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53年的高考中，我填报的第一志愿是南京大学天文学系，本指望毕业后能上紫金山天文台工作。我为什么要钟情于天文学呢？主要原因有二：一是我从小生活在农村，特别是那一段放牛生活，使我饱尝到田园风光的乐趣，观看到变化莫测的天象的神秘。这一切使我产生了好奇：为什么日月星辰运动不停？为什么有闪电雷鸣？为什么时而干旱时而洪水泛滥？尤其是我的家乡常年干旱，我尝尽了靠天吃饭的苦楚。于是，我渴望了解天象的奥妙，造福于乡亲父老。二是我做事喜欢追求独一无二，那时南京大学天文学系是全国惟一的，既符合我的个性又是我的兴趣之所在，所以自然地成了我的首选。
不知是命运的安排，抑或是那时招生工作人员“乱点鸳鸯谱”，1953年8月，我却接到了武汉大学化学系的录取通知书，从此进入了珞珈山。在以后的年代里，虽然有很多“下山”的机会，但由于我太挚爱这一片被“仁者”和“智者”所乐道的山水，以致与它结下了终生的恋情。
比往年新生注册的时间略微晚了一点，大约9月中旬，我如期来校报到。早就听说武汉大学的校园美丽如画，当我置身其中之时，我陶醉了：这何止是画，简直是仙山琼阁，是人间的天堂！那青松翠竹的山麓，碧波荡漾的东湖，鲜艳绿色的琉璃屋宇，拾级而上排云殿式的图书馆，绿草如茵的运动场……简直让我目不暇接。还有那以“天地元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张”十六字命名的学生斋舍，更是让人感觉到一种古朴、深邃的文化氛围，我一下子找到了感觉：这不就是我梦寐以求的读书地方吗？
开学以后，我很快地投入正常的学习生活。教学中的一切我都感到很新奇，风度翩翩的教授，扶手式的课桌椅，推拉式的活动黑板，教师在讲课中间穿插一些化学演示实验，既直接又富有情趣，这让我很快热爱上化学专业了。大学生上课没有固定座位，完全凭自己兴致自由入座，基础课是180人一起上大课，有的教师要戴着微型麦克风上课。为了便于记笔记，一些近视的同学要设法抢前面的座位，那时到教室或图书馆抢占和代占座位也成了一种风尚。
令我十分怀念的是大学初期的伙食，我们享受的几乎是“小灶”待遇。那时，我国的高等教育尚属于“精英化”的教育，能够上大学的仅仅是极少数幸运儿。因此，国家对大学生特别重视，基本上实行的是“包干制”，伙食、医疗（包括疗养）、书籍都是免费的。就拿伙食来说，那时的大学生吃包伙，8个人一桌，按班分组入席。早餐备有豆浆、牛奶、稀饭、馒头、肉包、油条，小菜有盐蛋、香肠、咸菜、油炸花生米。中晚餐是四菜一汤，主食有米饭也有面食，各取所需，不限量，吃饱为止。每天的食谱不重复，花样不断翻新，富有营养，味道也十分可口。我记得，早餐剩下的花生米，女同学们把它包起来带回宿舍当零食。这种生活一直持续到1955年底，后来以人民助学金制代替了包干制，但是那一段连农村地主恐怕也不能比拟的优越生活，给我留下了十分美好的回忆。
1954年上学期，学校要从化学系二年级学生中挑选3名留苏预备生，一名是一个调干生，另一名是一心想当“居里夫人”的女同学，还有要立志当诺贝尔式发明家的我。那时审查留苏预备生是异常严格的，必须过三关：一是政治审查关，要查祖宗三代有无政治历史问题，查个人的政治面貌和思想意识；二是学习关，既要看高考的成绩，又要参考平素的学习成绩，要求门门功课优秀；三是身体检查关，要求五官端正，没有任何慢性疾病，应当是一个“完人”。通过审查，我们3个人都没有被录取，他们俩是什么原因我不知道，而学生科负责人告诉我未被录取的原因是因为我的“香港脚”（脚气病）。我真是不明白，为什么脚气会影响留学呢？这到底是中国政府的规定，抑或是应苏方的要求呢？不过，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那时对留苏生的审查是极其严格的，几乎是用超级显微镜进行观察。从这以后，我加倍重视体育锻炼，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实现我的留学梦。
大二上学期的期末考试刚刚结束，预计7月23日就要放暑假，可是学校突然作出紧急决定：鉴于武汉市面临百年未遇的特大洪水，根据上级的指示，决定取消暑假，号召全校师生员工投入到抗洪抢险斗争中去，确保武汉市150万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大学生都是革命热血青年，面对着祖国人民的需要，没有一个人临阵逃脱或托故请假，每个人都报名参加了，决心接受大学生活的第一个战斗的洗礼！
7月22日拂晓，校广播台播放送晨曲之后，立刻以高频率播放歌曲《祖国颂》：“当祖国需要的时候……”只要一听到这歌词，我们个个浑身是劲，很快地起来、洗刷、用餐，按照军事编制和分配的任务，飞驰般地奔向了抗洪的工地。所有的人都组织起来，有一线、二线和三线，有白班和夜战，有前线和后防。后防留守人员大部分是女同学和年老体弱的教职工，他们一点也不比前线“战士”轻松，要负责广播快报、文艺宣传、医药卫生和洗补送饭等全部“支前”工作。整个防汛工作紧张而有序，辛苦而愉快，群众性大规模的防汛持续了一个多月，全校9月初全面开学复课。
