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某些活动，是在江青的指使下实施的。如王洪文上长沙告状，在这一犯罪活动中，江青应负主要责任，姚文元是密谋参与者之一。查阅有关证据材料，认为起诉书认定姚文元为上海武装叛乱进行舆论准备，这一指控不能成立，因而姚文元对上海武装叛乱这一罪行不应负刑事责任……请法庭对姚文元量刑时予以考虑……
检察员王文林发言，对姚文元的无理狡辩进行了批驳。指出，姚文元的辩解“是玩弄词藻、花言巧语的狡辩，是拒不认罪的反抗”，他的反革命罪责是赖不掉的。
法庭在被告人姚文元作最后陈述后，审判长曾汉周宣布，法庭辩论结束，姚文元等候宣判。我们中国新闻社的另一位记者，在评述姚文元最后受审时写道：他比上次更机警了，就像一只受惊的猴子，一来到被告席上，就急忙抓耳机，由于过分慌乱，几次往耳朵里塞也塞不进去……他的两只眼睛却滴溜溜乱转，不放过任何机会进行辩解，一只大肥脑袋涨得通红，有时急得结结巴巴，那副滑稽样子，真是令人感到既可鄙又可笑。在谈到姚文元的受审表现时，归纳他的手法：一曰东拉西扯；二曰开脱自己；三曰避重就轻；四曰改变罪行。不过姚文元的这些手法并不高明，尽管他使尽了浑身解数，欲盖弥彰，最后还是黑手沾墨，越抹越黑。
第二篇 短兵相接张春桥装聋作哑，拒绝回答对他的审问（1）
一、国民党特务分子张春桥其人
张春桥，山东省巨野县人，１９１７年出生于官僚、地主家庭。其父张开益是长期为国民党、日寇效劳的反动官僚、汉奸。１９３２年至１９３４年，张春桥在济南正谊中学读书期间，充当国民党特务，积极进行反共活动，监视和密告领导反蒋抗日学生运动的负责人和积极分子。由于他的一次告密，使六人遭到迫害，其中一人被捕判刑，牺牲在狱中。１９３３年春，张春桥伙同国民党复兴社分子李树慈和马吉峰等人在济南发起成立法西斯蒂组织华蒂社。由复兴社出资创办了《华蒂》月刊。“华蒂”，就是“中华法西斯蒂”的意思。张春桥是华蒂社的发起人之一和“中坚”分子，积极为华蒂社发展组织、撰写文章，进行反动宣传。１９３５年５月，张春桥到上海，在国民党复兴社特务崔万秋的指使下，从事拥蒋反共活动，疯狂反对鲁迅，积极参加国民党的反革命文化“围剿”。１９３６年３月１５日，张春桥化名狄克，在《大晚报》副刊《火炬》上发表《我们要执行自我批评》的反动文章，恶毒攻击鲁迅为《八月的乡村》这部小说作的序言。鲁迅在同年４月１６日写了《三月的租界》一文，深刻地揭露了张春桥的反革命嘴脸。１９３７年９月，张春桥离开上海，返回济南，奉山东复兴社特务头子秦启荣之命，由复兴社特务赵福成掩护，伺机潜入我根据地，１９３８年１月混入延安。
张春桥１９３６年４月在上海参加了叛徒宋振鼎组织的一个冒充共产党的所谓“预备党员委员会”。这个组织成员，不少是从国民党苏州反省院出来的自首叛变分子、脱党分子。不久，被上海党组织发现，由吴仲超同志代表党组织宣布予以解散，并责令宋振鼎通知了所有参加这个组织的人，也通知了张春桥。张春桥隐瞒了他的国民党特务身份和反革命历史，隐瞒了他的家庭出身和他父亲的反动历史，于１９３８年在延安混入党内，仍把他参加“预备党员委员会”组织冒充为参加共产党。
张春桥的老婆文静，原名李淑芳。１９４３年１２月在晋察冀边区平山县郭苏区任区委宣传委员时，被日寇俘虏，自首叛变，充当日本特务。张春桥对她长期进行包庇。张春桥到北京工作后，欺骗中央，扬言要与文静离婚，实际上在政治上和生活上一直保持密切关系。在“文化大革命”中，张春桥勾结王洪文、江青、姚文元及其党羽长期包庇重用文静，派她在上海担任了重要职务。上海市革委会成立后，文静先后在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材料组（后改为市革委会材料组、专案办）、市革委会办公室联络组（后称调研组）工作，实际上是这些组的负责人，享受着相当于市委常委的政治待遇。
向来以阴冷著称的张春桥，对于林彪、江青这些能够实现他反革命野心的权贵，极尽溜须拍马、阿谀奉承之能事。早在１９６４年，江青钻到上海搞所谓京剧改革，说需要一个“帮手”，张春桥就见机行事，奉迎于江青驾下。他本来不懂京戏，现弄来唱机跟着哼哼现学京腔……“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就勾结到一起。１９６７年１月，张春桥、姚文元得到江青的暗示，秘密潜回上海，于１月６日鼓动并伙同王洪文在上海召开十万人大会，喊出“打倒陈丕显，打倒曹荻秋”，向中共上海市委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夺权。这就是所谓席卷全国夺权大劫的“一月风暴”，上海市有１７名市委书记、常委和市长、副市长被分别诬陷为“叛徒”、“特务”、“反革命”，市长曹荻秋、副市长金仲华被迫害致死。
张春桥曾亲自出马威逼郑君里交出有关江青３０年代丑史的材料，又指使他的党羽拘留审讯和隔离审查了郑君里、赵丹、白杨、张瑞芳等１８位了解江青历史情况的文艺界人士；不久又先将接触过江青材料的上海公安局一位处长和一位副局长押送北京，然后又把有关的６名局级干部、９名处级干部和１０名一般干部、２０名群众逮捕起来，于１９６８年２月由吴法宪派飞机押解到北京长期关押。
