止孙承宗到京。
这时的首辅是韩，魏忠贤自然不会去请教他，由次辅顾秉谦拟旨，奋笔直书，以统兵将帅无旨擅离防区，法所不许，违者不赦。拟好上谕，半夜里开禁门，召兵部尚书进宫，把上谕分缮了三通，交兵部以飞骑分道投递。魏忠贤又矫旨守城门的太监，如果孙承宗一到，立刻将他逮捕，捆送进宫。
兵部的专差行到通州，遇到了孙承宗。既有上谕，孙承宗不能不遵。魏忠贤还不放心，派人去侦察，孙承宗只带了一名随从，哪里有领兵数万入清君侧的话？这一番虚惊，也让魏忠贤看透了规行矩步的正人君子干不出什么石破天惊的大事，所以放手大杀东林，指使阉党梁梦环再度挑起汪文言之狱。
《明朝的皇帝》 第三部分许显纯用苛刑逼供
三十九、许显纯用苛刑逼供
杨涟、左光斗、魏大中、袁化中、周朝瑞等人的血海冤狱，是历史上有名的事件，明末清初的笔记中，谈此案者不知凡几。左光斗识拔史可法的故事，在战前曾被选入初中国文读本（按：出于顾公燮《消夏闲记摘钞》）。然而，试问一句：杀杨、左五忠烈的真正凶手是谁？恐未见得有一个明确的答复。
依我的研究，本案真正的凶手是冯铨。此人既是阉党，又是汉奸，双料无耻，合当遗臭万年！在未细谈全案以前，我先指出四点：
第一，汪文言第一次被捕，魏忠贤就想兴大狱，只以镇抚司刘侨接受了黄尊素的忠告，魏忠贤未能如愿。但《明史》上好几处都说，杨涟参魏二十四大罪，魏忠贤深为恐惧；然则何以不久便态度大变，不但不惧，而且想尽杀正人？此即出于冯铨的教唆。《清史列传·贰臣传》：
魏忠贤进香涿州，（冯）铨跪谒道左，泣诉父为东林党陷害（按：冯铨的父亲名冯盛明，官河南左布政，被劾回籍），忠贤怜之，起故官（按：复冯铨的官为翰林院检讨），洊升少詹事，充讲官、副都御史。杨涟劾忠贤二十四罪，忠贤惧，求助外廷，铨具书于忠贤侄良卿，言“外廷不足虑”，且教之行廷杖、兴大狱。
罪名重主谋，这就是冯铨主谋的证据。
第二，汪文言之狱再起，魏忠贤的干儿子、广东顺德的梁梦环为第一只猫脚爪，而梁为冯铨所引荐。而第一次汪文言之狱的发难者傅櫆，亦为冯铨所荐。
第三，二次汪文言之狱，牵涉到熊廷弼，此为冯铨的绾合，因为冯与熊有仇，必欲杀之而后快。
第四，冯铨要一网打尽善类始有入阁的希望，因为他的资望太浅，会推辅臣，无论如何轮不到他。
当时梁梦环受指使重新挑起已结之案，汪文言被捕到镇抚司，许显纯用苛刑逼供，要他招认杨涟等人贪赃受贿，这是出于阉党徐大化的献议：“彼但坐移宫罪，则无赃可指，不如坐纳杨镐、熊廷弼贿，则封疆事重，杀之有名。”但徐大化作此献议，则系“承要人指”，早就力诋熊廷弼了，这“要人”就是冯铨。
《明朝的皇帝》 第三部分杨涟等被捕到京
四十、杨涟等被捕到京
当然，这“要人”中还有一个兵部尚书张鹤鸣，但劝魏忠贤兴大狱者是冯铨，必欲杀熊廷弼者是冯铨，为坐实熊廷弼行贿，必须绾合杨、左，诬其受贿；是则冯铨虽无杀杨、左之名，而杨、左在冯铨如此用心之下，不死不可得，所以说冯铨为杀杨、左真正的凶手。
熊廷弼行贿之事并非空穴来风，只是行贿的对象不是杨、左。那么是谁呢？试看《明史·熊廷弼传》：
廷弼论死。后当行刑，廷弼令汪文言贿内廷四万金祈缓，既而背之。魏忠贤大恨，誓速斩廷弼。
这件事汪文言做得大错，与他后来的被冤，自有因果关系。君子立身处世，于此等处真是不可不慎。
