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士杨嗣昌深相结纳，嗣昌冀文灿成功以结上知。文灿既偾，嗣昌内不自安，请督师南讨，上甚慰劳之。
八月壬戌，命大学士嗣昌以兵部尚书督师讨贼，赐尚方剑并“督师辅臣”银印，给帑金四万，“赏功牌”千五百，蟒纻、绯绢各五百。
九月丁卯，嗣昌陛辞，上宴于平台后殿，平觞三爵，赐诗，勒诗于各文庙。嗣昌南征，会兵十万，本折色银二百余万两。
十月，嗣昌至襄阳，入熊文灿军中，诏逮文灿入京，论死，弃市西。
按：熊文灿正法于崇祯十三年十月，距其拜命办贼只三年半。及至杨嗣昌督师，又错失了机会：
当是时官军新胜，贼又闻宰相亲出督师，大军并集，颇惧。乘此声势，诸将推锋急击，宜可歼贼；嗣昌申养锐之戒，诸将遂无斗志。虽遗将，但遥相遏，未会合击。……嗣昌迁延至岁暮未一战。（孟著《明代史》）
过了年就是崇祯十四年，这时李自成已成气候。李自成与张献忠其实大不相同，张但暴戾而李有谋略。《明代史》记：
嗣昌自出督师，入蜀多与献忠接触，而自成独收群贼走河南，得阉党尚书李精白子信，以曾发粟活饥民，为民所德，归贼为之号召。……又有卢氏举人牛金星、卜者宋献策皆归贼……减杀戮以结民，又散所掠财物赈饥民，且为之造谣曰：“迎闯王、不纳粮。”使儿童歌以相煽，从自成者日众。福王常洵封于洛阳，拥厚资不恤士。营卒勾贼陷其城，汋王血杂鹿醢尝之，名“福禄酒”。
《明朝的皇帝》 第二部分流寇大散福王资财
二十五、流寇大散福王资财
福王的血，做了“福禄酒”的原料；福王的资财，则做了李自成造反的资本。福王府富甲海内，李自成叫人打开仓库，把大量的银米物资散给饥民。神宗以天下肥爱子的结果，适以资敌，自食恶果而已。
吴梅村有心成一代诗史，歌行中写明末时事及人物者甚多，有一篇《雒阳行》即专记福王。按：雒阳就是洛阳，想来因光宗名常洛，为了避讳，所以用西汉的称呼作雒阳。其中述福王被害，噩耗传至禁宫，思宗的悲痛：
今皇兴念穗帷哀，流涕黄封自手裁，殿内遂停三部伎，宫中为设八关斋，束薪流水王人戍，太牢加璧通侯祭。
这六句诗要看下面两段注解：横云山人（王鸿绪）《明史稿·诸王传》：“福王遇害，帝闻报大恸，袍袖尽湿。”《绥寇纪略》（吴梅村本人所著）：“福王既遇害，事闻，上震悼，辍朝三日，泣谓群臣曰：‘王，皇祖爱子，遭家不造，遘于闵凶。其以特羊一告慰定陵，特羊一告慰于皇贵妃之园寝。河南有司，改殡王，具吊摇Ｊ雷釉诨城焓诠堇〔停感谆闹裱伞！戏⒂耙煌颍つ那А阒逋晕啃舾７雷印！薄 �
从这些记载中，可以看出思宗的另一面，他为人刻薄，然而“厚道”之处又过于别的帝王，但令人莫名其妙。论私，他与他的这个叔父不可能有什么感情；论公，福王拥厚资而不能养士，事急时又不能散财募兵为国家分忧，转以巨资资敌，像这样的亲藩，死有余辜。而思宗居然“袍袖尽湿”，居然“辍朝”，并且发内帑银而以皇后、妃嫔、太子的名义，致赠“福藩世子”作慰问金。这种举动除了使正臣失望、将士寒心、百姓悲愤、后世讪笑之外，并不能表现思宗的忠厚和他对“皇祖”的孝心。相反地，倒使得“福藩世子”可能有这样一种错觉：生来就该是享富贵的！
这“福藩世子”就是后来被拥立的弘光帝。倘或思宗当时能够有一道上谕，在悼慰福王以外，申明亲藩不能急国家之难而身受恶报，足为昭戒，可能会唤起福藩世子若干责任感，不至于像后来那样守着一盏将尽的灯而又泼上一杯水，自己浇灭了它！
