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树峰指出，被告人吴法宪积极追随林彪，长期进行篡党篡国篡军、祸国殃民，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反革命犯罪活动，在林彪反革命集团中起着组织领导作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有关规定，认定吴法宪是林彪反革命集团的主犯。犯有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阴谋颠覆政府罪。为了维护社会主义法制，保卫社会主义制度，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请法庭依法予以惩处。
第四篇 刀光剑影吴法宪交出“两权”的恶果（3）
接着，吴法宪为自己辩护。他说，起诉书指控的有关我的罪行，都是事实，有真凭实据，人证物证都在，我确实犯了大罪。吴法宪说，我为什么犯了大罪？这是我死心塌地跟着林彪的结果，我对林彪、叶群、林立果言听计从，对党、国家、人民、军队造成了灾难和损失，罪该万死。我首先恨自己，我有反革命野心，一心想跟着林彪往上爬；其次我恨林彪，恨这个卖国贼，恨叶群。
吴法宪痛哭流涕地说：“我跟随林彪，犯下了篡党篡国、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大罪，我彻底认罪，彻底服法，希望能给我一条悔改自新之路。”
吴法宪的两位辩护律师马克昌、周亨元联合发言，为吴法宪作了三点辩护：
（一）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是集体性的共同犯罪。作为犯罪集团的主犯，对吴法宪参与预谋或者参与实质的犯罪活动，都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对他自己没有参与预谋也没有参与实施的行为，就不应当负刑事责任。被告吴法宪对林彪一伙所策动的反革命武装政变的严重罪行，是否应当负刑事责任呢？这就需具体分析。起诉书第三十九条指控吴法宪将空军指挥大权交给了林立果。吴法宪对私自交权和交权后产生的严重后果，负有不可推卸的罪责。但是，法庭调查证明，吴法宪当时并不知道林立果利用他交给的权力，组织“联合舰队”，进行反革命武装政变的准备活动。因此，他对林立果组织“联合舰队”，准备反革命武装政变这一严重罪行，不应直接承担罪责。此外，起诉书第四十二条指控的林彪、叶群阴谋带领吴法宪等“南逃广州，另立中央，分裂国家”的反革命活动，吴法宪当时也不知道，这一情况已为法庭调查所证实。我们提请特别法庭注意：在确定吴法宪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中的刑事责任时，充分考虑这一实际情况。
（二）在确定反革命集团犯罪的刑事责任时，不仅应当把反革命集团的组织者、领导者与一般参加者区别开来，而且应当把反革命集团的为首分子与其他主犯区别开来，根据他们每个人在集团犯罪中的地位、利用和参与实施犯罪的程度来确定其刑事责任。吴法宪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犯之一，对此我们没有异议。需要指出的是，吴法宪在这个反革命集团案的主犯中不是为首分子，为首分子是林彪和江青；在林彪一伙中，吴法宪的地位不仅在林彪之下，实际上也在叶群之下，他的不少罪行是在林彪、叶群的指使下实施的。这种情况在确定吴法宪的刑事责任时，请法庭适当加以考虑。
（三）在第三点中，二位律师指出，吴法宪再三表示“完全知罪、认罪、服法”。对同案其他主犯的罪行进行了揭发。经查证，他的揭发基本属实。由此可见，被告吴法宪认罪悔罪的态度是比较好的，请特别法庭在量刑时能够考虑这一好的表现。希望法庭根据我国刑法第一条所指出的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在量刑时考虑上述情况，对被告人吴法宪依法从轻判处。
法庭认定辩护人言之成理。江华庭长在宣判结束后的一次讲话中，提到辩护律师的作用。曾特别指出：“１９６９年，吴法宪把空军的一切指挥、调动权交给林立果，也不能说是准备政变。那时，林彪才被确定为接班人嘛。”因此，法庭在判决书中没有采用这类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写法。
第四篇 刀光剑影江腾蛟的犯罪骇人听闻（1）
一、江腾蛟对指控他的罪行供认不讳
１９８０年１１月２５日下午３时，第二审判庭开庭，由审判长伍修权主持，对江腾蛟犯罪事实进行第一次法庭审问调查。
面对审判员的审问，江腾蛟供认，他在１９７１年３月３１日晚上在上海原少年科技站参加了林立果召集的秘密会议，为实施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５７１工程”纪要》，建立“指挥班子”。参加会的还有王维国（７３４１部队政委）、陈励耘（７３５０部队政委）、周建平（南京军区空军副司令员）。会议从晚上１０点开到第二天凌晨３点多钟。林立果在总结时明确规定：“南京以周建平为头，上海以王维国为头，杭州以陈励耘为头，你们有什么事可以找你们的老政委（江腾蛟）联系。”
法庭在审问调查中宣读了同案犯陈励耘１９８０年７月１４日的供词；宣读了同案犯、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原秘书程洪珍１９７１年４月初在日记本上记载的上海秘密会议的情况。
法庭还传同案犯周建平出庭作证。
法庭用幻灯放映出了《“５７１工程”纪要》的第１７页“实施要点”里，记载着“指挥班子江、王、陈”（这三姓即：江腾蛟、王维国、陈励耘）。
