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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塑造灵魂的故土8岁开始私塾启蒙教育（1）
人虽说有着巨大的认识能力，但是要全面地、正确地认识自己往往又是很困难的。直到耳顺之年以后，我才敢说对自己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我既有勤俭、独立、爱思、求变的优点，又有胆大、自负、轻信、抗上（当然不是对所有的领导人都是如此）的缺点。它们从正反两方面都深深地影响着我的一生，虽然它们的形成受多方面的影响，但是主要还是来自于生于斯、长于斯的那片故土。
1933年11月24日酉时（民国二十二年农历十月初七），我出生于湖北省枣阳县（现改为市）蔡阳铺北大刘坡。出生后，父母给我起乳名福元，俗称福娃；懂事后，自起学名道雨；入私塾后，先生认为太俗遂改名为道玉，并赐字叔嘉。
蔡阳铺位于枣阳县以西55华里处，是以三国时期魏国名将蔡阳命名的。我在孩童的时候，就听到当地老人讲述关公斩蔡阳的故事：那是说关公护刘备从中原一路杀出重围，来到蔡阳铺以东两里地的古城，在那里遇到了魏守将蔡阳。在相互厮杀中，关公跃马挥起大刀斩下蔡阳的首级，但是奇怪的是蔡阳的战马却驮着他的尸身奔跑到蔡阳铺才倒了下来，致使蔡阳的首级与尸身分葬两地。
小时候，我在古城确实看到了据说是蔡阳首级的坟头，但我却没有在蔡阳铺看见他的另一个墓冢。关公斩蔡阳在《三国演义》中是有记载的，但蔡阳的首级与尸身是否分葬两地却未能考证。但不管如何，蔡阳铺是以纪念蔡阳而得名是比较可信的。这说明，早在1800多年以前，这里已是一个战略要地，是一个古驿站，是由汉口到鄂西北通商必经的重镇。
出了蔡阳镇的北城门，经过一段低洼沼泽地带，穿过一大片辽阔富饶的畈地，再翻越一座小山冈，我的故乡大刘坡就展现在眼前了。这里距蔡阳铺8华里，步行大约需要1个小时，我小时候上学和赶集经常往返在这条牛车行驶的大路上。
大刘坡位于前后两座山冈的谷底，由南向北成“一”字形，全村大约30来户人家。每户的门前有一个平整的泥土地的谷场，再往外各有一口大小不等的堰塘，供自家养鱼和栽种莲藕。水塘四周生长着各类品种的梨树，在屋后干旱的坡地上，大多种植了耐旱的枣树。每当春天到来的时候，满树的白色梨花、黄绿色的枣花与田间金黄色的油菜花交相辉映，把这个典型的自足自给的村庄点缀得煞是好看。
当时的大刘坡除了一两户旁姓外，全都是姓刘的。我从小就被告知刘氏世系族谱是：“正大光明、道学长兴、安邦定世、富泽天成。”这是本族祖先制定的做人、劝学、治国、致富的格言，它以口授的方式一代一代地流传了下来，而且陶冶了一代又一代的刘氏的子孙们。我从小也受到了这些家族文化的影响，牢记祖训，立志要做一个光明正大的人。
我没有见过祖父、祖母，有关他们的情况，我一点记忆也没有。他们生育了三个儿子：长子刘明薰，次子刘明蒸（即是我父亲），三子刘明荫。从我记事起，父辈们已分家居住，彼此和睦相处，农忙时相互帮工，平时也互通有无。
我父亲具有相当于初级小学的文化程度，会使用算盘，能够记写简单的流水账。
