系在那里，回家时再解开划回去。
弥撒结束后，妈妈便带着我们穿过乡村的广场，来到施泰因文德太太的水果摊。我还记得她那张和气的脸，脸颊红扑扑的，就像只苹果，带着令人难忘的微笑同妈妈打招呼，对我们说，“Ja； die lieben kinder”（哦，亲爱的孩子们）。随后妈妈就会买些水果，施泰因文德太太取来白纸卷成小小的圆锥状，往里面装满樱桃或是别的什么时令水果，比如李子、杏子什么的。她一直都很喜欢妈妈，因为甚至在我们出生以前，她们就是星期天的老朋友了。施泰因文德太太把她的一头白发编成辫子围在脑袋边上，脸盘发亮，看上去就像一株向日葵。七十多岁了，她的身体一定很好。
接着，妈妈会上银行大楼隔壁的银行主人冯·拉默太太家拜访。有时，她会上楼会会爸爸一位同事的妻子，冯·耶迪那太太，她与小儿子施图茨·冯·耶迪那住在一个公寓里，她儿子后来成了我们的玩伴。冯·耶迪那太太是位又高又瘦的妇人，对我们很和善，但在我眼里，她看上去总是一副哀愁的模样。耶迪那家隔壁住着冯·卡斯特纳太太，她也是奥地利海军一位军官的太太。
到这时就该划船回我们采尔湖畔的外婆家了，在游人眼里，这湖永远是静谧的、蓝盈盈的。巍峨的群山在近旁保卫着我们。
每晚，妈妈都会来到我们床前为我们做祷告，也为爸爸祷告，彼时爸爸正在出海，保卫我们的海岸线。那里，亚得里亚海边，就矗立着我们家的房子。我们为我们的父亲，也为我们的家祈祷。上帝仁慈地护佑着这一切。
战争期间住在埃尔霍夫的那些日子里，感冒与咳嗽可谓家常便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