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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期间住在埃尔霍夫的那些日子里，感冒与咳嗽可谓家常便饭。每逢这个时候，妈妈就把我们放在床上，在我们身上盖上热乎乎的湿敷布。这些敷布叫做“wickel”（布料）。在一间黑屋子里，大人要我们发汗、睡觉，等着病魔的离去。最后的疗方是一杯滚烫的、加了蜜的椴花茶。对于我们来说，那蜜很甜，好喝极了。
三刻钟后，妈妈会回来拿走那些敷布，把我们擦干，给我们换上干净的睡衣，之后，再让我们来杯清爽的白开水。我还记得敷布被取走后的那种轻松惬意的感觉！发汗据说是治疗呼吸道感染的好方子。真的很管用。
生活在埃尔霍夫这样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只要日常生活中稍起一点涟漪，我们就会大惊小怪。第一枚浆果熟了也算得上一件热闹事了，观察湖上的鸭子也是很让人兴奋的事。当鸭子潜下水消失在湖面上的时候，大家都会一股脑儿跑过去看，我们猜它们会从什么地方冒出头来。哦！它们居然出现在离刚才潜水处那么远的地方！
另一件算得上大事的就是来来去去的火车了。我们看着火车沿湖驶过，朝湖畔采尔的车站开去。有时，那车里会有来探望我们的客人。
然而，最叫人激动的还是小宝宝的诞生。在我们那个时候，都说婴儿是由“鹳” 带来的，因为他们总是在早晨来到，所以很自然他们总是睡在妈妈身边。冯·特拉普家里有四个孩子出生在埃尔霍夫：玛丽亚，沃纳，海德薇格和约翰。
1914年9月，玛丽亚出生了，但那时候，海军是不允许个人收发私人信件的。于是为了向爸爸报告宝宝的出生，妈妈唯一的办法就是给冯·特拉普上校发一份官样的电报：“S。M。S Marie eingelaufen”（玛丽亚战舰到了）。电报轻而易举地就发了出去。（德语里Marie也可以是个男名。）
1914年的圣诞，爸爸的弟弟，沃纳叔叔回来休假。我那时两岁还不到，却清楚地记得他的造访。1915年5月沃纳叔叔在战斗中牺牲。为了纪念他，我那个1915年12月21日出生的弟弟就取名叫沃纳。沃纳后面还有几个妹妹，海德薇格是1917年7月来到这个世上的，约翰娜是1919年，战争快要结束的时候出生的。再后来，还有一个小妹妹出生。
我对那些时光怀有美好的记忆。爸爸和妈妈在埃尔霍夫的起居室里并肩坐着，小声地说着话。虽然我很小，但那仍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今天，我看着他们的照片，感觉就像当年一样清晰。我能感觉到他们之间的那种宁静与融洽，我曾认为，当一个人结了婚，就应该是这种感觉。直到在以后的生活中我方才明白，这也是非常不易的。
战争是恐怖的，然而我们的童年却是快乐而安宁的，这完全要归功于我们的妈妈和外婆所营造的那种氛围。妈妈，用她闪光的人性，她音乐的天赋，她发自内心的爱，她的信念，她的仁慈，她对家庭的巨大奉献，为我们带来了美好的童年，并为我们以后的岁月打下了基础。这些快乐时光都是在外婆家里度过的。
第一章和外婆在一起（1）
3 和外婆在一起
我们的外婆阿加莎·布罗伊纳·怀特黑德天下无双。在埃尔霍夫，她的这座别墅里度过的那些岁月让我对她了解得很深。我和我的兄弟妹妹都管她叫“Gromi”。因为年龄小，我哥哥鲁珀特说不清Grossmutter（grandmother）这个词，于是便造出这么个称呼。