《明朝的皇帝》 第二部分“梃击案”的经过
二十六、“梃击案”的经过
福王生前如此享福，而郑贵妃还一直以爱子未得大位为憾，据王鸿绪《明史稿》的《后妃传》，说神宗曾经应诺郑贵妃立福王为太子，所记如次：
大内北上西门之西，有大高元殿，郑贵妃要帝谒神，设密誓，立其子为太子，因御书一纸，缄玉盒中，赐妃为符契。
按：大高元殿所祀者为玄天上帝，清朝诸帝每于此祈雨雪。在明末，由于世宗崇奉道教的缘故，大高元殿是个极神圣的地方，在此设誓也是件相当严重的事。神宗如果真曾有这样的许诺，则不惜违誓以保国本，出于怎样的想法，值得研究。
神宗之所以不立福王，实亦由于形势所格，爱莫能助。第一，李太后及王皇后保护太子；第二，群臣坚请立长。未立之前犹可假嫡庶为托词，既立欲废，更为困难。因此，到后来唯有设法不使福王就国。《雒阳行》中屡屡以郑贵妃母子比作汉高的戚夫人和赵王如意，其事甚类。按：汉高不废太子得力于“商山四皓”，所谓“羽翼已成，难动矣”。神宗明白这个道理，而郑贵妃及附郑贵妃者不懂，因而有“梃击”的怪事。是为导致邪正如水火，党争反复，报复惨杀，以迄于亡国的所谓“三案”之一。
这件怪事，发生在福王就国一年以后，时为万历四十三年五月。太子居慈庆宫，忽然有一天，有个不知姓名的男子，手持枣木棍，直入宫门，打伤守门的太监李鉴，走到前殿檐下，为别的太监抓住，交付东华门守卫。第二天太子奏闻，命交法司审问，巡视御史奏称，此人名叫张差，蓟州人，“语言颠倒，形似疯狂，臣再三拷讯”，而“语非情实，词无伦次，按其迹若涉疯魔，稽其貌的系黠猾，情境叵测，不可不详鞫重拟者”。
其时福王虽已就国，神宗待太子甚薄，因此“梃击”一案发生，举朝惊骇悲愤，都疑心郑贵妃与她的弟弟郑国泰谋害太子。在这样的情况下，神宗不能不采取严格的态度，准奏交刑部严讯。刑部复奏，“拟依殿宫殿前射箭、放弹、投砖石伤人律斩决不待时”，这在死刑上名为“斩立决”，一俟定谳，即时执行，而奏定未上，案情有了极大变化。
《明朝的皇帝》 第二部分王之讯问张差
二十七、王之讯问张差
张差被囚禁在刑部，刑部的监狱名为“诏狱”，俗称“天牢”，诏狱的狱政归“提牢厅”管，直属长官是一名主事，名叫王之寀，他上了一道奏疏，初次揭开内幕的一角：
本（五）月十一日，散饭狱中，末至新犯张差。见其年壮力强，非疯癫人。初招“告状着死撞进”，复招“打死罢”（按：所谓“初招”、“复招”，即指巡城御史及刑部两次审问时张差的供词）。臣问：“实招与饭，不招当饥死。”即置饭差前。
差见饭低头，已而云：“不敢说。”臣乃麾吏书令去，止留二役夫，问之，招称：“张差，小名张五儿，父张义，病故。有马三舅、李外父叫我跟不知姓名老公，说事成与尔几亩地种。老公骑马，小的跟走。初三歇燕角铺，初四到京。”（按：“老公”为对太监的尊称。梃击案即发生在五月初四，是则一到即行凶。）
问：“何人收留？”复云：“到不知街道大宅子，一老公与我饭，说：‘你先冲一遭，撞着一个，打杀一个；打杀了，我们救得你。’遂与我枣棍，领我由厚载门进。到宫门上，守门阻我，我击之堕地。已而老公多，遂被缚。小爷福大！”（按：“小爷”指太子。于此可见张差对其入宫要干些什么事先已有充分了解。）
