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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炆答道：“敌国入侵，由诸王对付；诸王有异心，谁来对付？”
太祖默然，好久才问了句：“你的意思怎么样呢？”
允炆经过考虑后答道：“以德争取其心，以礼约制其行。如果无效，削他的属地；再无效，改封到别处。这样再不知改悔，就只好举兵讨伐了。”
“对了！”太祖十分欣慰，“没有比你所说的办法更好的了。”
于此可见，允炆要裁剪诸王的事权，早在他身居储位时，就因为感受到他那些叔叔们不逊的刺激而有了打算；同时不惜兵戎相见这一个原则，也是得到他祖父的同意的。可惜，说得头头是道，付之实行却嫌操切，此为允炆所犯的第一个错误，且留到后面再谈。
明太祖在位三十一年，闰五月驾崩，皇太孙即位，定明年改元“建文”。遗诏中特别嘱咐：诸王不必至京师奔丧，王国所设的官吏，听朝廷节制。这是太祖为身后打算，诸王来朝，不服幼主，必有人觊觎大位，起而谋逆。接下来诸王兄弟之间，争夺皇位，骨肉相残，为祸不可胜言。但命诸王不必奔丧，还可以找冠冕堂皇的理由来掩饰；要节制王国的官吏，则用意显然在利用此辈以防范诸王，当然会招致极大的反感。建文帝的第一着棋就犯了大错，而为齐泰和黄子澄所误。
齐、黄二人，是中国历史上一等一的忠臣，但才具实在有问题，充其量只是治世的良臣，绝不能担当“削藩”的重任。齐泰原名齐德，洪武年间，太祖以谨身殿为雷所毁，祷庙谢过，选择九年无过失的臣子陪祀，齐德为其中之一，因而赐名为“泰”。齐泰当兵部左侍郎时，太祖问边将姓名，他历数无遗；又问各地形势，他从袖子里取出一本手册，进奉太祖，其中的记载异常扼要，太祖大为欣赏。但这是参谋长的本事，不见得能定大计、决大策。
黄子澄是严嵩的同乡先辈，以洪武十八年的会元，被选为东宫伴读；建文帝为皇太孙时，仍侍东宫。一天在东角门跟他谈起诸王难制，黄子澄认为不足为忧，诸王的护卫兵力单薄，倘有叛变，临之以中朝大军，其谁能敌？及至建文即位，以齐泰为兵部尚书，黄子澄兼翰林学士，同参国政——自洪武十三年罢相后，明朝永无名义上的宰相，所以有此“同参国政”四字，就等于宰相之任。
《明朝的皇帝》 第一部分建文帝裁剪诸王
五、建文帝裁剪诸王
这时建文帝就问黄子澄：“先生！你还记得东角门所说的话吗？”
黄子澄肃容答道：“不敢忘！”
于是他与齐泰去密议削藩的步骤。齐泰主张先拿燕王来开刀，黄子澄以为不然，他说周、齐、湘、代、岷诸王，在太祖时就有不法的行为，削之有名。现在应该先问罪周王，这是剪除燕王的手足，因为燕、周一母所生。
事情就这样定局了。正好有人密告周王不法，于是派李景隆领兵出发，以“备边”为名，经过开封，突出不意，把周王抓到了京城。
这是建文帝即位那一个月的事，手段未免太辣了些，建文帝便想把他的这位五叔放掉；齐、黄力争，迁延到八月间，终于废周王为庶人，徙置云南，不久又召还，与因为同样的原因被废的齐王榑，一起禁锢在京城。以后被废的还有代王桂，关在大同；岷王楩，徙置漳州；更有个封在荆州的湘王柏，文武全才，好道家之言，自号“紫虚子”，徜徉胜地，流连自适，也被人“告变”，朝廷遣使讯问，湘王怕无以自明而被诛，学他八哥潭王梓牵连在洪武年间胡唯庸谋反案中畏惧自杀的样，“阖宫焚死”！