外婆生于1856年，是奥古斯特·布罗伊纳伯爵的女儿。因而，她是奥地利贵族。她很聪明，知道社会地位并不代表一切，于是，当她爱上了一个“平民”——而且是个英国人——她会选择毅然与之结婚。约翰·怀特黑德是个工程师；他秉承了他父亲工程师的天资，成为其父开在阜姆的鱼雷工厂中的一员。外婆和外公就在那里安了家，从工厂穿过大街便是怀特黑德别墅。
我没见过外公约翰·怀特黑德，因为他1902年就去世了，也就是我父母结婚前九年。外婆从未对我们说起过他。我相信她悲痛了一辈子，不愿意谈论丈夫的事。我只晓得外婆是个寡妇。
外婆身材矮小，很胖，举止优雅，是位高贵的妇人。夏天她只穿浅灰色或米色，冬天穿黑色或深灰色。按照那个时代英国寡妇的风俗，她在头发上系了块白色的头巾，这为她增添了几分高贵，又让人加深了对这身装束的印象。我已经看习惯了，无法想像她换身打扮会是什么样子。我不敢说外婆漂亮，但她有一种从骨子里透出来的迷人，一点也不矫揉造作。她就是她自己，用不着再去装扮成什么了。
因为外婆是个胖子，她曾去卡罗维发利 ，位于德国南部的一个矿泉疗养地接受“治疗”（减肥）。她带回过一些卡罗维发利的特产，一种名叫“卡罗维发利圆饼”的好东西。这东西就是两片大大的、纸那么薄的华夫饼干中间夹一层糖，装在一个圆铁盒子里，饼干之间用一张薄薄的纸隔着。好吃极了。
为了去卡罗维发利的旅行，她总是把手提箱塞得满满的。我相信整理行李箱对她来说是一番挑战；面对一个手提箱，她一定是盘算了又盘算。在她看来，这意味着东西与东西之间不能留什么——不，一丝缝都不行——空隙，必须得让它们紧紧地贴着，东西都是用白色的绵纸包裹着。这种打包方式的结果便是箱子沉得跟块岩石似的。对自己的这种打包本领她很是骄傲，还要教给我。看上去她似乎从来都不在乎提箱子的人该有多吃力。但话又说回来，又有谁告诉过她呢？她怎么会知道呢？男人们总比老太太有力气，给她拎过箱子的人当中，从没见有谁抱怨过！
外婆的丈夫，也就是约翰死后，她在奥地利阿尔卑斯山上的采尔湖畔买了块地，盖起了一座别墅。这处地产上还有一间带牲口棚的农舍。当年有一个农夫料理农事，供应一家人的肉、禽、蛋，还有牛奶。农场名叫“Der Alte Eolhof”（老埃尔霍夫）。
大山里这处美丽的所在宛如一个世外桃源。湖四周是一条乡村土路，湖边围着一圈木栅栏。这条路将外婆的地产一分为二：山脚下是几座农场的房子，湖边是一片石滩，她决定就在那里造房子。向湖那边望去，冰雪覆盖的山脉，基茨施坦霍恩，连绵起伏的群山，一派迷人的景色。在当地一位建筑师的帮助下，外婆把这片石滩变成了一个小小乐园。
她亲口告诉我她都是怎么做的。她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样的房子，以及和房子有关的一切。建筑师就根据她的描述画出图纸。每当她冒出一个奇特的念头，建筑师就会以无法实现为由给予拒绝，她便会解释给他听可以怎么做。
在这处地产上，她营造了一个称得上是自给自足的小王国。有农场，养着奶牛、鸡、猪等牲畜。路下面湖边则是那栋家人住的房子，一座花岗岩地基、砖木结构的小别墅。还有一座小一点的，同一式样的房子，用来做厨房、仆人的餐厅与卧室。一条装有玻璃门窗的封闭式走廊将两座建筑连了起来，这样一来，从厨房到餐厅，从院子到花园就方便多了。地下还有个冰窖做冷藏用。大房子后面还有个小房子，三个妇人在那里为这片领地上的人们清洗日常的换洗衣物。
