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随即组织了“中华共进会”、“上海工界联合会”。以对抗上海总工会。
上海财界支持蒋介石反共，首先借给他500万元，以后两周内又贷给他4500万元。
租界外国当局派员专程给蒋介石送来了特别通行证。
28日，李宗仁来到上海，赞同蒋介石“清党”，“把越轨的左倾幼稚分子镇压
下去”。
29日，蒋介石在《民国日报》发表一篇演讲，有恃无恐地透露出一个危险的信
号。
正是：
倘使当年身便死，
一生真伪有谁知？
要知蒋介石意欲何为，且听下回道来。
第三十八回
一夫下令群凶举刀 万花凋谢众星殒落
却说蒋介石在3月29日公开发表的这篇演讲中赤裸裸地说：“以现在中正的历史，
中正的地位，我敢大胆地说一句，无论什么人想假借一种不落边际宣传和底毁，或
造出一种不利于革命的空气，或赐我以独裁的名号，或污蔑我是新军阀，以反对中
正革命，老实说，这是不行的！我只知道我是革命的，倘使有人要妨碍我的革命，
反对我的革命，那我就要革他的命，我只知道革命的意义就是这样。”
同一天，蒋介石下令解散上海工人纠察队，取缔红色工会。
也在这一天，在蒋介石的支持下，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候补监察委员张静江、
吴稚晖、蔡元培、古应芬、陈果夫、李宗仁等在上海莫利哀路孙中山住宅召开了中
监委紧急会议。会议检举共产党人假借容共政策，在国民党内发展组织，有“篡夺”
国民党之阴谋。会议审查了中央执行委员，分作三类，甲类为本党忠实分子，乙类
为态度可疑分子，丙类为共产党分子及其附和分子，并确定了应首先看管者的名单，
鲍罗廷、陈独秀、李大到、邓演达等魏产党和国民党左派要人名列榜首。会议立即
议决咨请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电全国，开展“护党救国运动”。
上海的形势急转直下，周恩来预感到一场大的风暴即将来临。3月30日，她在特
委会议上作报告，揭露蒋介石的阴谋，指出：蒋介石到上海后准备打击的“四个目
标”就是中国共产党、上海总工会、工人纠察队和国民党左派。为此，蒋介石在国
民党内拉住了文武两套人马，文的是建立了一个“秘密参谋部，张静江是主席，吴
稚晖是小丑，李石曾是花旦，蔡元培是学究，戴季陶是军师”；武的是“白祟禧、
李济深、黄绍（立宏）、何应钦四大金刚”。并说：“如果右派军队要来缴械，我们
绝对武装抵抗。”
可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鲍罗廷等共产国际代表和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
仍主张对蒋介石持缓和态度，以维持国共合作局面。周恩来发出的警报，并没有得
到应有的反响。
比较起来，武汉国民党中央的态度倒颇为强硬。4月1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
会议（33人参加，仅3人缺席）一致通过“蒋介石的行动是反革命，请予严惩”议案。
并决议免除蒋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之职。但蒋介石报不交印，并说：“革命责任，
不容推诿”。再也不说本来就不想当总司令的话了。
正是这一天，汪精卫回国了。他是中山舰事件后出走欧洲的。由于他头上戴着
“国民党左派”的桂冠，所以几个月来共产党和左派人士一直为“抑蒋迎汪”而积
极活动。他一到上海，立即被主张反共的人们所包围。蒋介石与他多次晤谈，反复
磋商清党分共问题。两人在“以谁为主”的问题上发生了争执。蒋介石主张汪精卫
不必到武汉而在上海立即进行分共。因为蒋介石的势力集中在上海地区，分共的结
果必然以蒋为主，奉蒋为领袖。他赤棵裸地对汪说：“我可以服从你，但你必须听
我的话，第一，要将共产党及接近共产党的人看起来；第二，改组中央委员会。”
汪精卫说他本人也不赞成阶级革命和劳农专政，国共两党也很难继续相安五事，但
他不同意在上海立即分共，主张先到武汉，然后将中央党部和国府迁到南京召开中
央全会解决。他对中山舰事件的宿怨依然耿耿于怀，担心再次受制于蒋，打算到武
汉联络集中在那里的拥汪势力，然后由中央全会拥戴他为领袖。他振振有词地说：
“分共清党，政军关系重大，不可轻变。如果要变，应该开中央全体会议解决。”
两人尽管争吵不休，但“分共”的根本利益驱使两人作出了先稳住共产党、伺
机动手朗决定。蒋介石的讲话变得扑朔迷离起来，一会儿主张分共，一会儿又说革
命阵营内部是团结的，“不会发生分裂”，使人分不出哪句是真，哪句是假，不要
说共产党和左派人士被搞得稀里糊涂，连前一阵子兴高采烈的《字林西报》也说：
“他对共产党人的攻击是半心半意的，内疚的，使人难以断定分裂是否是不可挽回
的。”
这时的共产党总书记陈独秀表现出惊人的麻痹。他对蒋介石等人的反共面目和
阴谋手段完全认识不清，一昧醉心于妥协、妥协，以为这样便可以避免国共之间的
破裂。还在2月23日，他在写给吴稚晖的信中，就保证：“在中国革命中，国民党与
共产党万万不可分离，谁愿分离，便是谁不忠于革命。”到了3月6日，他还一往情