这一下，燕王自然大为不安。他早就受了“和尚军师”道衍的怂恿，决心谋反。燕王府是元朝故宫，也就是清故宫西面的那部分。招致奇才异能之士，秘密在府内后苑练兵；又造了一座极大的“地下室”，周围筑了很厚的围墙，在里面铸造兵器，并特意养了许多鸭和鹅，一天到晚叽叽呱呱乱叫，好遮没叮叮当当打铁的声音。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再不断加以刺激，便只有促使他提早举兵了。
不过，燕王有个顾虑：为了太祖崩逝周年，他派了他的三个儿子高炽、高煦、高燧进京行礼，一谋反则三子必先被杀。所以上书称病，请求遣还三子。这时齐、黄的意见又不同了，齐泰主张把高炽弟兄下在狱里，黄子澄则以为不如放还，使燕王不疑，然后派兵突袭，可以一鼓成擒。齐、黄二人都办不了大事，黄子澄以不能知己亦不能知彼的庸才而好用奇计，误事尤甚；而遇到齐、黄意见不协，建文帝总是听信黄子澄的话，放还燕王之子，便是致命的错误。
《明朝的皇帝》 第一部分燕王在北平装疯
六、燕王在北平装疯
庸才而不自知其为庸，而又喜欢有表现的，每每把天下的人看得都不如自己聪明。削藩图燕，在当时朝廷的措施中，形迹已很明显，而犹以为可以瞒住燕王，真所谓掩耳盗铃，愚不可及！黄子澄就是这样一个人。
图燕的措施，开始于洪武三十一年十一月，主要是从政、军两方面来削弱燕王的力量。第一，派工部侍郎张昺为北平布政使，为该地的最高地方长官；又以谢贵、张信掌北平都指挥使司，负责北平地区的军政，作为对燕王的监视。第二，建文元年三月，派都督宋忠等率兵三万，开屯平、临清、山海关，并调燕王的一部分精锐的护卫协防，作为变相的收兵权。这些剑拔弩张的布置，燕王难道还不明白朝廷的用意？而黄子澄居然以为放还燕王之子，可以“示彼不疑”，岂不可笑？
等他们父子相聚，燕王喜出望外，说是“天赞我矣！”自此再无顾忌，谋反的举措越发积极。但是，燕王实在也很怕朝廷真个遣派大军，包围逮捕，所以在六月间有人上书告密、朝廷下诏责备时，他不能不设法遮掩行迹。
他的方法是装疯，装得很像：在闹市中大呼小叫，语无伦次，随便闯进人家，抢夺酒食，或者就睡在路旁，一睡一整天不醒。张昺和谢贵听说燕王得了疯病，自然要去探问；进了王府，只见他六月天气坐在火炉旁边发抖，不断喊冷。这样的装疯，实在也要些本事，燕王的“忍”，于此可见。
当时王府的长史名叫葛诚，这年正月入京奏事，建文帝密问燕王的情况，葛诚据实以告，建文帝便派他“卧底”，此时悄悄为张、谢二人拆穿了装疯的内幕。报告到京，齐泰决定动手。但两个指挥使司之一的张信，背叛朝廷，将真情告诉了燕王。
于是燕王与道衍密议，秘密调遣护卫指挥张玉和朱能，选取劲卒八百人入府。七月底，朝廷有诏旨到，指名逮捕燕王的官属；而张昺、谢贵则全副披挂，领兵包围王府，如果不把所逮捕的人交出来，便不撤兵。
这时燕王的疯病，忽然好了，说是在东殿等候，亲自交人，召张昺、谢贵入府。等他们一进门，跟随的卫士便被阻断。两人进去一看，燕王拄着枝拐杖坐着，传谕赐宴。
《明朝的皇帝》 第一部分靖难军待命讨逆
七、靖难军待命讨逆
酒过一巡，燕王突然把桌子一拍，满面病容变成满面怒容：“寻常百姓家，哪怕是贫苦小民，兄弟宗族之间还有情分，患难相扶；我身为天子亲属，朝不保夕，不知道一条命什么时候送掉？你们这些地方官，这样子对待我，天下还有何事不可为？”
