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法宪回答说：“是我提出的。”
为了便于读者了解详情，这里不妨先介绍一下情况：
１９６７年３月，林立果２３岁，林彪就把他交给了吴法宪。在他还不是一个党员的情况下，吴法宪就让林立果当上了空军司令部办公室秘书。只过了几个月，吴法宪和周宇驰（林彪集团的另一名主犯、办公室副主任）充当介绍人，把林立果拉入党内。１９６９年２月１６日，林彪亲笔写信给周宇驰、刘沛丰（原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处长）的信中说：“这两年老虎（林立果的小名）在你们帮助下能力上已有进步，今后你们可以让老虎单独行动，以便锻炼他的独立工作能力。”
１９６９年１０月２日，林彪在毛家湾住地召见吴法宪。林彪先是试探性地说：“林立果在你空军工作不错嘛！”吴法宪献媚地回答说：“很好，林立果在空军我们可以经常听到你的指示。”林彪进一步明确地说：“我脑子里经常想空军的问题，特别是空军的训练作战问题。我依靠立果给我了解情况、汇报问题。我的意见要立果兼任空军作战部副部长。你放心，我的儿子在空军是为了扶持你这个司令员，不会挖你的墙脚的。”
话说到这一步，吴法宪已经心领神会。他从毛家湾回来后，就对当时的空军司令部参谋长梁璞、副参谋长王飞说了这件事。１０月１７日下午，下令任命林立果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一个刚入伍才两年多的２３级小毛伢仔，一步登天，一夜之间就成了副师级干部。１０月１８日，吴法宪将林立果、王飞和周宇驰召集在一起，对他们说：“空军的一切都要向立果同志汇报，都可以由立果同志调动、指挥。”
吴法宪就这样把空军的大权交给了林立果。王飞和周宇驰等人先后在空军党委常委会议上作了传达。
正因为有了“两个一切”，林立果才能建立“联合舰队”；有了“两个一切”，林立果、周宇驰才能在北京、上海、广州的空军内部建立１４个反革命秘密活动据点；有了“两个一切”，林立果同周宇驰等人才草拟出《“５７１工程”纪要》，准备“实行暴力突变”以“夺取全国政权”；有了“两个一切”，林彪、叶群才能密令林立果动用空军的兵器、火器，从轰炸机到火焰喷射器、四○火箭筒，图谋杀害毛泽东主席；有了“两个一切”，林彪、叶群才能指使林立果私调三叉戟飞机，妄图南逃广州，另立中央，并在最后仓皇北飞叛逃。
法庭出示了书证、物证。投影展示空军原政治委员王辉球１９８０年９月２６日书写的证词，证明吴法宪两次向他当面讲过给林立果“两个一切”。原空军参谋长梁璞出庭证明，在１９７４年７月６日的空军党委办公会上，正式传达吴法宪的“两个一切”的情况。宣读了由吴法宪等签署的１９６９年１０月１７日空军（６９）政干任字第９４号命令，任命林立果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的文件。
检察员问吴法宪：你身为空军司令，你讲的“两个一切”在空军传达后造成了什么样的严重后果？
吴法宪说，我私自把空军指挥权交给了林立果，出卖给林立果，这是我最大的滔天罪行。
检察员又问：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
吴法宪答：实际上我为林彪搞反革命政变，为林彪阴谋杀害毛泽东主席提供了方便，提供了条件，培养了人才，培养了骨干。
检察员指出，根据《刑法》第十一条的规定，你这是故意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
吴法宪说，“我有罪”，对由于交权所造成的后果“应该完全负责”。但他又表示对于林立果的特务活动“当时我不知道”。
法庭宣读了林立果策划政变的核心组织“联合舰队”主要成员于新野１９７１年８月２６日参加“联合舰队”会议记录，并投影“联合舰队”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秘密活动的照片，放映展示了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大批器材，其中有各种收发报机、特制的自编密码电话设备、窃听器、微型录音机等。
审判员问吴法宪：“你看了这些照片以后，你认为和你讲的‘两个一切’是什么关系？”
吴法宪回答说：“他们利用我讲的‘两个一切’搞反革命活动，建立据点，指挥一切，调动一切，到处活动。我给了他们权力，给了他们机会，给了他们条件，实际上等于帮助他们。”
第四篇 刀光剑影吴法宪交出“两权”的恶果（2）
辩护律师周亨元听到吴法宪的回答，认为吴法宪实际上承认了他与林立果的武装政变阴谋有直接的关系。立即请求发言，审判长准许律师发言。
周亨元问吴法宪：“提出‘两个一切’，究竟当时是怎么考虑的，为什么提出‘两个一切’？你对林立果进行的反革命活动究竟知道不知道，知道多少？”
吴法宪回答说：“我当时相信林彪，我死心塌地跟着林彪，是林彪的走狗。我当空军司令也是林彪提拔起来的，所以林彪叫我怎么干，我就怎么干。为了讨好林彪，提出让林立果在空军‘指挥一切、调动一切’。但是，没有想到以后他们作了传达，越传越大，传达了以后，我也不敢否认，怕得罪林彪，得罪叶群。可是他们搞的那些事情，我确实不知道。”
律师的提问显然是有用意的，这一方面是在调查问题的真相，另一方面是为了弄清吴法宪的责任，为被告辩护。吴法宪的回答，态度是老实的，他说的是真话。从回答中可以证实，吴法宪的动机和林立果准备政变的活动无关。这使吴法宪再次有机会申明他不知道林立果的政变阴谋活动。
检察官发言，对吴法宪讲的“没有想到”进行了批驳。
