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被认为是“美国参议院中对艾森豪威尔政府防御政策最尖锐的批评家”的民主党人亨利·杰克逊和斯图亚特·司明顿随即开始抨击白宫的败绩。杰克逊称“苏联卫星的发射是对美国世界科技领先地位的致命一击”，司明顿则称“没有什么像苏联卫星那样更能体现共产主义在导弹领域中不断增长的优势了”，并且警告说：“如果苏联的优势继续发展下去，整个自由世界将处于危急之中。”
司明顿可能没有想到，他的这些观点同一个艾伦·杜勒斯领导的苏联导弹项目科研小组十分相似，该小组皆由当时著名的科学家组成。他们在仔细研究了苏联中程导弹的相关数据——也就是苏联拥有的能够到达美国本土和其西欧军事基地的全部武器之后，得出结论：美国正处于一个十分危险的时期。10月末，杜勒斯收到了这个科研小组的报告，报告称，苏联的导弹实验显示了“一种超乎寻常的发射成功率和导航精确度”。该研究小组提醒杜勒斯，美国在弹道导弹的研究经验方面不如苏联，甚至已经落后了两到三年。
危机感首先在美国民主党人士和科学家中弥漫开来。渐渐的，人们甚至开始怀疑美国不只是在火箭技术一个领域落后于苏联。苏联卫星的成功使大多数美国人相信美国因为过于自大而落后。新汉普郡的共和党人兼参议员思泰勒斯·布里奇斯，形象地表述了美国人在克里姆林宫宣布卫星发射成功消息后的心情：“现在不是考虑新地毯上老起褶子或新车后面尾向灯高低问题的时候了，如果美国和整个自由世界想生存下去，我们要从现在起就准备卧薪尝胆。”
对公众反应显然有些误解的艾森豪威尔和他的助手们，起初试图将苏联的这一杰出成就解释为普通的科学探索。在盖茨堡农场度假的总统是在星期六上午获悉这一消息的，他指示白宫新闻发言人詹姆斯·哈博提首先向外界作出反应。在向约翰·福斯特·杜勒斯进行了电话咨询后，哈博提尽量贬低苏联的这项成就，他告诉记者这次卫星发射没有什么好怕的。“我们从来都没想到要拿我们的项目和苏联展开竞赛。”他还坚持说苏联卫星的发射对美国的太空计划不会产生影响。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高层官员继续贬抑苏联卫星发射的成就。外向的国防部长查理·威尔逊在他去职的新闻发布会上称苏联卫星只不过是一个“有趣的科技诡计”；白宫办公厅主任谢尔曼·亚当斯说华盛顿并无意参与一场太空篮球争霸赛；另一位白宫助手，马科斯韦尔·瑞伯则对外宣称苏联卫星发射不具备任何军事意义。詹姆斯·克雷恩后来认为，这些言论在危机面前显得如此的“隔靴搔痒和无足轻重”。
艾森豪威尔及其智囊团当然十分清楚苏联卫星的军事意义是多么重大，这一点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有很多论述。“苏联的科学成就令人印象深刻”，他回忆道，“发射一颗如此载重的卫星对我们来说是一件十分震惊的事情。贬低这个事件是没有意义的，它无疑在警告我们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来获得导弹和其他科学领域的更大进步。”
詹姆斯·克雷恩说得就更直率了：“向地球上空90～100英里发射一颗卫星并将其送入轨道的成功，表明苏联将很快具备空投原子弹的能力。”尽管他知道美国的导弹系统非常先进，而且在8月份成功发射了在陆军“红石”基础上改进的、配有能从高温大气层安全返回的头锥的“丘比特…C号”火箭，詹姆斯·克雷恩仍然认为苏联人已经在远程武器的关键领域占了上风。“不管双方的力量对比怎样，美苏现在无疑会将整个世界拖入制造远程弹道导弹的竞赛之中，哪怕进行这种军备竞赛的做法实际上是目光短浅的。”
10月7日，五角大楼向总统提交了由唐纳德·夸尔斯撰写的对苏联卫星的第一个技术评估报告，报告认为，苏联卫星的成功的确显示了苏联在远程弹道导弹方面的竞争力，同时也证实了苏方在8月27日宣称的ICBM（远程弹道巡航导弹）发展计划。虽然报告整体的口吻是温和的，但夸尔斯也明确表示了对“先锋”计划的不满，认为其根本无法和苏联的成就相提并论。他建议总统将海军卫星项目变成一个独立的工程，以免同其他导弹项目相混淆，此外政府还应向外界说明希望研制纯科学用途卫星的态度，尤其要避免提及卫星研制的军事意义和明显的进攻性质，并借此向全世界传达这样一个太空探索的原则：外太空是属于国际社会的共享空间。
“我们一直避免强调军方对火箭技术发展的参与。政府认为军方参与一直是为了研究能够顺利进行而需要的附带之举。这样，所有随之而来的公众舆论都会遵循这一论调。”夸尔斯向艾森豪威尔报告说。
夸尔斯敦促总统在任何公众场合的讲话中都要贬低苏联的导弹优势，就像哈博提周末对记者所说的那样。此外，夸尔斯还在这份送交总统的秘密报告中附加了一个白宫发言草稿，草稿中有这样的一些内容：有人认为苏联卫星发射意味着军事火箭技术强于美国，我们应该注意到美国海军研究实验室为发射“先锋”的火箭技术是同中远程弹道导弹项目相分离的。这样的说法从技术角度上说是不错的，但还是回避了一个基本的事实——美国导弹技术的可靠性和发展潜力不如苏联。
夸尔斯还建议白宫应该以“苏联卫星是一个伟大先例”的态度来坚决维护外层空间的自由权。他在所附的演讲草稿中强调：“苏联卫星照耀下的众多国家并没有感到自己的领土主权受到侵犯而公开抗议，这正为外层空间具有国际性这一基本原则提供了合理依据。”苏联卫星的发射成功的确有效地确立了外层空间的开放性原则，尽管对这一问题的争论在以后的日子里充斥着各种国际场合，包括在联合国。
