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春桥在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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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春桥在狱中- 第3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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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撑着他那瘦弱的身体。

他的耳旁,响起了毛泽东对他和江青的称赞:“江青、张春桥他们在反对刘少奇和林彪的斗争中,旗帜鲜明,立场坚定,是作了决定性的贡献的。他们在路线的大是大非问题上好的,有功劳。但是不能背上包袱。背上包袱就要骄傲。他们的问题主要是骄傲的问题。这不好,要和大家团结在一起。这样才能争取更大的胜利……”

现在他们所干的,离毛泽东的要求,相去何其远也!

“被告人张春桥出于篡党篡国的反革命野心。对于反对他们的干部和群众千方百计地进行残酷的镇压和迫害。文化大革命中,在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的指使、策划下,上海市有十七名市委书记、常委和市长、副市长被分别诬陷为‘叛徒’、‘特务’、‘反革命’,市长曹荻秋,副市长金钟华被迫害致死。一九六七年至一九六八年,他直接操纵和指挥‘游雪涛小组’,专门从事跟踪盯梢、绑架、抄家、监禁、秘密刑讯和搜集情报等特务活动,制造多起冤案,迫害干部、群众一百八十三人。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廿八日,他指使王洪文等人,制造了上海康平路武斗事件,伤残九十一人。一九六七年一月七日,他与姚文元在济南支持王效禹制造省革委大院的武斗事件,拘捕、关押三百八十八人。”

坐在那里,张春桥仿佛什么也没有听见,纹丝儿不动。这种功夫,好像经过了多年的修炼,已经老道精熟了。专门对他进行摄影的记者,偶尔可以看到他的眼睛不时地睁开注意观察着周围的反应。只有在这时,人们才可以觉察到他并没有与世隔绝,而是随时窥测着方向,只要有一个机会,他会像猛虎一样地向着他的对象扑过来的。

张春桥当然记得:一九六七年三月二日,《人民日报》报导了山东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的消息,并发表了社论,题为《革命的‘三结合’是夺权斗争胜利的保证》,社论赞扬了山东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坚决执行毛泽东的革命‘三结合’方针,粉碎了所谓阶级敌人的假夺权阴谋,终于获得了夺权斗争的胜利。社论指出:‘山东的经验充分证明:只有革命的‘三结合’,才能及时地识破阶级敌人的各种阴谋诡计,实现军民配合,粉碎他们的假夺权、反夺权的罪恶阴谋。’”

这篇经过了毛泽东审读的社论,表达了毛泽东对以王效禹为首的革命委员会的支持。在这个新生的革命政权遭到了阶级敌人的包围和反对的时候,我张春桥给予坚决支持是理所当然的。这正是听毛泽东的话,照党中央指示办事的结果。他从心里这样想着,狠狠地骂了几句。只是没有任何人听见而已。

公诉人的声音继续在法庭里回荡着:

“被告人张春桥为了实现其篡党篡国的野心,早在文化大革命初,就伙同王洪文等人,以上海为基地抓武装力量。他多次布置上海,要武装所谓左派,改造城市民兵,提出‘要用枪杆子保卫笔杆子革命’的口号,妄图利用这支武装力量,来支持他们进行反革命活动。一九七六年九月,在‘四人帮’覆灭的前夕,他给徐景贤等人出谋划策,策动上海武装叛乱。这样的赤裸裸的反革命罪行,难道不是你张春桥经过多年经营的结果吗?”

张春桥的嘴角咧了一下,随即鼻子哼了一声。

马纯一继续说:“上述的犯罪事实,都是张春桥直接犯下的反革命罪行,情节恶劣,后果严重,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被告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二条、九十三条、一○一条、一○二条、一三八条,犯有阴谋策动武装叛乱罪,诬陷罪,反革命杀人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在审讯过程中,张春桥态度顽抗,在大量的证据面前,拒不供认所犯罪行,请法庭依法从严惩办。”

公诉人终于讲完了没有人和他辩论的辩论词,嘈杂的旁听席上逐渐地安静下来了。所有人的目光都转向张春桥。他们希望能听到这位被郭沫若称为‘狗头军师’的声音,那怕是几句怒骂也可以呀。只见张春桥充满血丝的眼睛睁开了,他重重地喘了口气后,又闭上了眼睛。

审判长曾汉周拖着长腔道:“张春桥,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一八条的规定,你有陈述和辩护的权力,你有什么可以陈述和辩护的,现在你可以讲。”

张春桥的脸色没有丝毫的反应。整个大厅里静悄悄的,没有任何的声音。和刚才公诉人发言时的情形,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曾汉周把刚才的话重复了一遍后,看了看手腕上的表,对张春桥说:“现在我们再等你两分钟。”

张春桥脸部的肌肉微微地抖动着,法庭里几乎可以听见他轻微的呼吸声。他额头上的汗珠在往下滚动,但是他连擦都不擦一下,只把他大腿的重心移了一下,以便继续坚持他那对抗者的姿态。

两分钟的时问,对张春桥来说,是那样的漫长。但是,对审判长来说,只是短暂的一刹。曾汉周终于拍板了:“被告人张春桥不作陈述和辩护,记录在案。现在我宣布法庭辩论终结。”紧接着,他又说:“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张春桥,你还有最后陈述的权利。你听见了没有?”