深地相信蒋介石，说：“蒋介石是一个有革命历史的人，他自称是中山先生的唯一
信徒，他哪里肯忍心忘了中山先生临终之言，为军阀所软化而不继续革命？”陈独
秀就是这样一厢情愿地维护合作，而忽视了必要的斗争，完全没有应付突然事变的
思想准备。
4月4日，陈独秀和汪精卫秘密会晤。一见面，汪精卫便用国民党右派污蔑中共
的话来质问陈独秀，试探陈独秀的态度。陈果然中了圈套，赶紧表明中共的诚意，
连连“辟谣”，并于会谈后亲手起草了一份宣言，请汪精卫签名井于第二天联合发
表。汪陈《联合宣言》全文如下：
国民党、共产党同志们！此时我们的国民革命，虽然取得了胜利，我们的敌人，
不但仍然大部分存在，并且还正在那里洞察我们的弱点，想乘机进攻，推翻我们的
胜利，所以我们的团结，此时更非常必要。中国共产党坚决的承认，中国国民党及
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在中国革命中毫无疑义地重要，只有不愿意中国革命向前进展
的人，才想打倒国民党，才想打倒三民主义。中国共产党无论如何错误，也不至于
主张打倒自己的友党，主张打倒我们的敌人（帝国主义和军阀）素所反对之三民主义
的国民党，使敌人称快。无产阶级独裁制，本是各国共产党最大限度的政纲之一，
在俄国虽然实现了，照殖民地半殖民地政治经济的环境。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
过程，是否是一定死板的经过同样形式的同样阶段，还是一个问题，何况依及中国
国民革命发展之趋势，现在固然不发生这样问题，即将来也不致发生。中国所需要
的，是建立一个各被压迫阶级的民主独裁来对付反革命，不是什么无产阶级独裁。
两党合作本有各种不同的方式，重要之点，是在两党大多数党员。双方以善意的态
度，解决此问题，方不违背合作之根本精神。中国国民党多数同志，凡是了知中国
共产党的革命理论。及其对于中国国民党真实态度的人，都不会怀疑孙总理的联共
政策。现在国民革命发展到帝国主义的最后根据地上海，警醒了国内外一切反革命
者，造谣中伤离间，无所不用其极。甲则曰：共产党组织工人政府，将冲入租界，
贴害北伐军，将打倒国民党。乙则曰：国民党领袖将驱逐共产党，将压迫工会与工
人纠察队。这类谣言中不审自何而起。国民党最高党部全体会议之议决，已昭示全
世界，决无有驱逐友党摧残工会之事。上海军事当局，表示服从中央，即或有些意
见与误会。亦未必终不可释。在共产党方面，爱护地方安全安宁秩序。未必敢后于
他人；对于国民政府不以武力收回上海租界政策，亦示赞同，总工会亦已发表不单
独入租界之宣言；对于市政府，亦赞同备阶级合作政策；事实俱在，更无造谣之余
地。国共两党同志们，我们强大的故人，不但想以武力对待我们，并且想以流言离
间我们，以达其以赤制赤之计。我们应该站在革命观点上，立即抛弃相互间的怀疑，
不听信任何谣言，相互尊敬，事事商协，开诚进行，政见即不见同，根本须一致。
两党同志果能开诫合作，如兄弟般亲密，反问之计，自不获乘机而入也。披沥陈词，
万希各省自察！勿致为亲者所悲，仇者所快，则中国革命幸甚：两党幸甚！
汪精卫 陈独秀
一九二七年四月五日
《汪陈宣言》固然表明了共产党人光明磊落的胸怀和维护国共合作的一片苦心，
驳斥了对共产党人的造谣污蔑，但同时却放弃了共产党的最高纲领，并掩盖了蒋介
石等人已经和正在反共、压迫工农的铁的事实，因而只能起到解除共产党人的思想
武装、纵容蒋介石发动叛变的作用，同时也表明陈独秀对汪精卫过分相信了。他哪
里知道，书生气十足也会误事，过于善良也会上当！
汪精卫同意发表这个宣言固然是为了加重他“领袖实力”的分量，但客观上却
是为蒋介石的反共活动打掩护。不料蒋介石并不领情。宣言发表当天，他就和李济
深、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立宏）、蔡元培、吴稚晖、古应芬、李石曾、陈果夫、
陈立夫等人碰头，把汪精卫硬拉来了。
大家愤怒地质问汪精卫是不是已经把自己当成国民党的领袖，以党魁自居？汪
精卫很不自然地辩解，并说：“我也知道共产党是在利用国民党、但本人希望两党
能暂时维护合作，我和陈独秀联合发表宣言，不过是在尽调和之责。本人不日将赴
武汉。也是便于调和两党关系。无论如何，目前还是以不用武力解决为好。”
“好一个调和！”吴稚晖冷笑一声，“调和也不一定要去武汉，在上海也行呀，
在南京也行呀！”
别人也七言八语地批评他。
“你们都不明白我的苦心。我也是主张清党分共的，只是和你们的方法不同，
不像你们急功近利。将来你们就会明白了！”汪精卫跺着脚说。
一直保持沉默的蒋介石慢慢地抢起头，说：“我也劝你不要到武汉去。你如果
真正为本党，那就要到南京去，再请一班中央执行委员过来。如果你到武汉去，一
定不能出来，到那时你想不做共产党的工具也不行了，那你还要成为本党的罪人。”
汪精卫正要争辩，吴稚晖突然上前跪下，大声叫道：“精卫老爷，我给你下跪
了，请你看在先总理在天之灵，救救国民党，不要再为共产党做傀儡了！”
汪精卫一见此状，赶紧后退，一直退上楼梯，并连声说道：“稚老，您是老前
辈，这样来我受不了，我受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