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省长的形象，但是我的良知不允许我作假证。
一计不成又施一计，省里负责人说：“刘道玉在香港召开了记者招待会，这事是他捅出去的，泄露了党的机密，应当追究他违反纪律的责任。”这是完全不符事实的。当年，我应香港中文大学、树仁学院等单位的邀请，于7月14日至21日在香港访问考察，期间没有接触任何一个记者，主邀单位的全陪可以证明。而且更重要的是，“车厢事件”发生在8月9日，《官贵民贱》一文发表于10月9日，我怎么可能在7月份泄露一个月后发生的“事件”的秘密呢？
奇怪的是，省里调查组并不找我这个当事人调查。他们找了与我同行的教师和干部，到财务处查我们报销的火车票，直到最后，他们才走过场似地找我，简单地问了一下情况。至于调查的结论是什么，又是如何向中央写的报告，我们就不得而知了。反正我这个受辱人没有得到来自任何一个部门的公正的说法，调查只是走了过场。
那么，事情的真相是什么呢？1986年8月9日，我带领空间物理系梁百先教授等5人，到北京向国家教委、国家科委和国家计委汇报工作，争取在武汉大学建立空间物理重点（国家级）实验室。我和75岁的梁教授买的是软卧票，票号是13号和15号，均为下铺。我们按规定验票进了站，办了换牌手续，按照我们的票号被分在4号包房，放好行李后我们已安歇了。不一会，一位女列车员对我们说：“请你们二位先把东西搬出来，这个房另有安排。”我说：“这两个铺位是我们订购的，而且老教授75岁，高度近视，搬动很不方便，我们不愿搬。”可是，那列车员苦苦哀求说：“求求你们了，你们先搬出来 ，等车开动以后，我负责给你调出两个位子。希望你们一定成全我，否则我会倒霉的，轻者我会被调离这趟特快车，重者我会失去工作的。”她说的确实令人同情，我正欲问清缘由时，突然出现了两个公安干警，他们态度很凶蛮地说：“少跟他啰嗦，搬也得搬，不搬也得搬，反正他们不能用这两个铺位！”他们一边说，一边把我们的行李搬到过道上去了。
火车鸣笛了。这时，湖北省新任省长一行十多人上车了，是他的随从取代了我们的座位。据说，他们是到美国访问的。自不必说，他们在车上享受特殊供应，西瓜、冷饮不停端送，特制饮食送到房间，这一切当然都是免费的。
列车徐徐地启动了，直到驶离汉口以后，列车员才把我和梁教授安排到洗漱室隔壁的一号房。现在，我才明白换房的原因，他们要离厕所和洗漱室远一些。到了1号房后，给我们一个下铺一个上铺，自然我选了上铺，把下铺让给老教授了。
对待“官贵民贱”到底如何看？在两千多年以前，孟子就提出过“民贵君轻”的思想，难道时至今日还要抱着“官大一级压死人”的权柄不放吗？在了解到事情真相以后，我相信是非自有公论。特别是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今天，在市场经济提倡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情况下，发生此类事件，是颇值得人们深思的！
八、为何不当官？
武汉大学环科系的一位老师，曾经对我讲过一段很动感情的话，让我难以忘怀。
那是1990年7月初的一天，我在化学系资料室查阅文献资料。临近中午时分，突然天空乌云滚滚，雷电交加，一场暴风雨即将到来。我立即收拾了书包，三步并做两步，赶紧往家里走。当我走到三岔路口时，突然下起了倾盆大雨，我箭步跑到新闻橱窗的顶檐下，暂时在那儿躲雨。片刻之后，雨似乎小了，我又立即往家里赶。可是，向前大约只走了百米的时候，暴雨再次袭来，而且比先前更大了。危急之中，我又跑进了邮电局，那里已挤满了躲雨的人。
忽然间，我听到有人在喊我，循声望去，原来是环科系的杨老师。她把我拉到一个墙角，颇为动情地对我说：
“刘校长，你是平民校长，我们教师都怀念你主政的那些年。几年前，我在美国一所大学学习，我的导师有意来中国访问，希望与中国科学家进行学术交流。为此，我给你写了一封信，令我喜出望外的是，我不仅很快收到了你的亲笔回信，而且随信也收到对我导师的邀请信。你事必躬亲和认真负责的态度，给我和导师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至今我还完好地保存着你的信。”接着，她问道：“我可不可以向你提两个问题？”我说：“可以，你就直言不讳地问吧！”于是，她又说：
“自从你被免职，不仅校内而且在校外，关于你的传闻不少。至今，我有两个问题不明白，今天偶然遇到你，我希望得到你的真实回答。一是你有很多机会当官，你为什么一次又一次拒绝了？二是你被免职以后，有不少单位请你复出，你为什么不离开武汉大学，而甘愿在这里挨整呢？”说到“挨整”二字时，她抽泣起来了，对我的遭遇表示同情。
第七章 生不愿封万户侯“官贵民贱”的真相（2）
