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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相说，按照这一答复，他得出的结论是，正确的途径是他应立即向国王提出辞呈。那天晚上，他就这样做了。
于是，下午６点左右，张伯伦到王宫递交辞呈，并建议国王授权给丘吉尔。接着在半小时后，丘吉尔被召到王宫，根据他本人的记载说：
国王“以一种锐利和奇妙的眼光打量了我一会儿，然后对我说，‘我想你不知道为什么我要找你来吧？’我顺着他的情绪回答说：‘陛下，我简直想不出为什么。’他笑着说：‘我要请你组织政府。’我说我当然愿意遵命。”
从国王自己对这次召见的记载中，似乎他认为丘吉尔作出吃惊的反应是真的，相信他确实不知道为什么召他来王宫。但是，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丘吉尔对政治形势了如指掌，当然他巴不得国王正式邀请他来组织政府。
随后，丘吉尔回到海军部，为建立他的战时内阁首先采取了几项措施。他在唐宁街１０号给艾德礼及其他的副手阿瑟·格林伍德留下一封信，当时这两个人正在伯恩默思返回的途中，丘吉尔在这封信中请他们到海军部来会见。当他在晚上９点３０分左右见到他们时，就邀请他们两位参加“由５人或可能是６人”组成的战时内阁。他还表示，其他人的任命也从工党和工会代表大会领导人中选择。艾德礼和格林伍德小心翼翼地遵循他们党关于参加政府的各项严格规定，用电话将所提的各项建议梗概地向道尔顿作了说明，并由他向伯恩默思的全国执行委员会进行汇报。艾德礼和格林伍德坚决反对张伯伦重返财政大臣这个原来职位的建议，而丘吉尔大概也未亲自向张伯伦提出过这项建议。另外，这两个人还反对张伯伦担任枢密大臣以及出任下院领袖。这后一项任命已向张伯伦提出并被本人接受，但在工党领导人的坚持下，于公布之前撤销了。哈利法克斯仍继续出任外交大臣。
在工党执行委员会同意了这些条件之后，内阁大臣的名单，包括丘吉尔本人在内共５人，就呈报给国王。丘吉尔本人不仅担任首相，还接了个“国防大臣”的头衔。在他５月１１日凌晨上床休息时，正如他自己所说，他不仅浮起一种新的使命感，而且还“强烈地感到宽慰”，因为他现在可以指挥政府的全局，“我觉得好像正在和命运一同前进，而我以往的全部生活，都不过是为了这个时刻，为承担这种考验而进行一种准备罢了”。
丘吉尔出任首相一事，被某些人看作是民众的情绪对传统观念的胜利。Ａ．Ｊ．Ｐ．泰勒先生写道，“他召集民众起来反对身居上层的那些人，而这最后一招他获得了成功。”确实，那些“身居上层的人”希望一旦不得不发生变动，就由哈利法克斯接任张伯伦。张伯伦及其一派的人更喜欢哈利法克斯，因为他与丘吉尔相比，毕竟是一位他们更亲近的同僚，也是参与慕尼黑的人之一。工党领导人认为，哈利法克斯在印度宪政改革问题上，按照他们的观点看来要更正确些；国王还记得，丘吉尔在国王逊位危机时，曾是他的兄弟爱德华的坚定支持者。但这时哈利法克斯偏偏已不能担任公职，当张伯伦提出由他接替自己的位置时，他害了“严重的胃痛病”。他认识到，丘吉尔无论如何要“操纵国防事务”，他觉得，自己的地位很快就会出现像当年的阿斯奎斯与劳合·乔治分庭抗礼那样的情景。就这样，这个最高职位阴差阳错地落到了丘吉尔之手。
然而，就连丘吉尔自己最为亲密的政治盟友都认为，他“缺乏判断力”，这一点会使他失去资格。早在１９３９年１０月底，艾登就对丘吉尔关于他任自治领事务大臣所涉及的一些事情所采取的态度表示强烈不满。
他“对温斯顿关于爱尔兰的态度极感失望，后者想要占取几个港口，他就要把爱尔兰逐出大英帝国！……温斯顿对印度的态度也极糟糕……”丘吉尔在这些事情上的判断力是如此之差，以致艾登对他到底能否任首相开始表示怀疑。
丘吉尔所作的广播讲话使他在某些方面赢得了支持，但哈罗德·尼科尔森在１９４０年１月听取了他的广播讲话之后，就断定说，他“在这个和平主义笼罩的年代里，是有些太好战的色彩了”。民意测验表明，这年年初，他的主要支持者是在“那些收入较低的人中，这些人的年龄在２１岁到３０岁之间，以及是成年的男子”。但如前所述，即使在４月初，他在普遍得人心方面，还是比艾登要稍为差一些。他的几个最亲密朋友仍然认为，劳合·乔治是尼维尔·张伯伦的最佳继任者。尽管如此，直到挪威战事爆发时，张伯伦仍赢得多数人的支持，只是在此之后，他的关于希特勒“错过了公共汽车”的名言才被广泛引用来反对他。
那些具有较高职务的文官对丘吉尔控制政府的前景表示极大的关心，这种关切的心情并未因为挪威战事遭到惨败而有所减弱。根据张伯伦的助理私人秘书杰克·科尔维尔所说，想到丘吉尔要当首相，就使“唐宁街１０号的工作人员感到透心凉”。伊斯梅将军将丘吉尔在军事协调委员会所引起的“混乱局面”讲给他们听，科尔维尔就补充道：
我们在唐宁街１０号的看法，在内阁各部门、在财政部、在整个白厅都广泛地具有同感……很少有一位首相能与既成的权力体制一起掌权……这项选择如此使人怀疑，因而准备找出怀疑的正当性。