尽管政府官员一直在考虑太空飞行器的合法性问题，但这一问题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无疑是一个新生事物。在10月13日周六发行的《纽约时报》的头版头条新闻上，沃尔特·沙利文写道：苏联的地球卫星是否要飞经其他国家的领土？如果根据主权原则各国应该享有领空权，那么到底领空有多高？如果一颗美国卫星落到了威斯敏斯特的修道院，谁将为此赔偿呢？这些问题显示出了美国民众对这一问题的普遍疑惑。沙利文指出许多国际法专家对这些问题的确切答案也莫衷一是。
10月8日星期四的早晨，艾森豪威尔召集夸尔斯和其他政府官员一起商讨苏联卫星的事情。使夸尔斯感到颇为不快的是，总统在会议一开始就质询他自己刚得到的有关“‘红石’本可以在早些时候将卫星放入轨道”的消息是否属实。夸尔斯告诉他，这个消息是真的，但是提醒总统，政府已经采纳了科学家的建议——不把美国的科学卫星研究作为一个军事项目。夸尔斯说，如果艾森豪威尔希望改变这种态度并命令尽快发射卫星，那么“红石”将在四个月内作好发射准备，可以比海军原定的时间还要早一个月。总统不耐烦地回答说，国会一定会质疑为什么没有早点选用“红石”。尽管艾森豪威尔早在1955年就已经批准了“先锋”计划，但是他担心军备研究的内部竞争会阻碍美国卫星项目的发展，也会抵消五角大楼为发展中远程导弹而付出的努力。但是在同夸尔斯的会谈中，他没有提及到自己的这一顾虑，然而在随后同五角大楼的官员们讨论时却反复提及。
在星期四上午的会议上，艾森豪威尔展望未来，他要求与会者考虑下一个五年的形势，尤其是研制侦察卫星的可能性。夸尔斯汇报了空军的研究项目WS—117L的相关情况，但是安德鲁·古得佩斯特所作的会议记录并未说明夸尔斯是否告诉总统这个项目缺乏足够的资金和存在难以克服的技术问题。
还是在同一天，艾森豪威尔和即将离任的国防部长查理·威尔逊最后一次讨论了军费预算的问题。接替威尔逊的是一个大公司的总裁——尼尔·麦克·伊诺伊。两人主要讨论了导弹项目的问题，总统同意威尔逊解除五角大楼关于供应商降低成本限令的提议。即使面临着苏联卫星的压力，总统还是希望威尔逊要谨慎地解除禁令，以防止军费的急速膨胀。他们都认为如果海军卫星项目还是踯躅不前，五角大楼就有必要考虑用“红石”计划取代“先锋”计划。
在10月9日星期三的新闻发布会上，艾森豪威尔极力掩饰苏联卫星给美国政府带来的心理震撼，他几乎像威尔逊、亚当斯和赖伯所做的那样，极力贬低苏联卫星，将其说成是一个在科学和军事领域都相对无足轻重的项目。在这个火爆的新闻发布会上，艾森豪威尔告诉记者，苏联的努力只不过是“在天空上放置了一个小小的球体”。一方面，他承认苏联已经研究出了强大的火箭引擎，并担忧美国的远程弹道导弹项目是否取得了相应的进步；另一方面，他没有表现出要加快美国卫星、导弹技术发展的意图。对此，顾问们根据前几天夸尔斯报告的主要观点将总统的意见理解为：华盛顿的卫星研究计划不需要调整，甚至连重新考虑一下的必要都不存在。美国在卫星发射上的拖延并不能说明美国的导弹项目就处于劣势。记者不停地追问苏联卫星发射的军事意义，总统则表示“苏联卫星根本没有引发国家安全问题”。
在外界看来，美国总统如此贬低苏联卫星发射，是因为他根本没有完全理解苏联这项太空创举的重大政治军事意义，艾森豪威尔若无其事的表态却正是美国政府不知该如何回应苏联胜利的表现。艾森豪威尔在总统任期中第一次感到了恐惧，因为他发现政府正在失去民众对其维护国家安全能力的信任。对此，詹姆斯·克雷恩是这样评价的：“美国人在心理上是如此的不堪一击，这的确使总统感到震惊。艾森豪威尔是在20世纪以来仍得到大众信任和尊敬的几个美国总统之一，因此他非常希望自己的讲话能够为公众带来一些信心和勇气。但是，现在看来，民众对他的信任正在减少。”
《纽约时报》于第二天发表了社论，批评政府对导弹和卫星所持的态度，是对太空竞争的政治、舆论优势认识不足的幼稚表现，文章敦促政府和国家要清醒地认识到太空时代的新纪元已经到来。
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林顿·约翰逊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分析了美国的这次失败。他说：“罗马帝国因修筑道路而控制世界，在随即到来的海洋时代，大英帝国因军舰而雄霸全球。现在，共产主义在太空已经有了立足之地，虽然我们已经获悉我国明年将要发射一颗更先进的卫星，也许这颗卫星还作镀铬处理并带有自动防潮擦拭器，但这仍不能让我们感到放心。”约翰逊担心苏联会通过控制太空而逐渐控制全世界。
第四部分第十一章 创造科洛纳（2）
星期四，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全体成员召开了正式会议。议题是讨论苏联卫星发射的军事和科技意义。在这次会议上，艾森豪威尔又一次提到了侦察卫星的问题。夸尔斯告诉与会者：“苏联卫星发射在外层空间上的重大意义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