我安抚她后，说道：“我十分感谢你的一番真情的讲话。至于我为什么不愿当官，道理很简单，那就是做官与做学问是两个道，‘道不同不相为谋。’这就是为什么自古以来文人们不愿做官的道理。我们的老校长李达先生，是一个地道的学者，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哲学权威，一代宗师。他又能怎么样呢？尽管他没有做官，但是有人认为他妨碍了别人做官或有人要牺牲他来往上爬，结果把他残酷地迫害致死。不过，我比老校长的结局要好一些，因为我挨整时比他年轻，而且“文化大革命”那个黑暗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这就是前车之鉴。那么，我为什么在这里挨整而不愿离开呢？因为我在这里度过了浪漫的青春时代，贡献了人生最宝贵的壮年时代，经历了如火如荼的改革的黄金时代。显然，在这里有我的辛酸，也有我的欢乐，无论荣也好辱也好，都写在了这里。那些整我的人，对我的做法是：打得倒就打，打不倒就赶走，赶不走就整垮。现在看来，他们既没有把我打倒，也未能把我整垮，惟一的就是要把我赶走，如果我调离学校，那不正是中了他们的计谋吗？因此，我不能走，我的存在本身就说明一切。至于挨整，我是很坦然的……”
大雨冲刷了心中的沉垢，我和杨老师都说出了心里话，就算是我们心灵的一次沟通吧！
从更深层的原因来看，我不愿当官是源于我的禀性，受古代苏东坡、郑板桥、曹雪芹等文人名士的影响较深。说到禀性，这与我自身形成的性格有关，不管它是好还是不好，反正它是属于我的，而不属于其他任何人。最能代表我禀性的有以下信条：“说话要明明白白，不留余地；办事要勇往直前，不留后路。”“格物致知，其命维新。”“思若大海，行如天马。”“每日必思，思我之所想；每日必写，写我之所见。”“不违心，不惟上，不当工具，不做奴隶。”“案不留牍，文不过夜，来者不拒，有求必应。”够了，不必再多摘引了，仅从这几条可以看出，这些至少不是做官的禀性。做官就成了官场的一分子，官场上的游戏规则，官场上的人情世故，那是非遵守不可的。总之，我的禀性不适宜做官，而做官所需要的禀性我又不具备。这正如一位干部对我被免职的评价：“你是一部推土机，只顾勇往直前地开辟道路，但是人家却用你铲出的土，埋了你的后路。”
人要有自知之明，我知道自己没有当官的禀性，所以我才誓不为官。但是，有人又反问：“既然你不愿当官，但你为什么又当了那么长时间的校长？”看起来这似乎是矛盾的，甚至我自己有时也陷入了疑惑之中。这里有一个对官的界定的问题，向来官与民是对应的，按照传统的解释，官是指在国家或政府任职的人员。
依此说来，校长当不是官，如果一定说是官，那至多是个“学术官”。问题还在于你以什么态度来当校长，可以把它当官做，也可以用它来干事业，这是两种不同的校长。从当“官校长”来说，我是失败的，因为在某些当官的看来，我是一个“不安分”的人，是一个有争议的人，因此遭到了他们的罢黜。从做事来说，我做了我想做的事，尽了我的全部力量，应当说是成功的。对此，学校的教授们对我说：“是非有公论，公正在人心。”听到这话，此生足矣！
两千多年以前，亚圣孟子曾说：“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
如果用“一分为二”的辩证思维方法来处理，也许各取鱼和熊掌的一部分，那岂不是鱼与熊掌可以兼得，能同时可以品尝到它们的美味了吗？
现代思维科学研究证明，人的智力仅仅只应用了十分之一，还有巨大的潜力，不仅可以做到“一心二用”，甚至还证明了可以“一心多用”。在这个问题上，我一向所持的观点是：在工作中，如果一个人能同时做两件事，那就不要只做一件事；如果一个人可以做的事，那就不要两个人或更多的人去做。从现代管理学上讲，这个认识无疑是正确的，是符合有效管理原则的。
基于这种认识，我对自己的工作，选择了“三重奏”的方式，即在大学的领导管理、化学研究和教育学研究三条战线上拼搏。这种选择，既是个人兴趣使然，又是实际工作的需要。我自己知道，这种选择是痛苦的，是需要付出超常的代价的，对此，我无怨无悔。同时，这种选择有时会顾此失彼，但往往又会“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第八章 不了的化学情结一切从零开始
在1953年高考时，尽管被录取到化学系并不是我的第一志愿，但是进入大学以后，我很快地调整了自己，培养对化学的兴趣。于是，化学成了我的第一志趣，在大学四年中，我为它付出许多心血。大学毕业以后，化学自然也就成了我的第一职业。
在化学研究的道路上，我的经历是短暂的，大体上分为三段：第一段是从大学毕业后至留苏以前，只有两年的时间，主要从事有机氟化学的研究，具体项目是研制含氟航空灭火剂。第二段是在苏联留学时期，只有一年半时间，一边准备研究生课程考试，一边做研究生论文实验。第三段是从苏联回国后到“四清运动”开始，也只有一年半的时间，期间一边撰写《有机氟化学》一书，一边从事有机氟化合物的合成与反应的研究。三个阶段前后总共5年时间，这个时期主要还是学习和积累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说，科学研究就是积累。特别是要形成一个有特色的研究方向，进行系统的基础理论研究，或完成一项重大的研究成果，更需要积累，有时需要一生甚至是几代人的积累。
很显然，五年的时间是太短了，更何况这五年我并非完全专一地做研究工作。之后，紧接着就是十年浩劫。那时，知识分子是被改造的对象，被强迫与工农相结合，其前途命运是什么，谁也说不清楚。出于无奈与失望，有的留苏生把副博士学位证书当众焚烧，以示与资产阶级思想和修正主义决裂；有的把专业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