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以来，时通中国，至于朕躬，而无一乘之使，以通和好，尚恐王国知之未审，故特遣使持书，布告朕心，冀自今以往，通问结好，以相亲睦，且圣人以四海为家，不相通好，岂一家之理哉，以至用兵，夫孰所好，王其图之，不宣。
至元三年八月 日
在这封国书里，很明白地是指日本自古以来就时通中国，但是一直到现在，你们还没有与我通和好，从今以后你们必须来“通问结好，以相亲睦”，意味着现在的中国是“我”了，不是“宋”，你们不要弄错。高丽是“我”的东藩，与“我”的关系是君臣、是父子，不可以再欺负他。如果要用兵的话，我并不愿意，但你们可不要逼迫我！
至元三年是个什么样的年头呢？对忽必烈说来是个相当吉利之年。高丽国王“王植”连连遣使来贺、来贡，竭尽了巴结谄媚之能事，而每次来朝的臣，除了诉苦说日本种种横蛮不讲理的情形之外，也故意将富裕的日本说得更富裕。以激起忽必烈对筹集讨宋军费的欲望。这时朝贡的小国，除了高丽之外，还有百济、安南等国了。
十年前忽必烈上过南宋大坏蛋贾似道的一个大当，蒙古大军所向无敌，唯独打南宋，打得十分辛苦，忽必烈的长兄蒙哥可汗（宪宗），为了攻打钓鱼山，中箭而亡（钓鱼山的守将王坚，守钓鱼山前后有十八年之久），那时忽必烈奉命攻黄州，黄州的最高统帅是贾似道，官居右丞相兼枢密使，封临海郡开国公，他看到蒙古大军压境，便以对付金国的老方法对蒙古，他偷偷派人递上求和的降表，由宋皇帝向蒙古称臣，年贡银二十万两，绢二十万匹。恰好忽必烈遇到了大丧，不能不回师料理要事，于是接受了贾似道的请求而撤兵了，就在他后退之时，贾似道出其不意地掩杀过来，把蒙古殿后的军将几乎全部消灭。《纲鉴》里写道：
似道匿议和称臣纳币之事，以所杀俘卒殿兵上表，“言诸路大捷，鄂围始解，江汉肃清，宗社危而复安，实万世无疆之休”。帝以似道有再造功，召入朝。
帝是宋理宗。
忽必烈受了骗，哪里会肯干休，十年来耿耿于怀，誓灭南宋方消心头之恨，但是南宋实在难缠，襄阳早已占领过，又被宋家大将孟珙夺回。南宋虽然君闇臣奸，但武将之中却有不少忠勇杰出的硬汉，忽必烈这时又要去攻打难攻不落的襄阳，不能不使出全力来搏斗，纵然不需要兵力供给，但是资财、军器，是多多益善了。由于高丽、百济、南宋等的误传，日本被描叙成一个金银遍地的区域，而偏偏小气的日本，从来不见他来进贡，忽必烈的国书主要的目的，是在提醒日本，早点拿出些金砂来，表示友好。
蒙古的国书递到了京都，日本朝廷震撼，不敢做主，转下到幕府，由幕府决定如何处理。这时幕府在名义上由两位执权负责，实际上只有时宗掌权，他的太叔公政村年届八十，早已不问世事，而时宗这时十八岁，愤然地认为蒙古的国书无礼，决定不理。二名使者枯候覆音，竟毫无消息，在日本的太宰府等了几个月之后，只好回去。忽必烈当然不肯就此罢休，第二年又派使者来索回信，日本照样不理，蒙古使者无奈只好掳了两个老百姓去，以证明他们确实是到过日本。这样一连几年忽必烈对日本的“通好”交涉，始终是遭遇到“不理”的软钉子。而对南宋襄阳之围，已经围了五年，毫无进展，怎么不令忽必烈气得爆裂！
