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巧，给这一场合助兴的是，驱逐舰“科塞克”号冒险闯入挪威领海，从“奥尔特马克”号上救出了２９９名俘虏。“奥尔特马克”号是一艘补给舰，同“施佩伯爵”号一起行动，却在南太平洋上逃脱了被俘的厄运。这些俘虏都是被“施佩伯爵”号击沉的那些船上的乘员，“奥尔特马克”号试图侵犯挪威的中立地位，以这样的方式将俘虏偷运到德国。但是，英国海军救出俘虏的行动也是一种对挪威中立的侵犯，丘吉尔不得不“向外交部施加适当的压力”，使这一行动得到当局的认可。
在此期间，丘吉尔作为战时内阁的成员，其注意力不得不转向战争所面临的更为普遍性的问题。从１９３９年９月１４日起，战时内阁几乎毫无例外地天天召开一次会议，有时一天要开两次会。与会者有一大批人，不仅包括９名内阁正式成员，而且还有内政大臣兼国内治安大臣约翰·安德森爵士，自治领事务大臣安东尼·艾登，这两个人都有资格出席会议；除此而外，三军参谋长和几位秘书也参加。丘吉尔倾向于举行一些至少是没有局外人士参加的会议，这样他就可以直截了当地向同僚们发表自己的看法，９月底，他一直催促首相这样做。在“Ｓ处”的帮助下，他还给同僚们写信，就他们所在部门存在的问题提出质询；他经常给首相写信，就总的政策发表意见，张伯伦就此并不完全作答，早在９月１５日，他以极其尖锐的口吻说道：
“我希望你认真考虑我给你信中提出的意见。我之所以这样做，仅仅在于我愿意协助你履行你的职责，尽我自己的义务。”
首相在第二天答复说：
你所有的来信我都仔细阅读与考虑过，我之所以未曾答复这些信件，那是因为我每天都能见到你，再者，据我的观察，你的看法与我的看法非常接近趋于一致。
同样，似乎多半由于丘吉尔施加压力的结果，他说服他的同僚们接受了陆军建制要达到５５个师的目标，这是由战时内阁地面部队委员会在掌玺大臣霍尔主持下于内政部开会作出的决定。丘吉尔感到，这样英国及其英联邦国家至少能在西线援助法国方面做些事情。
此外，丘吉尔还有志于开辟一条北方战线的设想，自他回到海军部的最初几天起，他就开始制订一项用武力打开一条驶往波罗的海通道的计划。这一设想是，建造两艘或两艘以上的“君王”号级战列舰，附设沉箱装置，以便通过丹麦与瑞典之间的狭窄水域：甲板增加厚度，以更有效地保护战舰免遭空袭，在对这些战舰提供支持方面，丘吉尔开始就认为，应派一支舰队在波罗的海不定期的巡逻。这项计划称为“凯瑟琳行动”。但到１９４０年１月，由于空袭问题没有真正解决，对这项计划又开始产生第二种设想。他还有两项秘密计划，虽不直接与海军部有关，但具有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亲自建立起来的传统。一项是建造强大的挖掘机，为通道地面上的布雷区和其它障碍物开辟一条道路，这项计划称为“耕耘者计划”。另一项是在莱茵河投放漂浮水雷，称为“皇家海军陆战队行动”。
最后，丘吉尔还想在挪威的“入口水道”和沿海水域布置水雷屏障，以防从纳尔维克港用船装运来自瑞典北部的铁矿石送往德国各港口。这样做会涉及到侵犯挪威中立地位的问题，因而外交部、还有自治领事务部都表示反对。在战时内阁于１月１５日召开的会议之后，丘吉尔向一位同僚抱怨说，“这是一道已经建起和正在建立的阻拦之墙，使任何想进攻敌人的建议均遭否定。”２月初，他第一次应邀陪同首相出席在巴黎举行的一次最高军事委员会会议。这使他有机会亲身体验到某些困难，因为法国在可能开辟西部战线这一点上不想采取任何主动的步骤。