一顿骂完，掷杯为号，埋伏在东殿周围的护卫，在张玉和朱能指挥之下，一拥而出，除了抓住张昺、谢贵，还有长史葛诚以及其他暗通款曲于朝廷的人，牵到殿前，立即斩首。
府内已生巨变，府外还不知道，消息保守得极其严密，加以另一个都指挥使张信输诚燕王，早已取得默契，所以张昺、谢贵入府不出，大家虽有些怀疑，犹在观望等待，人心未乱。
到了夜里，张玉、朱能奉命出动了，一夜之间，占领九门——北平的九座城门，天亮出示安民，但仍有小规模的巷战，有的战死，有的逃走，有的降了燕王，三天工夫，城中大定。
其时都督宋忠，领兵三万屯开平，即今内蒙古多伦，外则备边，内则监视燕京。宋忠接得消息，星夜急驰，但到了居庸关，忽然胆怯，退保怀来。这一下，燕王就可以从容部署了。
燕王誓师以诛齐泰、黄子澄为名，把他的军队称为“靖难”军，废除建文的年号，改称“洪武三十二年”；并且上书朝廷，引用祖训说：“朝无正臣，内有奸恶，则亲王训兵待命，天子密诏诸王，统领镇兵讨平之。臣谨俯伏待命。”按：明祖训法律规定，“凡朝廷新天子正位，诸王遣使奉表称贺，谨守边藩，三年不朝”，只准属下官吏奏事。这是怕嗣君即位，朝局未定，亲王入朝，或有不测之变，不得不加以限制。但这一来，可能又有奸臣谋反，因而又课亲王以“勤王”的责任。
这个责任行使的条件和程序是“如朝廷循守祖宗成规，委任正臣，内无奸恶”，换句话说，这些正臣已委以保护新天子，如是则不怕亲王有异心，所以“三年之后，亲王仍依次来朝”。倘使“朝无正臣，内有奸恶，则亲王训兵待命”，准备锄奸，但仍不准擅自行动，须“天子密诏，诸王统领镇兵讨平之”。
《明朝的皇帝》 第一部分建文帝出师不利
八、建文帝出师不利
既平之后，即当“收兵入营，王朝天子而还。如王不至，而遣将讨平，其将亦收兵入营；将带数人入朝天子，在京不过五日而还。其功赏续后颁降”。这是明太祖的精心设计，既防亲王，又防奸恶；既防亲王本人，又防亲王所遣之将。顾虑不可谓不周密，但他没有想到，这些规定只能防君子不能防小人；而君子不必防，小人又非一纸宪法所能防。道衍这种倒黑为白的做法，为后世的野心家开了一个恶例，罪不可恕。
这一通书奏抵达京城，满朝震动，建文帝召集御前会议，商议声讨。齐泰提出主张：“明其为贼，敌乃可克！”这是针对燕王假借“靖难”的名义，以堂堂之阵，正正之旗，昭告天下，号召仁人义士共起勤王。想法是不错，无奈没有足智多谋的大将堪以当此戡乱的重任。
那时开国的宿将多已凋零，剩下的只有一个长兴侯耿炳文，年已六十五岁，拜命为大将军，率诸将渡江，分道北进迎敌。出师以前，建文帝告诫将士：“毋使朕有杀叔父名。”这句话说坏了——建文帝不明大义，当此时也，只有忠臣与叛逆之分，纵有不忍之心，只可存之于心，相机办理；公然作此表示，正好为燕王所利用，在以后每当燕师危急时，燕王便站出来成了个“挡箭牌”，建文帝太失策了。
耿炳文出师一个月，战于滹沱河北，大败。建文帝决定易将，这时愚而好自用的黄子澄保荐李景隆堪当重任。建文帝听了他的话，赐斧钺，专征伐，领兵五十万，去代替耿炳文。
李景隆的父亲叫李文忠，是明太祖的外甥，与燕王为姑表兄弟，李景隆算起来与建文帝同辈份，此人根本是个纨袴子弟，所以燕王听说他挂帅，且将兵五十万之众，大喜过望，对他的部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