父亲是自耕农，主要是从事农业生产，苦心经营着6亩多薄田瘦地，农闲时也到蔡阳铺街上做点小生意，以补家计。母亲刘康氏，是襄阳县张家集人，娘家距大刘坡15华里。母亲自幼患眼疾，左眼几乎失明，她虽没有上过正规的学堂，但却通情达理，能背诵《三字经》、《增广贤文》等书中的许多“醒世恒言”。她信奉佛教，初一、十五吃斋，烧香念佛，看得出她无时无刻不在为我们兄弟的成长、为家人的平安和渴望农业好收成而祈祷。她为人心地善良，乐善好施，但总是在生活上克扣着自己。母亲对我从小的教诲是用心良苦的，无论是在勤奋励志还是处世待人等方面，我都深深地受了她的影响。
我的家乡地处冈坡地带，最严重的问题是缺水，从我记事起，旱灾虫害连年不断，基本上是过着靠天吃饭的日子。我们家境并不富有，但父母都十分重视我们兄弟的教育，他们含辛茹苦，节衣缩食，似乎他们早就懂得了“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的朴素道理。他们也深知，只有读书才能摆脱贫穷，也方可改变我们未来的命运。
父母生育了子女5人，成活的仅我们兄弟3人。大哥乳名叫旺娃，学名刘道旺，他是湖北省第八高中的学生，比我大9岁。他于1942年参加青年救国军，当时是高二的学生，他在上高中时已经完婚，大嫂刘翟氏贤惠能干，对父母和我们兄弟都很好。大哥参军后在云南境内受训，尔后准备开赴抗日前线，但是他未能等到这一天，1945年８月日本投降了。抗战胜利后，大哥因身体原因复员到枣阳七方区粮管所工作。可惜的是，他在那里只工作了一年多的时间，因为痨病而早逝（时年仅23岁）。我记得，大哥的去世使父母悲痛不已，他们遣二哥和我步行30多里去大哥的工作单位取回了他的遗物，那当中惟一有纪念意义的东西是一件军用毛毯，我们把它保存了很久很久。父母都很开明，鉴于大嫂很年轻且还未生育，于是劝她早早地改嫁了。
二哥乳名叫起娃，学名刘道启。据父亲说，我们兄弟三人的名字中，包括望（旺）、祈（启）、雨三个字，就是盼望老天爷赐降喜雨，以保农业丰收。我记得小的时候，每当久旱不雨的时候，全村的男女老少倾巢而出，戴着斗笠，披着蓑衣，带着供品，点燃香火，设祭坛，在烈日炎炎中跪在发烫的地面上，不停地向龙王爷磕头，祈求这位统领水族的大王兴云降雨。可是，龙王爷并没有开恩，年年祭祀年年干旱，在科学技术水平很低的那个时代，农民们既没有力量兴修水利，也不懂得“人定胜天”的道理。
我的家乡虽说是缺水少粮的穷乡僻壤，但那里却是东汉开国皇帝刘秀的故乡，是三国古战场，也是最早的苏维埃根据地之一，1924年就举行过一次秋收起义。因此，我的家乡不仅具有悠久的历史，而且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1993年10月，刘秀诞生2000周年，枣阳市政府召开了“刘秀诞辰2000周年纪念暨学术研讨会”。
同时成立枣阳籍海内外乡亲联谊会，我被邀请赴会。在会上，我作了“刘秀的柔道思想与现代管理”的学术报告，末尾我吟咏了一首《游子情》的诗：
八方游子邀还乡，济济一堂忆今往。
山水最是家乡美，月是故里最明亮。
内外联谊是桥梁，改革大计相与商。
振兴帝乡匹夫责，“白水精神”再弘扬。
后来，我听说这首诗被临摹刻制成碑文，竖立在皇村的白水寺里的碑廊内，我惶恐不安。诗当然不是好诗，但情意是真切的，它既是表达我对故乡的挚爱与祝愿，也是我留给她的永久的纪念！
我８岁那年开始接受启蒙教育，比城市的学龄儿童要晚了两年，原因是父母无力同时供给我们兄弟三人读书。我的启蒙教育是从私塾馆开始的。当时蔡阳铺已有一所公办的中心完全小学，但为什么要舍近求远，到10里之外的翟家古城去读私塾呢？因为私塾具有较大的独立性和灵活性，地处乡村的私塾必然要为农业生产服务，农闲开馆农忙放假，每年上学的时间大抵只有四个月，春夏秋农忙时，我们都得留在家里帮父母干农活。在学费方面，私塾也比公立学院低廉，方式也灵活多样。我记得每个月的学费是三斗大米，平均每年需交学费一石多大米。如果没有大米，也可以折换成小麦、高粱、布匹或现金交纳，甚至还可以赊欠。显然，这些便利的条件正是父母让我们到私塾读书的原因。