下午４时４７分，审判长伍修权宣布，对被告人吴法宪追随林彪、叶群，给予林立果以“两个一切”的特权的罪行以及由此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事实是清楚的，证据是充分的。法庭调查结束。
二、吴法宪对犯罪事实一一供认不讳
１９８０年１１月２９日下午３时，第二审判庭开庭对吴法宪进行第二次审问、调查。
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３日午夜１点多钟，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共中央用电话向当时的空军司令员吴法宪下达全国飞机禁航命令。命令中说：“立即通知全国各军区（包括民航），没有总理、黄总长、吴法宪、李作鹏的联合命令，不准起飞一架飞机。”命令下达一个多小时之后，吴法宪既没有检查，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以致在林彪一伙叛国外逃后，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等人劫持直升机外逃。
法庭在调查中，出示了很多证据，其中包括周总理命令，由吴法宪办公室秘书张叔良的记录稿；周宇驰等三人劫持３８５号直升机外逃时用的航行图；从直升机上缴获的各种机密文件、美元；周宇驰、于新野在直升机迫降后自杀的尸体照片；还出示了搏斗时被周宇驰开枪打死的飞机驾驶员陈修文烈士的照片。
在押犯陈士印被传带上法庭交代、作证。他是空军７１６９部队飞行副大队长，是周宇驰劫持外逃的３８５号直升机的驾驶员，当时是他找的陈修文。他叙述了副驾驶员陈修文发现他们叛逃后，采取紧急措施，设法飞到北京市怀柔县，降落时被周宇驰发现与叛逃者搏斗的情况及被周宇驰枪杀的经过。
面对审判员的审问，吴法宪承认“有罪”，他说：“我罪大呀！陈修文烈士流芳百世，吴法宪遗臭万年！”
这次庭审，还对吴法宪从上海把江腾蛟找来北京，为江青勾结叶群查抄五位文艺界人士的家做具体安排的罪行和在林彪一伙叛逃后，吴法宪为了销赃灭迹，销毁信件、材料、照片等犯罪事实进行调查，吴法宪均供认不讳。
１２月６日下午３时，对吴法宪进行第三次庭审。法庭调查吴法宪受林彪的主使，诬陷朱德、刘少奇、邓小平、贺龙、陆定一、罗瑞卿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罪行进行调查。吴法宪一一供认不讳。
１２月９日下午３时，法庭对吴法宪进行第四次庭审调查。
吴法宪在林彪指使下，残酷镇压、打击、迫害空军广大干部群众，制造了大批冤案。受吴法宪直接诬陷迫害的空军干部达１７４人，其中有空军副司令员刘震、成钧、张廷发，副参谋长何廷一等领导干部。
证人彭涵明出庭作证，她是被吴法宪诬陷迫害的南京军区空军司令部原参谋长顾前的妻子。她在法庭揭露控诉了吴法宪伙同江腾蛟、王飞等人对顾前实行法西斯式的审讯逼供，迫害顾前致死的罪行。她的血泪控诉，使旁听代表席上的不少人流下了热泪。
吴法宪低沉连声地说：“我犯了大罪，我是反革命分子迫害革命者。”
审判长最后宣布，法庭经过四次对吴法宪犯罪事实审理调查，事实清楚，吴法宪供认不讳，从而结束对起诉书指控吴法宪的犯罪事实调查。
三、律师出庭辩护，吴法宪请求给他一条改过自新之路
１２月１８日下午３时，第二审判庭对吴法宪犯罪事实进行法庭辩论。
公诉人孙树峰首先发言，他对被告吴法宪投靠林彪，参加林、江反革命集团及其在这个集团中的作用、地位和他应负的法律责任发表了三个方面的意见。
（一）吴法宪死心塌地追随林彪，积极参加了林彪集团篡国篡军的反革命阴谋活动：多次诽谤、诬陷朱德、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写信诬陷军委副主席贺龙，伙同叶群对贺龙夫人薛明进行迫害；诬陷迫害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罗瑞卿同志；在空军诬陷迫害一大批干部群众。
（二）提升、重用林立果，提出“两个一切”，把空军的调动、指挥大权交给林立果，为他在空军进行反革命活动创造了条件。
（三）吴法宪成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要成员不是偶然的。１９６５年５月，林彪为了篡党夺权，控制、利用空军，在空军司令员逝世后，急忙策划由空军政委吴法宪改任司令员，对吴说，“空军司令这个职务很重要，谁都想当，我考虑由你改任空军司令员”，“不可传出去……空军司令是个实权，不能放弃。”吴法宪说：“我这个空军司令是挂名的，真正的空军司令是林副主席。”
１９６５年和１９６７年，林彪先后把子女派到空军。叶群对吴法宪说，你要“放手让他们工作、活动……”吴法宪说，林立果来空军“是林副主席对空军的最大信任、最大关怀，是我们的最大幸福”“是空军的得天独厚”。１９７０年吴法宪更露骨地说，我在林立果的领导下，“将来空军司令是林立果接班”。
孙树峰历数吴法宪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三次保他和他追随林彪的犯罪活动，揭露吴法宪及其一家多次给林彪、叶群写效忠信，表示“天变、地变、宇宙变，忠于林副主席的红心永不变”。
孙树峰指出，被告人吴法宪积极追随林彪，长期进行篡党篡国篡军、祸国殃民，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和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