又招：“有柏木棍、琉璃棍、棍多人众”等情。（按：此指慈庆宫守卫的太监所持用的棍子名称。）臣看此犯不癫不狂，有心有胆，惧之以刑罚不招，要之以神明不招，啜之以饮食始欲默欲语，中多疑似。愿皇上缚凶犯于文华殿前朝审，或敕九卿科道三法司会问，则其情立见矣。
这道奏疏一上，朝中得知消息，无不惊骇，一时议论纷纷，猜疑不止，而神宗尚无裁示。于是有个户部郎中陆大受上疏抗言，认为“大奸之奔走死士，或出其技之庸庸者，姑试之于死地，以探其机，而后继之以骁桀，用其死力于不经意之处，有臣子所不忍言者。”这个看法相当深刻，以张差为试探，倘或不加追究，糊里糊涂了结，则对“大奸”为一种鼓励。因而陆大受主张彻底追究，问道：“张差业招一内官，何以不言其名？明说一街道，何以不知其处？”
《明朝的皇帝》 第二部分外戚郑国泰主谋
二十八、外戚郑国泰主谋
神宗因为原疏中有“奸戚”二字，意指郑贵妃的弟弟郑国泰，心中不悦，便置之不理；而流言籍籍，多以为是郑国泰的主谋指使。
那么，郑国泰到底是不是主谋呢？当然是的。历来谈“三案”的，于“梃击”的背景语多含混，或者完全把它归入东林，亦是未曾深考的说法。东林与阉党固曾以梃击一案展开争斗，但那是事后翻案，以当时的情形来说，把持梃击一案，想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的是所谓“三党”。力持正义的一些正人君子，此时亦犹未有明显的东林之迹，其后汪文言用计击破三党，东林得握政权，而三党失意分子归入魏忠贤手下，才有东林与阉党壁垒分明的态势出现。
所谓“三党”是以地域区分，结党者多为言官。神宗不览章奏，或览而不报，因而把言官纵容得放言无忌。同时，明朝的御史是参与实际政务的，如“巡按御史”代天子巡方，大事奏裁，小事立决，威权极重；“巡城御史”等于京师的地方官。而御史台又为“三法司”之一，可以按狱，集监察、行政、司法于一身，所以因缘为利，能结成极有势力的政治集团。
《明史·夏嘉遇传》：
台谏之势，积重不返，有齐、楚、浙三方鼎峙之名。齐则给事中亓诗教、周永春，御史韩浚；楚则给事中官应震、吴亮嗣；浙则给事中姚宗文、御史刘廷元，而汤宾尹辈阴为之主。
又《明史·孙丕扬传》：
先是，南北言官群击李三才、王元翰，连及里居顾宪成，谓之“东林党”。而祭酒汤宾尹、谕德顾天埈各收召朋徒，干预时政，谓之“宣党”、“昆党”，以宾尹宣城人、天埈昆山人也。御史……给事中……则力排东林，与宾尹、天埈声势相倚，大臣多畏避之。
由此可知，汤、顾是从顾宪成的作为中得到启发，收召门徒，结党自固。但“祭酒”、“谕德”是讲学之官，无法直接干预政事，于是他在台谏中的门徒，自然而然分成齐、楚、浙三党。而为郑国泰在“梃击”一案中大卖气力的是浙党。
《明朝的皇帝》 第二部分十三司郎中会审
二十九、十三司郎中会审
自张差被捕，第一个审问他的就是浙党的巡城御史刘廷元。张差的供词如何，没有人知道，只知刘廷元奏复有疯癫之说；此说是否倡于刘廷元，也不知道，只知袒护郑国泰者，持此说甚力。
第二次审问张差的是刑部郎中胡士相和岳骏声。胡士相亦是浙党，且为刘廷元的亲戚，自然维持疯癫之说。及至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