在汛情最危机阶段，根据市防汛指挥部的要求，武汉大学要挑选精壮人员100人，组成防汛抢险突击队，开赴险情大的要害地段和部门，要求作长期固守的准备。
武大防汛突击队是由工人和学生组成的，他们都是共产党和青年团员，要求政治上可靠，身强力壮，具有不怕吃苦、不怕牺牲的精神，我很荣幸地成为这个突击队的一员。
我被编在武汉大学防汛抢险大队第三小分队，每队20人，担负武汉裕华纱厂（后改为国棉五厂）门前长达千米的堤防。那时最高水位已到29。73米，超过警戒水位3。43米 ，这是武汉历史上164年以来最高的水位。当时，江面水位早已超出街面的高度，堤岸上完全是靠装有泥石沙的草袋挡水。当我们在街上行走的时候，江水就像是从我们的腰际流过，汹涌澎湃地流向远方。我们的任务是24小时轮班巡查堤防，一是严防坏分子破坏，二是严密注视堤防渗水或决口，一旦发现险情，必须立即抢救，以防“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其间，我患过疟疾发高烧，得过肠胃炎上吐下泻，尽管学校领导动员我回校休息，但我仍执意不肯离去，和队友们在堤防上度过了105个难忘的日日夜夜，直至全市防汛抗洪斗争取得完全胜利。
说来也真巧，的确是“祸不单行”，1954年冬天又是武汉50多年从未遇到过的寒冬。大雪纷飞，屋檐上的冰钩足有一尺来长，东湖上的厚厚的冰层，可供人滑冰。学生斋舍前的台阶和道路上，尽管铺上了草垫子，但是结冰以后，仍然十分光滑，我们的脚上即使绑上草索子，也仍然常常跌跤。女同学们无论去食堂还是去教室上课，都三五成群手拉手结伴而行，借助集体力量互相以防摔伤，但有时也出现像拔河一样一摔就是一串的情况，这也成为那时男生们取乐女生的一道风景线。
大学生生活充满着诗情画意；令人终生难忘。1993年是我进校40周年的日子，大约有七八十名同学回校聚首。我们重登珞珈山，再听雀鸟鸣，寻走昔日的羊肠小道，重访昔日旧居，回忆青年时代的趣事，煞是快慰。在座谈会上，我即兴吟咏了诗三首，以表达我对逝去往事的怀感：
一金秋时节进珞珈，许把青春铸才华。
校园处处留足迹，文章篇篇汗水洒。
二百年洪峰倾江下，长江岸畔披战甲。
“鸣放”本是正义声，反右枪把民生杀。
三别后你我各天涯，再会已是花白发。
盼君各自多珍摄，潇潇洒洒度余华。
第二章 读书到苦方觉甜“梦想剧场”——我的诺贝尔梦
在初中时，我读过诺贝尔的故事，对他产生了无限的崇拜。如果说那时的崇拜仅仅是一种情愫，那么到了大学以后，这种认识逐渐地上升到理性认识的阶段，我决心向诺贝尔学习，将来要做一个诺贝尔式的发明家。
考取武汉大学化学系，至少从两个方面为我今后成为诺贝尔式的发明家创造了条件：一是大学拥有高水平的教授，先进的科学研究仪器，丰富的中外文图书期刊，这些是通向成才和实现发明创造的重要条件；二是诺贝尔因在化学领域里发明了硝化甘油和塑料而获得巨大成功，他是一名化学家，我把向诺贝尔学习与学好化学专业结合起来，认识到化学是发明创造大有作为的领域。
20世纪50年代的大学生，是一代热血青年，每个人都有远大的理想，那时的大学简直就像是一座“梦想剧场”，只要你进入这个“剧场”，你就不能不产生梦幻。就拿我所在的化学系53级来说，绝大多数同学都有着美好的梦想：有的要当百科全书式的科学家诺蒙洛索夫，有的要当牛顿，有的要当爱因斯坦，有的女同学要当居里夫人，而我却执意要当诺贝尔式的发明家。
通向科学发明创造的道路荆棘丛生，充满艰难险阻，只有那些不辞劳苦、不畏艰难和敢于攀登的人，才有可能到达光辉的顶点。
对于这一点，我是十分清楚的，对科学发明，我既不迷信也不存在侥幸的心理。
我深知，知识是智力的基础，没有牢固而又广博的知识，要从事发明创造是不可能的。同时，我也意识到，如果一味地死读书，而没有敢于质疑、敢于批判、敢于标新立异的精神，那也是不可能有所作为的。既然目标设定了，于是我就从思想、学习和生活各个方面严格要求自己，并以诺贝尔的伟大精神标尺，时时刻刻检验和校正自己的行为。
第二章 读书到苦方觉甜“耐（奈）温将军”
苦学、巧学、博学，这是三种不同的学习态度，或称为学习方法。同时，它们也代表了在学习上的三种不同的思想境界。一般来说，苦学是基础，巧学是手段，而博学是目的。它们彼此的关系是辩证的，是相辅相成的。从大学到研究生的学习过程中，我自觉地遵循了这一学习规律，使我受益良多。
武汉是全国有名的三大火炉之一。在三伏酷暑里，不用说看书写字，即使躲在树荫底下，那滚滚热浪也让人喘不过气来。但是，即使在最炎热的夏天，我也始终坚持苦学不辍，或躲在教室的一隅，或钻到图书馆里，穿着土布缝制的长褂长裤，津津有味地自学。实在热得难受时，就到水龙头底下把头冲一下，或者用一条湿毛巾搭在头上，让局部略微降点温。那时，我耐热是出了名的，故同学们给我送了一个诨名，叫“耐（奈）温将军”（当时缅甸政府的最高的统治者）。
我在大学里度过了五年的时光，但是十个寒暑假都没有回过家，这在同学们中是绝无仅有的。那时我实在太穷了，不仅买不起回家往返的车票，而且发一封8分钱邮票的信，也还要实行“计划经济”，更何况我希望把节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