第一章 塑造灵魂的故土8岁开始私塾启蒙教育（2）
二哥比我大５岁，我俩一起进私塾，同时接受启蒙教育。寒冬腊月读书，往返甚是不便，我们便借宿在大嫂娘家，自带柴米，下饭菜是母亲为我们准备的腌菜。
二哥年长厚道，挑水、劈柴、煮饭都是他包了，夜里还帮我盖被子，对我十分关爱，这种手足之情无时不温暖着我的心。
翟家古城塾馆是由一位姓翟的秀才举办的，我们不知道他的名字，人们都称他为翟秀才。他年近花甲，视力稍有近视但没有配戴近视眼镜，念书时要把课本贴近眼睛。他身体瘦弱，说话文绉绉的，有哮喘的毛病。据说，他年轻时很有抱负，顺利地通过了乡试而获得举人的资格，但由于体弱多病，未能参加进一步的科举考试，入仕无望，只能抱憾隐居乡村以教书为业。
私塾教授的内容，实际上是从中国传统文化启蒙开始的，《三字经》、《百家姓》、《增广贤文》是必读的课本，要反复讲解，反复背诵，从背段落开始，直至最后要把全文背诵出来。翟秀才教书要求甚严，规定学生必须做到：坐立要端正，读书要出声，习字要工整，朗诵要押韵，背书不停顿。一般前半晌是上国文课，内容是《三字经》、《增广贤文》，后来也讲读一些古诗词。我记得最早背诵的一首诗是：“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首诗是农村生活的写照，前两句写农民劳动的艰辛，后两句是形容粮食的珍贵。我从小生活在农村，亲身体验过“劳其筋骨”之累，尝过“饿其体肤”之苦，所以很容易记住这首诗，铭记在心，使我从小养成了勤俭的习惯。
在私塾，十分重视练习毛笔字，一般后半晌都是写字，从叠纸、磨墨、握笔学起。开始是照着字帖写，等练到一定基础以后，就脱手写，习字的内容是《百家姓》，字体主要是楷体，先是大楷后是小楷。私塾的学习生活是十分单调的。翟秀才总是一副面孔，学的内容周而复始，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在不断地加深。从第二年开始，除了国文、习字以外，还教授算术和珠算，那时我们对珠算特别喜欢，这不仅仅是因为它在实际生活中很有用，而且它是那时惟一的形象化的教学。
我和二哥都深知，父母供给我们读书殊为不易，所以我们都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特别是二哥，13岁才开始启蒙教育，更是发奋努力。但是，农村学习条件恶劣，再加之老学究的空泛死板的八股式的教学，总是引不起我们学习的兴趣。我们感到最困难的是背书，有时老先生特别挑剔，指定你从第几行背到第几行，或命你倒背如流。每逢遇到这种情况，我们都很紧张，有时两腿直打颤，心里越发慌越是出错。私塾十分看重背书，甚至把它看成是一个学生天资的主要标志。翟老先生威严有余，不苟言笑，凡是背不出或背诵出错者，都要受到惩罚，轻者罚站，重者用戒尺打手心，或用竹棍磕打脑袋瓜。我们同期学习的七八个学生中，无一例外地挨过他的打，我和二哥是两个极端，他在班上挨打是最多的，而我是挨得最少的。体罚触痛的往往只是肌肤，伤害的却是心灵，起的作用是有限的而且是短暂的，随着疼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