丘吉尔还抽时间会见在３月中旬来访英国的由罗斯福总统委派与各交战国接触的特使萨姆纳·威尔斯，丘吉尔在海军部接见了他。对此，萨姆纳·威尔斯报告说：
丘吉尔开始发表谈话，整整持续了１小时５０分钟，期间我没有机会插一句话。一连串的词汇像瀑布一样倾泻而出，才华横溢，自始至终打动着听者的心，不时夹杂着趣味横生的妙语。要是我没有读过他写的《步步紧逼》这本书，我得到的印象将会更深对此，顺便说一句，在我告辞前，他给我一本亲笔签名的书。他对我发表的谈话构成了此书的修订本。
威尔斯还应邀参观了作战室，他认为，这是具有惊人高效率的一个例证。他想，在英国舰船损失不那么严重的许多条理由中，这肯定是原因之一。丘吉尔告诉他，德国损失了４３艘潜艇，但这个数字有些夸大，实际上，截止到４月中旬，只有２２艘德国潜艇被击沉。
在有关击沉德国潜艇的数量问题上，丘吉尔同海军情报局长约翰·戈弗雷少将早就产生了分歧。他认为，戈弗雷提供的数字比较保守，提供的是一幅悲观的画面，因此他坚持认为，戈弗雷统计的数字，除他本人外，只能在庞德和海军副参谋长汤姆·菲利普斯准将这个小范围内透露。于是，每当丘吉尔进行广播讲话时，就必邀戈弗雷在场，以便核实；但后来就不这样做了。戈弗雷回忆说：
一位工作效率极高的打字秘书，一架寂寂无声的打字机，三本对开的大页书写纸，两个高脚酒杯和两支大雪茄，丘吉尔先生一边踱来踱去，一边进行口述，他穿着不整洁的晚餐夹克衫，弹落的雪茄烟灰和溢出的苏打威士忌掉在他的背心上……我的插话与枝节性的提示得到他的赞许，并当即采纳……第二天上午１０点钟，让我拿走一份副本，文中对各种细节都作了充分的说明。简直是把整个事情化为一首无韵的诗篇，从那时起，我才在英国广播公司的卷宗中看到了这样的稿件，他就是以此为基础，向全世界发表广播讲话的。
后来在丘吉尔深夜进行这种口述工作时，陪同他的人多半包括林德曼和菲利普斯，或许还有海军部的政务秘书杰弗里·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
直到现在，在我想象中还能看到他如何口述一篇演讲稿的情景。他穿着一双卧室用的旧拖鞋，在房间里来回踱步，活像一头关在笼子里的狮子，他背着双手，弯腰低着头，一支雪茄老是叼在他的嘴角上，透过浓密的烟雾，他嘶嘶地向着寂静无声的打字机说出那妙语连珠的句子。他没有事先拟好的草稿，甚至连记述他演讲顺序的标题也不事先写出。所有那些表明他演讲特色的出色句子，都是在他想象力的熔炉中冶炼而成、脱口而出。
在此期间，俄国于１１月末进攻芬兰企图迫使芬兰让步，以便在它的北部提供一道更有效的防线。芬兰人勇猛抵抗，成功地把俄国人的推进顶了回去，但芬兰的成功只能是暂时性的。芬兰人向国际联盟呼吁，国际联盟理事会和大会以极快的速度于１２月通过决议，谴责俄国，并宣布俄国不再是国际联盟的成员国。在俄国与芬兰之间的战争暂时处于僵持的局面下，伦敦战时内阁开始考虑采取措施，把援助芬兰同切断德国从瑞典得到铁矿石供应的原有目标结合起来。经过一番激烈的辩论之后这场辩论花费了１月份整整一个月的时间，丘吉尔在辩论中是带头的“鹰派”，在最高军事委员会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向法国提出了一项计划，显然这项计划是法国人愿意接受的，这就是假借“志愿军”的名义，将军队集结到纳尔维克港的口岸上，然后穿过挪威与瑞典，但要在铁矿区留下一支部队。