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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协调委员会是一个由若干名大臣和参谋长组成的机构，原本由国防协调大臣查德菲尔德勋爵主持，但他在４月３日退出政府，确切地说，他是“四轮马车的第五个轮子”，丘吉尔就接替他担任这个委员会的主席。从这个委员会的名称看来，它不是一个能够对任何一个特定的军务部门发号施令的机构，即便它这样做了，也往往会遭到像奥利弗·斯坦利这样的人物的反对。不过几天之后，丘吉尔就试图既对这个委员会进行指挥，又对海军部实行控制。他说服张伯伦代替他任该委员会的主席，这样就赋予他最高的权力。
这时，在挪威的行动进行得并非对盟国的事业十分有利。德国空军力量的增强给英国军队带来了麻烦与压力。丘吉尔原先认为，备有高射炮的装甲坚固的舰只就能抵挡轰炸机的进攻，使自己站稳脚跟，但作战记录表明，情况并不总是这样。他还试图干预严格说来属于福布斯总司令分内的作战事务。丘吉尔后来承认说，有一件事，即在取消预定对卑尔根港进行一次袭击的行动上，海军对这位总司令实在控制得太紧了。然而，更重要的是，在参谋长及副手们的一致劝告下，４月１９日放弃了一次预定由海军对特隆赫姆的直接进攻。
几天后，盟国在挪威中部的作战行动，显然未能取得成功。在南部，具有良好基地的敌军又进一步将控制区域向内地扩大，盟国的军队明显缺乏诸如大炮与飞机等军事装备。４月底，在部队进行了不到两个星期的作战之后，下达了从挪威中部撤退的命令，这是海军部队以惯常的战术承担的一项军事行动。５月初，经张伯伦同意，丘吉尔应重新出任军事协调委员会的主席，而且权力进一步扩大，使他有权直接联系三军参谋长，正是由于这件事，使得过去就曾经反对这类机构的奥利弗·斯坦利抱怨不已。丘吉尔还有自己的、以伊斯梅准将为首的参谋处。伊斯梅是一位海军军官，又是参谋长委员会增补的成员，因此丘吉尔成为一名实际上的国防大臣，凡属作战行动都有权过问。但这时由于盟国军队在挪威受挫而带来的失望情绪正在迅速蔓延，其表现形式是议会对张伯伦政府持反对态度。
张伯伦政府的政治基础十分狭窄。尽管丘吉尔在政策性问题上完全能够与首相一起工作，但张伯伦对其他几位前任大臣的怨恨程度使丘吉尔感到吃惊，他们也都是保守党人，但在慕尼黑会议时与张伯伦意见相左。１２日，张伯伦决定撤换霍尔－贝利沙的陆军大臣职务，事先就此事同丘吉尔商量，丘吉尔赞成任命安东尼·艾登担任这个职务，哈利法克斯和金斯利·伍德也持同样意见，而霍恩则赞同由阿奇博尔德·辛克莱担任，以便让自由党人挤进政府。张伯伦对上述两种建议都未接受，而是任命奥利弗·斯坦利为陆军大臣，因为斯坦利是他较忠实的追随者。为利奥波德·艾默里或达夫·库珀安排职位的呼声也是对首相的诅咒，毫无疑问，首相在这方面的作为也促进了下院的反对态度。艾登在１０月初同前外交部的下属官员奥利弗·哈维一起用餐时，曾对政府最高层的情况作了对比，哈维记述说：
他说，温斯顿进人内阁是多么令人鼓舞和振作，首相仍然事必躬亲，他不会考虑起用他出于个人原因而不喜欢的任何一个人，例如艾默里。
此时，丘吉尔的个人声望正在一般公众的心目中稳步提高，因为他身为海军大臣而显示出来的魄力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向全世界发表的广播讲话，大约每月一次，这也使他在英国十分注目。他对海军制服德国潜艇所表现出的热情，赢得了广泛的声誉，他说：德国潜艇正在被追捕，“我将不去说那种毫不留情的话，因为上帝不允许，我们将永远同残忍分道扬镳；但无论如何，我们热情高涨，而不是漠然置之，袖手旁观”。这年年初，尽管大多数人在盖洛普民意测验中仍然赞成由张伯伦任首相，但有近二分之一３０％的人说，他们宁愿赞成丘吉尔任首相。这种情况说明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人们对首相的人选问题，正在张伯伦与丘吉尔之间审慎地选择。４月初，问题提出来了：“如果张伯伦先生退休，你愿意谁接任他当首相？”回答是，选艾登的人２８％比选丘吉尔的人２５％多，还有人选哈利法克斯７％、艾德礼６％和劳合·乔治５％。
有一段时间，反对慕尼黑的保守党下议员组成了一个由利奥波德·艾默里主持的周会团体。另外，还成立一个在自由党人克莱门特·戴维斯主持下的全党行动组织，该组织关起门来讨论各种政策问题。影响更大的是索尔兹伯里侯爵在４月初成立的“监督委员会”，由来自议会两院的保守党所组成。那些主要的反慕尼黑保守党人能够利用这一组织，在４月末英国于挪威中部开展的军事行动失利后使反张伯伦的情绪具体化、明朗化。然而，他们并没有把丘吉尔看作是张伯伦明显的接任者。哈罗德·尼科尔森尽管是丘吉尔的热情赞同者，但却认为劳合·乔治是一位更有可能出任首相的人选，虽然当时劳合－乔治已经７７岁了。迟至５月６日，一位未披露姓名的政界人士，实际上是斯塔福德·克里普斯，在《每日邮报》上传出政府进行变动的消息，他推荐哈利法克斯出任首相。