当汪文言被捕送镇抚司后，许显纯交下来一纸名单，要汪文言诬供。汪不肯，受刑大呼：“世间岂有贪赃的杨大洪？”大洪即是杨涟的号。然而汪文言的“不合作”难不倒许显纯，他略通文墨，撕掉了汪文言的供词，自己伪造一份，东林中人“无所不牵引，而以涟、光斗、大中、化中、朝瑞、大章为受杨镐、熊廷弼贿”。于是魏忠贤矫旨逮捕。
这六个人一半已罢斥为民，由锦衣卫派番役持“驾帖”，从他们的家乡逮捕到京，当时的情形是：
杨涟：坐“受赃”银二万两。被捕时“士民数万人拥道攀号，所历村市，悉焚香建醮，祈祐涟生还”。
左光斗：坐“受赃”银二万两。被逮时“父老子弟拥为首，号哭声震原野，缇骑亦为雪涕”。
魏大中：坐“受赃”银三千两。被逮时“乡人号泣送者数千人”。
周朝瑞、袁化中、顾大章则犹居官，在京被捕，一齐下镇抚司监狱，许显纯苛刑拷问，血肉狼藉。用刑之惨，如《消夏闲记摘钞》中“左光斗识史阁部”条所记，可见一斑：
史（可法）公持五十金，涕泣谋于禁卒，卒感焉，使更敝衣草屦，伪为除不洁者，引至左公处，则席地倚墙而坐，面额焦烂不可辨，左膝以下，筋骨尽脱矣！
在刑讯中途，杨涟等人又犯了一个错误，以致贻累子孙，这个插曲不可不叙。
《明朝的皇帝》 第三部分许显纯改篡杨、左供词
四十一、许显纯改篡杨、左供词
杨涟、左光斗等人被捕受审，最初都否认受赃，但不屈则必用苛刑逼供。也许是他们自己的主意，也许是狱外的设谋，姑且先承认下来，可以不吃眼前亏，也可以说保住了一条命，这样全案就会移送刑部，那时再来翻供洗刷。谁知承认了正好，许显纯改篡口供，加重罪名，一奏报上去，魏忠贤矫旨仍由镇抚司追赃，五天一追比，追不出来就打，不但诬服，而且苦头吃得更多，此时大悔失计，可是已来不及了。
这时又有个奇士叫孙奇逢，也就是清初的理学大儒夏峰先生，他与参赞孙承宗军事的鹿善继是好朋友，孙承宗在上年十一月间准备入觐面攻魏忠贤，即由于间接受了孙奇逢的影响。此时见镇抚司“追赃”，孙奇逢便联络鹿善继的父亲鹿正，还有一个新城人张果中，发起募捐，为左光斗缴纳“赃款”。左光斗当过巡城御史，曾捕治吏部鱼肉乡民的不法书吏，破获过一桩伪造假印案，被捕的假官有一百余人之多，同时又曾有效地改善畿辅水利，第一次让河北人知道如何种稻子。老百姓对左光斗有极深的感情，所以“范阳三烈士”登高一呼，很快地就募集了数千两银子。
阉党一看这情形不妙，“赃款”一缴足，必须把左光斗放出去，但已打得不成人形，在如此激昂的民气之下，看见那种惨状，一定激出民变，后果不堪设想，至少限度要杀几个阉党才能平息民愤，也说不定孙承宗真的会带兵入清君侧。这就是所谓“擒虎容易纵虎难”，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指使狱卒，把杨涟、左光斗、魏大中在狱中秘密处决。其时为天启五年七月二十六深夜。
同案被害的还有周朝瑞和袁化中，但不知是与杨、左、魏同夕毕命，还是前后有参差。只知道魏大中与杨、左虽同时就义，而狱卒故迟数日呈报“病毙”，天气太热，以致魏大中的尸体腐烂，不可辨识。
这时未死的还有一个顾大章。阉党自己也知道“潜毙五人于狱”这件事无以向天下交代，为遮人耳目计，把未死的顾大章，移送刑部讯办。杨涟等人在镇抚司监狱如何受刑、如何被害，就是由顾大章透露了，始为外人所知。