到了至元八年（公历一二七一年），忽必烈接纳汉人刘秉忠的建议，正式改国号为“大元”，不再自称为蒙古，忽必烈对日本仍然不死心，这时以大元的名义遣派了正式的使臣赵良弼。赵良弼当过陕西路宣抚使，是极有政声的能吏，这时他率领了大小官员将佐四十余人，以日本“国信使”的名义，经高丽到日本。
中古篇元世祖忽必烈之雄图（3）
南宋的战事越来越紧急，贾似道糊涂透顶，居然还有心情跟他群妾踞地斗蟋蟀，他也派遣了范文虎去赴援，但每战必败，是个常败将军，襄阳的守军越来越气馁了。而忽必烈这一面对襄阳志在必得，攻襄阳的总帅史天泽，在襄阳的四周又起了一条长围，断了襄阳的粮道以及对外的交通。
经过连年的战争，民生凋敝，忽必烈为了筹措战费，也困竭得不得了，他实行了屯田计划，在高丽也要一样照做，军粮的负担十分严重，民食已经被搜括干净了，高丽全罗道的老百姓只能吃草了。这时赵良弼到了日本。出乎他意料之外的是，日本虽然山明水秀，但是地瘠民贫，并不如传说的那样到处是金、到处是银。赵良弼在太宰府驻留好几个月，要求见日本国王、见大将军，都被回绝了，不得已只好回国复命，第二年的五月，他谒见了忽必烈，将在日所闻所见详详细细地报告了出来，结论是日本是一个只有“山”的野蛮岛国，根本不值得去注意。但是忽必烈哪里肯听，对于这无礼的小国非膺惩不可，他决心用武力征伐，给日本一点颜色看看。
至元十年春正月，和襄阳相互犄角的樊城，经过五年的苦守，终于沦陷，守城的诸将个个战到最后，光荣殉职，都统制范天顺──范文虎的儿子，在城陷时仰天长叹道：生为宋臣，死当为宋鬼，就在他的衙门里自缢而死。襄阳的守将吕文焕看到樊城不守，屡次请援也无下文，这时忽必烈下了招降书：
尔等据守孤城，于今五年，宣力尔主，固其宜也，然势穷援绝，其如数万生灵何！
吕文焕无可奈何，只得痛哭出降，这是元世祖至元十年的二月（公历一二七三年）。樊襄两城失守，东南半壁江山就算完了。
至元十一年也是日本后宇多天皇文永十一年，忽必烈动员伐日本了。由三月里就准备起，在高丽仿照南宋渡海的楼船，以便载运军兵粮草，不料高丽的造船技术不够水准，仿照不成，只好仍旧采用高丽的旧式船舰连夜赶造，六月里不幸高丽王王植薨，在元大都为质的世子“谌”，赶回来奔丧，举行了丧葬大典，不好在这时期出兵，因此拖延了几个月，本来预定在六月里出发的，到十月初三才由高丽的金州解缆东航。
元军一万五千人乘了九百多条船，舳舻相接地穿过对马海峡，到了日本。初七双方开始接战，元军所用的兵器比日军好，战术也新：
元军使用的弓箭射程达二二○公尺
日军射程一○○公尺
元军使用震天雷，一种开花炮弹
日军从未见过
元军使用锣鼓为进退号令
日军从未用过，马匹也不习惯，往往闻声惊跳
元军习于团队作战
日军仍然保持单骑搦战，来将通名的老法
在这样的对比下，日军节节败退。但是到了十月二十日的夜里，忽然起了大风，风势越来越大，霎时间白浪汹涌，把元军的船只吹上岸来，搁浅的搁浅，撞散的撞散，在怒号的狂飙里，像千军万马杀奔而来，漆黑的深夜不辨东西，到处是水、是浪、是雨，人在水里挣扎，溺死的不计其数，元军被台风打得七零八落，在高丽建造的船只，技术不够，施工草率，禁不起冲击，一个个打破变成片片的散板，逐浪而逝。元、高丽联合大军一万五千余人全被巨波狂浪所噬，大风过后，未溺死的残兵也如醉如痴，一个个被日本武士杀了头。