法庭出示的书证、幻灯、人证和江腾蛟口供是一致的。
１２月２６日下午３时，第二审判庭对江腾蛟继续审问调查。审判长伍修权主持，审判员高斌、任成宏进行法庭调查。
法庭对江腾蛟在１９７１年９月８日至１１日晚，四次参加林立果、周宇驰召集的具体策划部署杀害毛泽东主席，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会议进行调查。
江腾蛟供认，９月８日晚林立果给他看了林彪的反革命武装政变手令，他当即表示“坚决干”，并担任了在上海地区杀害毛泽东主席的第一线指挥。并与林立果、周宇驰共同密谋：用火焰喷射器、四○火箭筒打毛主席乘坐的专列；用炸药炸苏州附近的硕放铁路桥；派飞机炸火车；炸上海虹桥机场附近的油库，趁混乱之机杀害毛主席；或由王维国乘毛主席接见时动手。
法庭上的旁听代表听到了供词，再次为反革命分子的残忍预谋感到无比的愤怒和震撼，使人感到刀光剑影，令人毛骨悚然。
江腾蛟还供认：他多次参与策划谋杀毛泽东主席的行动，并规定了代号和联络暗语。
法庭宣读了同案犯李伟信、王飞、关光烈（０１９０部队原政委）的证词。同案犯胡苹（空军司令部原副参谋长）、鲁氓（空军司令部原作战部长）出庭作证。
鲁氓在证词中说，９月１１日晚约８时，江腾蛟和他到了北京西郊机场。林立果见到他们就说：现在情况很紧张，“副统帅”有命令要主动进攻，先把“Ｂ－５２”（指毛主席）搞掉。林立果指着江腾蛟说，你这个“歼七”在上海打头阵，争取在上海搞掉，不成，就看“鲁部长”在硕放的第二次攻击，再不成让陈励耘派飞机炸火车。
审判长伍修权最后说，通过上述调查，大量事实证明，林立果、周宇驰、江腾蛟密谋杀害毛泽东主席的目的是明确的，手段是残忍的，证据是确凿的。
１１月２７日下午３时，第二审判庭开庭，对江腾蛟第三次审问调查。今天副庭长黄玉昆老将军主持庭审活动，审判员高斌、任成宏对江腾蛟参加周宇驰策划南逃广州，另立中央的阴谋活动进行法庭调查。特别检察厅副厅长史进前到庭。
江腾蛟供认：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２日晚上，他参加了周宇驰在空军学院一座小楼上布置南逃的秘密会议。在场的人有：周宇驰、于新野、王飞、他和李伟信。周宇驰说，明早８时，林彪将从北戴河乘飞机到广州沙堤机场；７时，周宇驰先带一部分人和他们的家属从北京西郊机场起飞前往广州。周宇驰要王飞和他在早晨６时到北京西郊机场，由王飞给黄永胜打电话，就说林彪找他到机场来，待黄永胜来后，再要他打电话给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就说林彪要到某地开个会，要他们来机场。周宇驰指定机上的警卫由江腾蛟负责。打算到广州以后，由林彪出面召开师以上干部会，把问题揭开，并利用广州的广播电台，发表广播成立临时中央，林彪的声音群众都熟悉。还可以争取外援，林彪在苏联是有威望的。
法庭宣读了在押犯王飞的证词、《“５７１工程”纪要》中第四页的有关内容。
第四篇 刀光剑影江腾蛟的犯罪骇人听闻（2）
在押犯刘世英（空军司令部原办公室副主任）出庭作证，除证明江腾蛟的上述犯罪事实外，还讲到，在策划南逃会议上拟定的第一批名单是他执笔的，于新野进行了增删。法庭投影出示了名单，原件是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３日从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乘坐的外逃直升机上缴获的。刘世英用手指着投影上的名单说，上面写的“江”和“江家”等，是于新野加上去的。刘世英说，“江”是指江腾蛟，“江家”是指江腾蛟的家属。在这份名单中除了江腾蛟外，还列入２９人，其中有：王飞、鲁氓、贺德泉、刘世英、于新野、朱铁铮等。从影印件可以看出，名单中被于新野圈掉的有四人。
在押犯胡苹（空军司令部原副总参谋长）在作证时交代了为南逃广州安排八架飞机的情况。他说，这八架飞机是三叉戟２５６号和２５４号两架，伊尔１８型７０３号和９０２号两架，安１２型２３１号一架，安二四型０２４号一架，云雀直升机两架。
特别法庭副庭长黄玉昆指出，上述证据和被告江腾蛟的供述，证实了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１日晚，王维国打电话向林立果、周宇驰密报，毛泽东主席已离开上海回北京。林彪、叶群获悉杀害毛主席的计划破产，阴谋带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和邱会作南逃广州，另立中央，分裂国家，策划“如果要动武，就联合苏联，实行南北夹击”。这个问题事实清楚，证据可靠，法庭已经调查完毕。
１２月１日下午３时，江腾蛟第四次被押到法庭。审判长伍修权主持庭审活动，对江腾蛟接受江青勾结叶群，通过吴法宪指使他搜查迫害上海文艺界著名人士郑君里、顾而已、陈鲤庭、赵丹和童芷苓等五家的犯罪事实进行庭审调查。
江腾蛟在庭审江青时，曾被传唤出庭作证，他除了指证江青外，同时也承认了自己的犯罪行为。
这里根据新华社记者李耐因的江青受审“旁听侧记”记述一下江腾蛟从北京回到上海的犯罪活动。
江腾蛟在北京和叶群还给郑君里等五人编了代号，哪个叫“老大”，哪个叫“老五”，一共编了七个人的代号，规定：抄家时用代号，抄来的材料也用代号标记，以免泄露“机密”。
江腾蛟回上海后立即行动，把张彪找到办公室，对他说，吴司令问空军有多少可靠的好同志，我说你老张算一个。现在有个重大的政治任务，你先去把几个人的住址帮我查清楚，晚上到我家来一趟。江腾蛟向张彪说了那五个人的名字，另外还有周信芳和于伶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