第二天５月７日下院就挪威军事的行动开始进行激烈的辩论。工党反对者提出了一项指责性动议。但开始时并未作出决定要将这一动议付诸表决，然而，克莱门特·戴维斯扮演了一个关键性的角色。他和其他人商讨后，作出决定说，这是下院表明意图的极好时机，并敦促艾德礼要求进行投票。艾德礼同意这项提议，并在其同僚赫伯特·莫里森的帮助下，说服了工党其他前座议员，莫里森还向劳合·乔治说明了这一时机的重要性，要求他一起干。
持续了两天的辩论，充满了误会与曲解。丘吉尔忠诚的友人、海军元帅罗杰·凯斯爵士看来对取消派遣舰队去特隆赫姆的计划始终表示懊丧，他认为这件事与当年费希尔反对丘吉尔穿越达达尼尔海峡一事相类似。劳合·乔治也对丘吉尔为自己政见所作的辩护产生了误解，警告他不要“为了掩护自己的同僚，使其避免被流弹击中而把自己变成一个防空洞”。丘吉尔发表演说，竭尽全力，使出通常的气魄为政府辩护。另外，他还强烈要求全国上下团结一致：
让党派利益搁在一边，把我们的全部精力集中起来，使国家的全部才智与力量都投入到战争中来，把所有健壮的马匹都套上轭具。
但是，或许正是艾默里这位老资格的保守党后座议员对张伯伦直接的谴责，引起了最巨大的冲击波。他援引克伦威尔对长期国会所说的话，断言说“看在上帝的面上，走开吧”。５月８日晚，下院发生分裂，正如休·道尔顿在日记中写道，反对派集团“似乎充斥着清一色的年轻保守党人，卡叽布、海军蓝和空军蓝的服装全都混杂在一起”。事实上，反对张伯伦领导地位的力量，并不像可能具有的那样人多势众，政府的多数虽然从通常的２００多票下降到只有８１票，但其中大约有４０人改变立场，或许更多的是弃权或缺席。
保持８１票多数的一届政府通常是不会有垮台危险的，但是在要求社会各阶层都作出牺牲的战时条件下，这样的多数地位就远非正常了。正如执政党议员首领戴维·马杰森所指出，投票数字并无多大关系，因为“自从在不高明的尼维尔领导下，联合已成为不可能的事，就注定了政府的厄运”。辩论之后，张伯伦决心再次寻求说服反对党在其领导下任职的可能性。在此期间，丘吉尔于５月９日同艾登和金斯利·伍德共进午餐，伍德是一位内阁大臣，直到如今，还对张伯伦忠心耿耿。金斯利·伍德尽管本身缺乏军事上的实际经验，但他意识到，对一个处在战争中的国家来说，张伯伦不是一位令人满意的领导人，而丘吉尔却具有这方面所必要的能力和意志，适宜于担任这个角色。因此，他劝告丘吉尔说，当他应张伯伦之请就哈利法克斯担任首相是否合适这个问题发表自己看法时，要保持缄默，这样就可以抑制对这一想法予某种鼓励。
那天下午５月９日，丘吉尔得到机会来试验一下伍德提出的这一劝告。张伯伦召见他和哈利法克斯，还有马杰森。张伯伦告诉他们，他将提出辞职，他请马杰森说说谁应该是他的继任者。然而，马杰森拒不在丘吉尔与哈利法克斯之间作出选择。丘吉尔本人也一言不发。正如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一书中所指出，“通常我会滔滔不绝地谈论，但这一次我却缄默不语。”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哈利法克斯才说，他作为一名上院议员，担任首相有所不便。显而易见，这不过是一种托辞，简单地说，哈利法克斯至少在战时不想干这个差使，他意识到，丘吉尔会“想方设法来驾驭战争”，他哈利法克斯很快就只能成为名义上的首相。这时丘吉尔也认识到，这个重任将要落到他自己身上，他说“在接到国王授权我组阁的谕旨之前，不准备同两个反对党中的任何一党交换意见”。他就以这种奇妙的消极方式表明了他接受这个国家最高职务的意图。
第二部 胜利与背弃第4节 再任海军大臣（4）
在此期间，等待已久的德国对西线的进攻快要开始。５月１０日清早，猛袭开始了。起初，看来只是对荷兰与法国，但几分钟内就波及到比利时。张伯伦开始认为，鉴于情势危急，他的政府应继续存在下去；同时也认为，他对西线所给予的优先安排已为一系列事变证明是正确的。但金斯利·伍德却负起了责任，催促他立即让位。于是张伯伦只好决定，等待工党领袖们作出正式答复。当时，工党领导人已到伯恩默思去出席党的代表大会，这次大会将要对是否参加政府的问题作出决定，如若决定参加，又将接受谁的领导。但张伯伦还在作最后的努力，使哈利法克斯同意出任首相。他请他的私人政务秘书道格拉斯勋爵亦即后来的亚力克·道格拉斯·霍姆爵士给外交部打电话，询问外交部次官Ｒ．Ａ．巴特勒，看看他能否说服哈利法克斯改变自己的主意。但巴特勒在可资利用的短时间内什么也干不了，因为哈利法克斯因不慎滑倒，需要治牙。
下午５点，艾德礼从伯恩默思打来电话，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正在这里召开，电话中说，“工党准备作为一个正式伙伴在新政府中分担责任，政府要由一名新首相领导，这位新首相应得到全国的信赖。”“在一位新首相领导下”这句话看来是通过深思熟虑后才添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