经过了七年，在这七年之中，襄阳的守将吕文焕降元之后，范天顺的父亲范文虎也投降了，忽必烈利用了南宋的降将继续进逼，在丁家州一仗，荒唐颟顸的贾似道大败，然后首都临安陷落，四岁的皇帝被虏，忠臣一个个自杀殉国，厓山之战陆秀夫背着八岁的帝昺蹈海而死，南宋轰轰烈烈地亡了。剩下一个文天祥，身已被虏，但还没有被斩首。
忽必烈灭了南宋，踌躇满志，遗憾的是日本依然不朝不贡，并且疯狂得像野蛮民族一样，将派去文绉绉的使臣，两次都杀了头。
忽必烈再也忍不住了，至元十七年九月由南宋的降将里选出了范文虎，率领十一万南宋降兵，由江南出发，另一支队伍由蒙古人、色目人、高丽人组成的混合兵团四万，由蒙古大将阿剌罕任主帅，从高丽出发。这两路军约定在壹岐岛会师，然后在日本本土登陆。
忽必烈部署已定之后，训诫诸将：“取人家国，欲得百姓土地，若尽杀百姓，徒得地，何用？又有一事朕实忧之，恐卿辈不和耳，假若彼国人至，与卿辈有所议，当同心协谋，如出一口，答之。”但是他告诫的话，并没有发生作用。
这次的准备相当周密，行动却很缓，显然的江南军和东路军的配合不好，互不协调。江南军集结在定海，船只三千五百余艘之多，一小部分是新造的大舰，其余的是征用来的商船，原订六月在壹岐岛会师的，到了六月十八日才开始由定海启碇。东路军也误期，出发时主帅忽然病倒，不能不临时换将，到了六月二十六日才遴选了阿塔海来代替。所用的船只，仍然是由高丽建造的舶艇。
六月底江南军的主力到达了日本的平户岛，东路军的一部已先到，双方会师，就在壹岐岛和日军有了接触。《日本外史》写道：
虏列大舰，铁锁联之，彀弩其上，我兵不得近。
证明了“虏”的战术还是高明，“虏”是指元兵。日军虽勇，结果只有败退，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元军忽然停顿了下来，先在平户岛附近海面上往来游弋，然后麕集到了鹰岛，好像要转往博德湾登陆，却又趦趄不前，就这样白白耗费了一整月的大好时光，转瞬到了闰七月初一，前一天起了风，入夜大了起来，于是历史重演，元军全军覆没，《日本外史》兴奋地写道：
闰月大风雷，虏舰败坏，我等因奋击，鏖虏兵，伏尸蔽海，海可步而行，虏兵十万，脱归者才三人。
这一段说得过火，归还的绝不止三人，所有的高级将领都没有死，范文虎坐乘的大型楼船，回到了高丽。《元史》轻描淡写地提到：
诏征日本军，回所在，官为给粮，忻都洪茶丘、范文虎、李庭、金方庆诸军船为风湾所激，大失利，余军回至高丽境，十存一二。
中古篇元世祖忽必烈之雄图（4）
在列传里记得比较详细：
八月诸将未见敌，丧全师以还，乃言至日本，欲攻太宰府，暴风破舟，犹欲议战，万户厉德彪，招讨王国佐，水手总管陆文政等，不听节制，辄逃去。
足见得除了台风而外，还有别的原因，忽必烈所顾虑的将帅不和是退兵的主要原因。至于十万大军的下落，据一名败卒“于阊”的报告说：
七月至平壶岛，移王龙山，八月一日（应该是闰七月初一）风破舟，五日文虎等诸将各自择坚好船乘之，弃士卒十余万于山下……七日日本人来战……九日至八角岛尽杀蒙古高丽汉人，新附军不杀。
新附军是宋人，日宋的友谊尚在，这十余万人之中新附军最多，他们既然可以留在日本，也就不必回到大元的治下去做亡国奴。
至元二十二年，忽必烈准备第三次伐日本，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