尽管如此，军队在３月中旬仍未作好出发的准备，其间，芬兰军队的境况也愈来愈困难了。挪威与瑞典政府尚无迹象表明愿意让同盟国的部队通过他们的领土，在这种情况下，３月１３日，芬兰人向俄国人投降，因而就错过了时机。最初产生的一个后果就是法国达拉第政府倒台，代之以保罗·雷诺为首的一届新内阁，此人与达拉第明显不同，更与丘吉尔的志趣相投合。
现在，战时内阁就同时采取的两项行动寻求法国政府的同意。一项是在挪威出海口布防水雷；另一项是在莱茵河投放水雷皇家海军陆战队计划。这两项行动均预定在４月５日实施。但法国政府、特别是达拉第，他虽已不是总理，但仍是一个有权有势的人物，他由于害怕招致德国报复，因而对“皇家海军陆战队计划”持反对态度。最后，英国决定先实施在挪威出海口布置水雷这项行动，但这项行动推迟到４月８日才得以进行。在此期间，德国人准备并实行了一项极为大胆的冒险行动，即在第二天晚上４月８日至９日的晚上，德国军队在海军掩护下，从运输舰上悍然登上挪威各主要港口，其中包括远在北部的纳尔维克港；又同时采取行动，主要从陆路入侵丹麦。由于丹麦的武装力量太弱小，不能进行任何有效的抵抗，因而哥本哈根机场不久也被德国人用来向挪威空运增援力量。
第二部 胜利与背弃第4节 再任海军大臣（3）
此后一个时期是英国与德国海军在挪威沿海进行拼死的公开斗争时期。开始，丘吉尔对他所认为的希特勒犯了“战略上与政治上的错误”这一点，持有极其乐观的态度。德国故意设下一个圈套，将海军的大部分舰只都投进来，以诱使英国海军远离那些正在入侵的部队，这条诡计非常成功。恶劣的天气和极为精确的情报使德国这些庞大的兵力在返航途中未被对方觉察。但４月９日晚，一支由５艘英国驱逐舰组成的舰队进入纳尔维克港湾，尽管与兵力上占优势的、正在行进中的敌方驱逐舰群遭遇，但是凭着出其不意的有利条件，击沉了其中的两艘，击伤了其余几艘。然而隔了一段时间，这种运气又倒转过来，在战斗结束时，英国丧失了２艘战舰。当丘吉尔于４月１１日向下院报告时，他并未给他们留下什么好的印象，这部分是由于他非常疲倦，部分也是由于他没有带来什么好消息。尼科尔森在日记中写道：
当他站起来讲话时，显然非常疲倦。开始时他作出一副发表演讲的架势，继而就沉溺于含糊不清的修辞之中，还伴以令人厌倦的嘲笑，我很少看见他这样被动……他支支吾吾，把报告草稿的次序都搞错了，戴错了一副眼镜，又到处乱摸那合适的一副；讲话时，他要讲的是‘丹麦’，却又一再说成‘瑞典’，一出又一出，成了一次拙劣的表演。
４月１３日，传来较好的消息。那天，“沃斯帕特”号战列舰，在一支力量强大的驱逐舰队的护卫下，进入纳尔维克港湾，吃掉了８艘仍在这里逗留的德国驱逐舰，英国军舰毫无损失。现在看来，敌人对挪威北部的控制有所削弱，但他们对挪威南部的控制却在迅速增强。在挪威中部，特隆赫姆似乎是一个关键性的地方。于是，以丘吉尔为主席的战时内阁军事协调委员会决定向这一港口的北部和南部派出军队，希望形成一个钳形攻势来抢占这个地方。这个决定是在４月１４日凌晨两三点作出的。在丘吉尔和菲利普斯于陆军部拜访帝国总参谋长艾恩赛德将军之后，运兵船就从一支正开往纳尔维克途中的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