外婆还为园丁和他的一家另外造了一座小房子。按照外婆的吩咐，他料理菜园，养护房前屋后的植物；还种树，打理花坛。
花园里有座小亭子，里面有张长椅。这亭子结构奇特。顶是实木的，但墙体是一根根木头杆子，杆与杆之间留有空档。杆子上攀满了藤蔓，形成了一个棚格。一片片巨大的叶子呈心形，开的花就像一根根小管子。我们会把它们摘下来拿在手里，假装是在抽烟。
湖边上、房子下面有两个停船的棚屋。一个停平底船，当地都是这种船，划的时候人得站着，仅限仆人们用。另一个停着两条划艇，英国进口的，供我们家里人用。那儿还有一个木棚子，过去是个网球场，当仓库用，有时也是孩子们玩耍的地方。
外婆这片田产的一边毗邻一条山溪。它平时是条小溪，但是在长长的雨季，溪水上涨，它便成了一条奔腾的溪流，将石头、树桩连同巨砾从山上席卷而下。因为溪边长着一种名叫桤木的树，这条溪流就叫桤木溪。在这条溪流的冲刷下一个半岛逐渐形成，因为大量沙砾沉积在湖中。这地方的岩石是板岩，属于最古老的岩石地层之一，极松脆。
小溪的对岸还有一座小房子，那是外婆最小的女儿，琼的游戏室。那是一间有长椅子和一张固定桌子的小木屋。有一座窄窄的桥可以走进去。
所有这一切都是在二十世纪初建造起来的，彼时外婆的孩子们都还小，夏天时需要一个地方避避暑。1914年我们搬过来时，埃尔霍夫已经在那里了，很久很久以后，我们才知道外婆是如何一步一步地为孩子们建造起这个别墅的。
第一章和外婆在一起（2）
当妈妈回到埃尔霍夫的时候，她不仅带着两个孩子，还带来一个自我哥哥鲁珀特出生起就一直在照看他的保姆。外婆不仅接纳了妈妈和她的两个孩子，还慷慨地收留了康妮婶婶，也就是我父亲的弟弟沃纳的遗孀，还有她的孩子。
康妮婶婶是爱尔兰人，只懂一点德语，所以外婆和家里人大多时候讲英语。因而，在我们很小的时候，鲁珀特与我是同时学讲德语和英语的。我相信这是上帝的安排，让我们早早地获得了这门语言的知识与感觉，以便日后在逐渐变成我们第二故乡的美国派上用场。
我们的保姆是我们生活中的重要角色。她名叫玛丽·霍尔茨英格尔，但我们都管她叫“南尼”（Nenni），这是德语里保姆一词的读音。南尼只说德语，当然了，奥地利式德语。她心地善良，是妈妈的得力助手。南尼整理儿童室，照料我们的日常生活。她给我们做饭，哄我们午睡，带我们在花园里散步，玩的时候在一旁照看我们，给我们洗澡，领我们上床睡觉。她确保我们有干净的衣服换，床上有干净的被单睡。一个又一个宝宝很快地出世了，妈妈的这些孩子都由保姆照料。我相信妈妈一定很感激，因为有了帮手，她就用不着像保姆那样老是跑上跑下了！像外婆家这样的大家庭，是很需要一个保姆的，于是她仿佛就成了我们家庭的一员。虽然父母是我们生活中固定的一部分，但日常生活都交由保姆去料理了。只有约翰娜与马丁娜没有受到南尼的悉心照顾，因为她们出生的时候，我们又有了一个新保姆了。
鲁珀特六岁的时候，他与我都从儿童室“毕业”了，要由家庭女教师管教了，生活也变得严肃起来。鲁珀特得从一年级上起，但附近没有小学，家里于是雇来一个年轻的女教师，泽内尔小姐，和我们住在一起。教室就安排在外婆家带阳台的顶楼，鲁珀特与我共用一室。她不仅要给鲁珀特上课，还要像原来那个保姆一样，安排我们的日常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