最后，还有一种过去留下的论调。５月１０日晚上，奥克斯福特夫人，也就是玛戈·阿斯奎斯，在唐宁街１０号她那十分熟悉的房间里，拜访了张伯伦一家。第二天，她给她的朋友、《泰晤士报》编辑杰弗里·道森写信说：“我看到他面容消瘦、目光刺人，这与温斯顿那种踌躇满志、体态圆胖的样子是无法相比的。”
第二部 胜利与背弃第5节 最光辉的时刻（1）
怀特的周末，气候怡人，丘吉尔着手组建他的政府；可是在法国，这种好天气却被德国陆军和空军充分地利用起来。到了星期六５月１１日，第一次拟出的大臣名单得到了同意，在征得工党于伯恩默思召开的全国执行委员会会议的赞同后，便将名单公布于世；战时内阁由五名成员组成，有丘吉尔本人和他的两位老资格的同僚张伯伦和哈利法克斯，还有工党的艾德礼和格林伍德。三军大臣各党均有一名代表：Ａ．Ｖ．亚历山大工党任海军大臣；安东尼·艾登保守党任陆军大臣；阿奇博尔德·辛克莱自由党任空军大臣。三军大臣形成了一个与他志趣相投的小团体，甘愿作为他的部下而效力。他们不属于战时内阁成员，但辛克莱以自由党领袖资格，在战时内阁讨论重大政治问题时可以出席。当然，辛克莱是首相的一位老朋友，他毫无疑问对这种安排感到满意。丘吉尔下达指示，要求各位大臣在一个月内不要搬迁住所。于是，他本人仍暂时住在海军部大楼：
在这里，晚饭过后，大臣们、参谋长和军官们开始聚会，使用配有海豚式家具的客厅丘吉尔称之为‘鱼厅’作为散步场所，这位新首相进进出出，穿过一道门又进另一个门。
早在１１日，他就在海军部同张伯伦与哈利法克斯及其他参谋军官们举行过两次会议，研究采取紧急措施的问题，其中包括逮捕与拘留东南部与东部各县的敌国侨民问题。５月１２日，星期天晚上，又进一步在海军部召开会议，会上一致同意采取行动，使滑翔机无法在英国的开阔地带着陆，以防德国人像在荷兰干过的那样，空运部队到英国。
在此期间，这位新首相还任命了其他一些大臣的职位。工党的赫伯特·莫里森被请来担任军需大臣；约翰·西蒙爵士因封为贵族，辞去财政大臣职务，被任命为大法官；劳埃德勋爵是丘吉尔关于印度问题的老盟友，被任用为殖民地事务大臣；运输业总工会书记欧内斯特·贝文被任命为劳工大臣，他是从议会外面拉进来的；金斯利·伍德爵士由于从张伯伦派中倒戈出来，从而投桃报李被委以财政大臣职务，但不是战时内阁成员；无党派人士安德鲁·邓肯爵士任商务大臣；比弗布鲁克勋爵在施加了巨大的压力后，被说服担任一项新职，即飞机制造大臣，很显然这是一项关键性的职务；休·道尔顿在伯恩默思参加工党会议时，接到电话，请他担任战时经济部大臣，这个职位是他渴望得到的。而在另一方面，伊曼纽尔·欣韦尔也在伯恩默思开会，他却拒绝了让他担任食品部政务秘书的邀请，他认为这是与他的能力不相称的。在对工党人士的任用上，艾德礼似乎进行过周密的考虑，因为道尔顿在他的日记５月１８日中曾经写道：
我认为，他艾德礼）在政府职位的任用上，对选用或不选用谁有过很好的考虑。艾德礼说，他未考虑佩西克劳伦斯，因为他年纪太大；Ｈ．Ｂ．里斯—史密斯，则由于他太迟钝；还有韦奇伍德·本，他最近才转入工党；以及皮尔诺埃尔—贝克因为他的判断力太不可靠……另外，也必须考虑到中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下院议员之间保持平衡。
５月１３日，星期一，下院在怀特举行会议，刚到下午时分，丘吉尔就在政府的前排议席上露面了，他的一边坐着张伯伦，另一边坐着艾德礼。艾德礼那天上午刚从伯恩默思回来，在他回来之前的代表大会开幕那一天，就通过了一项决议，同意该党参加政府。丘吉尔发表了简短的演讲，宣布了新政府的政策，并且要求获得下院的赞同。他声称：“我没有别的，只有热血、辛劳、眼泪和汗水贡献给大家。”他又补充说：
你们问：我们的政策是什么？我说：我们的政策就是用上帝所能给予我们的全部能力和全部力量在海上、陆地上和空中进行战争；同一个在邪恶悲惨的人类罪恶史上从未见过的穷凶极恶的暴政进行战争。这就是我们的政策。你们问：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可以用一个词来答复：胜利——不惜一切代价去争取胜利，无论多么恐怖也要去争取胜利，无论道路多么遥远和艰难，也要去争取胜利；因为没有胜利，就不能生存。
《泰晤士报》当即就进行了评论，指出丘吉尔的演说，是加里波第说过的话‘饥饿、干渴、强行军、战斗和死亡’和克里孟梭说的话‘我就是战争’的回声。
在这次辩论中，没有发表许多演说，但里斯—史密斯，尽管他“反应迟钝”，却成为工党内不担任官职的下院议员的发言人，他报告了伯恩默思辩论的结果，在投票中，以２４０万票对１７万票的压倒多数赞成参加政府。劳合·乔治也向他的这位老同事表示祝贺，并表达了自己最良好的祝愿，说他“闪烁着天才的智慧，无所畏惧的勇气，对战争有深刻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