张春桥咬牙切齿地瞪了审判台一眼,对他的等待不予理睬。

“好,被告人张春桥不作最后陈述,记录在案。”曾汉周已经完成了他今天的开庭审讯。于是宣布:“现在闭庭,被告人张春桥等候对你的宣判。”

张春桥在法警的押解下,挺胸快步地走出了法庭。在他的眼里,这只是一场战斗的结束,他面前还有更加严峻的考验呢……

张春桥抬起头来,有意识地看了看天空。啊,万里无云,红日当空,本来是晴朗的季节,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局呢?历史的老人,你该怎样地来写这段叫人伤心落泪和悲痛万分的岁月呢?他想放声地大哭一场,又放不下他那张脸来……

第二十四章 他翻开了《毛泽东选集》……

张春桥和江青在法庭上的态度,激怒了中央政治局的一些人。薄一波拍着桌子说:“我看不把江青和张春桥判处死刑,实在不足以平民愤。全国到处是一片杀声,我们一个不杀怎能说服了群众?特别是那个狗头军师张春桥,实在是坏得出奇了,这个家伙一定要杀。江青如果考虑到影响不杀可以,张春桥有什么功劳?半点功劳也没有!有的只是罪恶!小平同志,这个板可是靠你来拍呢。”

“别着急嘛,看看审判委员会的意见再说。”邓小平这时候是最能沉得住气的人。他知道自己的一句话足可以定下了他们的死刑,但是这几个人毕竟是在全国全世界,甚至在历史上都是最有影响的人,搞得不好,将直接关系着自己的形象和政权的稳固。稍微的过失,就会给将来造成不可弥补的后果。他不得不慎重。另外,他也知道,不管听了谁的意见,最后的帐,始终是要记在他自己的头上的。

邓小平的案头,就在张春桥一九六七年四月十四日下午在军委会议上的讲话。那已经是一个历史文献了。就是几千年后,这篇东西也是要说话的。与其将来让人们说三道四,不如现在就把问题搞得准确一点。于是,他在政治局常委会议上这样说:“你们给张春桥定的罪行可以少几条,不要搞那么一百多条。我可以告诉你们,他的罪行就是只有一条,也可以判他死罪。其实,他们的问题不在条数的多少。江青、张春桥,最主要的一条就是改朝换代,阴谋夺权,推翻人民民主专政,建立他们的反动统治,这一条还不够杀他们吗?够了!完全够了!”

在场的人注视着这个国家和正常的总指挥,连华国锋也像一个小学生似的拿着笔记本在记录着他的话。

“可是,我看了张春桥的许多材料,包括他的讲话。”邓小平说,“我对他的一些情况就更加了解了……”

是的,张春桥的一些话,特别是在那次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总是在他的耳边轰响:“上海的形势比较好。革命群众的情绪很高。出现这样的一个局面,主要是靠两条:一条是靠毛主席。一条是靠群众。毛主席对上海的工作,是非常关心的。在每一个关键时刻,毛主席都有指示。上海革命群众每一个新的创造,每一个新的倡议,都是首先得到毛主席的支持。《文汇报》的夺权,上海各革命造反派发表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都是毛主席首先支持的。上海体育学院东方红战斗队写的那篇《我们鲁迅兵团向何处去?》,也是毛主席先发现的。好多我们在上海还没有注意的事情,还没有抓到的事情,毛主席就抓到了。”

邓小平根据他所掌握的情况来看,张春桥的这些话不是假话。在当时,他不需要说假话。这些表功的事情,他不敢强争。

“有人说我们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只是讲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我觉得,这只能是证明在他们的心目中,根本不把毛主席的领导算作党的领导,不把党中央的决议算作党的领导。十六条明确规定了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路线,难道这也不算是党的领导?他们既不懂得革命,也不懂得群众,更不懂得我们这场文化大革命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面的革命。如何对待群众运动,这本来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问题。毛主席多次教育,多次提出的问题,也是如何对待群众运动。我想举几件事来说明这个问题,其中一件就是安亭事件。”

“在上海一谈到工人运动,就会谈到安亭事件。去年十一月份,革命工人起来成立革命组织上海市委不批准,两千多工人就上火车到北京告状。开车不久,铁道部命令把他们甩在安亭、苏州、南京几个车站上,人数最多的在安亭,所以工人们把这件事叫安亭事件。工人们不干,造成上海、南京一线火车全部停开。对这件事,实际上有两种方针、两条路线。一条是镇压;一条是支持。主张压下去的,代表人物就是陶铸和上海的陈丕显和曹荻秋。十一月十一日,我去安亭处理这件事,陶铸给的方针,就是把工人赶回上海,对他们的组织不支持,不承认。我赶到安亭,向工人代表谈话,劝他们回上海,理由无非是生产要紧呀,铁路不能断呀,等等。这些道理当然是正确的,但是,没有用。我就平心气和地听,听他们讲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天亮以后,接着开群众大会,一直开到下午四点,开了十六个钟头,工人才答应回上海。从这个谈判中,我才了解到,工厂里好多工人被打成了‘反革命’,来的人大部分是被打成‘反革命’的。他们为造市委的反,就组织了一个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开成立大会请市委参加,他们不参加。开完大会,要求市委领导接见,他们也不见。实在无可奈何了,才上火车到北京告状。而上火车以后,又把他们甩在了这个车站上,已经三天三夜了,市委一个人都不来。工人越来越愤怒。”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按照陶铸的那个方针去做,工人根本不会回上海。要赶回就要镇压。这一批人已经被打成了‘反革命’,再加上这次‘破坏交通’,实行白色恐怖,进行镇压岂不是理由很充分吗?是工人群众教育了我,是毛主席的教导支持了我,使我在重要的关头没有犯错误。我答应认真负责地解决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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