《明朝的皇帝》 第三部分左光斗等家人凄惨
四十二、左光斗等家人凄惨
顾大章移送刑部后，重新开审，但并不能替他带来昭雪的机会。刑部尚书李养正，就镇抚司的原案，将已死的五烈和顾大章都判成死罪；魏忠贤则根据刑部的判决，矫诏布告四方，杨涟等人的死变成“罪有应得”。顾大章则仍移镇抚司，他不肯再回此“秘狱”，与他孪生的弟弟大韶诀别，饮药酒不死，投缳而卒。
当杨涟等被捕时，镇抚司监狱忽现祥瑞，生黄芝一朵，光彩辉映，等他们六个人入狱，黄芝亦正好生成六瓣。芝为瑞物，而生于暗无天日的“秘狱”，顾大章认为这是他们六个人终将不免的征兆，结果不幸而言中。
人死官司没有完，魏忠贤令地方官在各人原籍“追赃”，杨涟家产入官，不到一千两银子，母亲和妻子无处容身，住在鼓楼上，两个儿子沦为乞儿，而“赃”犹不能不完，由地方上募捐代纳，“下至卖菜佣亦为输助”。
左光斗家属的境遇亦很惨，长兄光霁被累，忧急而死；老母哭子，不久亦弃世；仆从十四人被逮。后来由于孙奇逢在京师募捐代缴，左光斗的灵柩，始得运回桐城。
魏大中有两个儿子，长子学洢是个秀才，当魏大中在家乡浙江嘉善被捕时，魏学洢就要跟着父亲一起入狱，魏大中不许，认为“父子俱碎无为也”。于是魏学洢易装秘密随行，暗中留心父亲的起居。到了京城里，阉党为防忠义之士有所活动，搜查极严，魏学洢化名住在旅馆里，昼伏夜出，四处告贷，为父“完赃”。及至魏大中被害，魏学洢扶柩还乡，晨夕号哭，以致神经有些失常，结果竟致哭死。
至于汪文言，早在杨涟等被捕之先就已死于狱中。此人是一条硬汉，至死不肯诬攀杨涟等。《明史》叙此案还有段微近因果报应之说的文字，赘于《魏大中传》后，不可不读：
始，熊廷弼论死久，帝以孙承宗请，有诏待以不死。刑部尚书乔允升等遂欲因朝审宽其罪，大中力持不可。及忠贤杀大中，乃坐以纳廷弼贿云。
此有微责魏大中过苛之意，衡情度法，熊廷弼的死是有点冤枉的。
《明朝的皇帝》 第三部分东厂尉到苏州抓人被揍
四十三、东厂尉到苏州抓人被揍
汪文言之狱以后，又有周起元案。魏忠贤的黑名单上，第二批要杀之而后快的，一共有七个人：周起元、高攀龙、周顺昌、缪昌期、黄尊素、李应升、周宗建。在此以前，京里派出一个驻苏州的织造太监，名叫李实，既贪且横，私自增加供应皇家丝织品的定额，苛求无厌。周起元为苏、松十府的巡抚，裁抑李实，双方互攻。李实有魏忠贤的后台，因而周起元被削职，闲居家乡福建海澄。当双方互攻时，李实这方面根本是由阉党假其名义以行，所以李实有许多盖了“苏州织造太监”关防的空白奏疏存在京里，此时便为魏忠贤用作杀人的工具，取一张空白奏疏，倒填年月，诬劾周起元当巡抚时，干没公款十余万，同时将高攀龙等人牵扯在内，然后根据这道“奏疏”，交东厂派出番役去抓人。
东厂的鹰犬到了苏州，犯了众怒，被揍得不死即伤。吴人的刚烈之气，随金圣叹之死以俱尽，在此以前，固不似清朝康熙以后的文弱驯顺。虎丘山塘的“五人墓”，实为苏州最难得的光荣纪录。
《明史·周顺昌传》：
周顺昌，字景文，吴县人……天启中，历文选员外郎，署选事。力杜请寄，抑侥幸，清操皭然。乞假归。顺昌为人刚方贞介，疾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