就是这个今天在法庭上歪斜着脑袋、半闭着两眼、半死不活、死赖硬顶的张春桥，于１９６８年１２月初，指使他的心腹以“强烈的激情”出了一期简报，用上海广大党员和群众的名义“强烈要求”在党章里写上林彪是“接班人”。张春桥后来说：“写在党章上，这就放心了。”
就是这个张春桥，他摸清了王维国、陈励耘是林彪的亲信这个底，就亲自出马提名王、陈二人当上了中央候补委员。张春桥暗地里对人说：“我提这两人，林彪一定很满意。”
张春桥巴结林彪、江青的心血没有白费，没多久，他就平步青云，当上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
还是这个张春桥，为培植反革命势力，支持王洪文制造的“安亭事件”，并使他一步登天。
１９６７年１１月，王洪文等纠合一伙人成立的“工总司”造中共上海市委的反，硬要上海市委承认他们是“革命群众组织”。他们的无理要求被拒绝后，就借口上北京告状。１１月１０日窜到安亭火车站，拦阻开往北京的第１４次特快列车，致使京沪铁路大动脉中断３０多个小时。周恩来总理和陶铸等中央领导同志作了批评；就连张春桥、陈伯达原先签发的一份电报中，也不得不表示了批评之意。可是１１月１１日，张春桥从北京返回上海，代表“中央文革小组”去“处理”这一事件时，他的态度马上就变了：原来张春桥和王洪文接触之后，发现这些肇事者对他们篡党夺权大有用场。张春桥不顾党中央、上海市委和广大干部、群众的反对，立即签字承认“工总司”是“革命群众组织”，承认王洪文一伙拦阻火车、破坏交通是“革命行动”。张春桥这一犯罪活动，却受到了江青和陈伯达的嘉许。后来他对王洪文说：“我是提着颗榔头签字的，我想过，可能弄不好坐班房。”他还对他老婆说：“处理这件事，要么记一大功，要么犯一大罪。”……
第二篇 短兵相接张春桥装聋作哑，拒绝回答对他的审问（2）
二、蒯大富作证：张春桥是煽动打倒刘少奇的元凶
1980年11月27日上午8时55分，第一审判庭开庭对被告人张春桥进行第一次法庭调查。副庭长兼审判长曾汉周主持，审判员王战平、费孝通进行法庭调查。
法庭就起诉书指控张春桥在１９７４年１０月１７日，伙同江青、姚文元、王洪文在北京钓鱼台十七号楼密谋派王洪文去长沙向毛主席诬告周总理、邓小平的犯罪事实进行调查；对张春桥在１９７６年４月５日“天安门广场事件”中，诬陷邓小平是“纳吉”的犯罪事实进行调查；对张春桥诬陷朱德、陈毅的犯罪事实进行调查；对张春桥指使王洪文、马天水、徐景贤等人以给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准备材料为名，搜集诬陷叶剑英、李先念、陈云、陈毅、聂荣臻、李富春、谭震林等人的材料共７６份的犯罪事实进行调查；对从１９６７年到１９７５年张春桥多次在上海和北京说“文化大革命”就是“改朝换代”进行调查。
法庭在对张春桥这些犯罪事实进行审问时，不管审判员、公诉人问他什么问题，他都装聋作哑，闭口不语，死硬到底，不回答一个字。
法庭出示了王洪文的供词、张玉凤的证词、唐闻生的证词和王海容的证词录音；宣读了鲁瑛证词：张春桥对鲁瑛说，那帮家伙“就是要推出邓小平当匈牙利反革命事件的头子纳吉”。法庭用幻灯投影出示了张春桥于１９７６年４月１８日给他儿子毛弟的信。张春桥在信中说，“当着邓小平的面，我骂了他是纳吉”。
面对这一切，张春桥耷拉着脑袋，仍充耳不闻。
法庭宣读了“九大”代表刘万顺的证词、王洪文的供词、马天水的证词等都证明“四人帮”妄图利用“文化大革命”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达到“改朝换代”的罪恶目的。张春桥还是装聋作哑。
法庭最后就起诉书指控张春桥迫害刘少奇的犯罪事实进行调查。这时法庭传唤在押犯、红极一时的造反派头头蒯大富出庭作证。
张春桥听到了蒯大富的名字，不觉浑身一颤。细心的人们可以发现张春桥欠了一下屁股，又耷拉着脑袋瘫坐在被告席上。
蒯大富原是清华大学工化系学生。此人利欲熏心，“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就贴出了夺权大字报，声明他“眼里盯着权，心里想着权，手里要抓权，迟早要夺权”。他对林彪“有权就有一切”的“宫廷政变经”很有研究，曾从他的自身体会中总结出“三十六条夺权经”。就是这么个小野心家却得到了江青、张春桥的赏识，康生、陈伯达封他为“坚定左派”，当上了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司令。陈伯达说，一司、二司是保守派，只有三司才是真正的造反派。就这样，蒯大富成了气候，成了中央文革小组的“铁拳头”。
１９６６年１２月１８日下午，张春桥单独召见蒯大富，面授机宜，密谋陷害刘少奇、邓小平。这是张春桥所犯下的重罪之一，是他的一块心病。今天在法庭上尽管他装腔作势，想不到，或许早已想到有一天蒯大富一定会站在他的面前，果然今天就站在他的面前了。他虚弱的心头不免为之震颤，虚汗已是漫遍全身。
蒯大富到庭作证说：“１９６６年１２月１８日上午，中央文革办公室给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总部’打电话，要我下午两点到中南海西门去一趟。下午两点前，我乘清华大学一辆小轿车到中南海西门，对警卫说：‘有人找我，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