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特地寄一篇《太监》来，并且说明是‘奉贺《独立评论》之百一期’”，胡适表示盼望周作人“常时捎点结果给这个傻小子，不要等到过年过节才送礼”［24］。以后周作人果然又“捎”来了《“西洋也有臭虫”》（载1934年7月1日《独立评论》第107号）、《读禁书》（载1935年9月1日《独立评论》第166号）、《关于看不懂》（载1937年7月4日《独立评论》第241号）等文。在这些文章中，有支持胡适，也有与胡适辩驳的，充分地显示了他们之间自由、平等讨论的友好气氛。
1934年6月，胡适在《独立评论》第103号发表了《信心与反省》一文，重申“我们的固有文化实在是很贫乏的”，“我们所有的，欧洲也都有；我们所没有的，人家所独有的，人家都比我们强”。《独立评论》第105号发表了子固《怎样才能建立起民族的信心》一文与胡适辩论，文章大谈“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是维系并且引导我们民族更向上的固有文化”。这又引出了周作人的反驳。他在发表于《独立评论》第107号上的《“西洋也有臭虫”》中指出：
“青年们高唱发扬国中固有文化，原即是老新党说过的‘中学为体’。子固先生又质问欧洲可有过一个文化系统过去没有类似小脚太监等等的东西，则岂不又是‘西洋也有臭虫’的老调么？”《独立评论》的这一场论争，不过是五四时期东西方文化论战的继续。我们感到兴趣的是，无论是胡适对“固有文化”的否定，还是周作人对“中学为体”论的警惕与批判，都是他们各自在五四时期的原有立场的继续。
《独立评论》第241号发表的周作人《关于看不懂》一文，则是周、胡之间关于诗歌问题的一场有趣争论［25］。在此之前，《独立评论》第238号曾发表读者絮如来信，以卞之琳的诗歌、何其芳的散文为例，批评“一部分所谓作家，走入了魔道，故意作出那种只有极少数人，也许竟会没有人能懂的诗与小品文”，对青年人产生了极坏影响。胡适在《编辑后记》中表示赞同这一意见，并说，“现在做这种叫人看不懂的诗文的人，都只是因为表现的能力太差”。周作人对此发表了不同意见。他认为，“从文艺方面来说，所谓看不懂的东西可以有两种原因，甲种由于思想的晦涩，乙种由于文章的晦涩”，后者“有一部分如先生所说是表现能力太差，却也有的是作风如此”，“创作时觉得非如此不能充分表出他们的意思和情调”。三十年代这场“关于看不懂”的争论，既是五四时期诗的“平民化”与“贵族化”争论的继续，又延续到七八十年代，在中国现代新诗发展史上自有其意义。而周作人与胡适之间，这一时期政治倾向上的接近，并不妨碍彼此在诗歌艺术上的争论、切磋，这也是很有意义的。
事实上，在这一时期，他们的关系是相当密切的。1932年，胡适主持的文化基金会董事会编译委员会以较高的稿酬，接受了周作人的译作《希腊拟曲》，这显然与胡适有关。1934年，周作人作五十自寿诗，一时唱和者蜂起。胡适也寄来了他写的两首。其二题曰《再和苦茶先生，聊自嘲也》：
老夫不出家，也不著袈裟。人间专打鬼，臂上爱蟠蛇。不敢充油默，都缘怕肉麻。能干大碗酒，不品小钟茶。
自注云：“昨诗写吾兄文雅，今诗写一个流氓的俗气。”［26］胡适显然意在表现他自己的个性，追求与周作人的差异。这种差异也许在他们私下通信不意之中的表露反而看得更清楚。例如在1936年的一封通信里，周作人介于“朋旧雕丧”、“青年无理解”，而劝说胡适“汔可小休”。胡适回信说，“吾兄劝我‘汔可小休’，我岂不知感激？但私心总觉得我们休假之时太多，紧张之时太少”，“我是一个‘好事者’；我相信‘多事总比少事好，有为总比无为好’；我相信种瓜总可以得瓜，种豆总可以得豆，但不下种必不会有收获。收获不必在我，而耕种应该是我们的责任”。胡适表示自己以孔子为“大神”，“取其‘知其不可而为之’”，“嗜好已深，明知老庄之旨亦自有道理，终不愿以彼易此”。胡适对于周作人也别有一种观察：“吾兄自己也是有心人，时时发‘谆谆之言’，但胸襟平和，无紧张之气象，故读者但觉其淡远，不觉其为‘谆谆之言’。此是涵养功深，不易学到。前日和诗末句，‘关门尚学仙’，已改为‘萧闲似散仙’，似较切近。”［27］应该说，胡适看出周作人从根底上是个“有心人”，并不消极，这样的理解是远远超过同时代许多人的。
第五部分第十六讲 周作人与胡适（4）
（四）
尽管在日本侵略者面前，周作人与胡适都曾丧失民族自信心，陷入“民族失败主义”［28］；但在日本占领北平及华北，并继续南下，把侵略势力扩大到长江流域后，他们终于走上了不同道路。
1937年8月9日，任北京大学校长职的胡适离开北平南下，周作人作为北大留守教授仍留在北平。据周作人回忆，在此之前，经胡适介绍，文化基金董事会编译委员会以较高的稿酬接受了周作人的译稿《希腊拟曲》，这就使周作人在日军占领北平后，暂时得以维持生活。1938年2月9日，周作人出席了日本大阪每日新闻社在北京饭店正式召开的“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消息传出，全国舆论大哗。在此种情况下，胡适自伦敦赠诗周作人，对其进行了婉转的规劝：“臧晖先生昨夜作一个梦，梦见苦雨庵中吃茶的老僧，忽然放下茶钟出门去，飘然一杖天南行。天南万里岂不大辛苦？只为智者识得重与轻。梦醒我自披衣开窗坐，谁知我此时一点相思情。”9月21日，周作人致诗胡适：“老僧假装好吃苦茶，实在的情形还是苦雨，近来屋漏地上又浸水，结果只好改号苦住。晚间拼好蒲团想睡觉，忽然接到一封远方的话，海天万里八行诗，多谢臧晖居士的问讯。我谢谢你很厚的情意，可惜我行脚却不能做到；并不是出了家特地忙，因为庵里住的好些老小。我还只能关门敲木鱼念经，出门托钵募化些米面，——老僧始终是个老僧，希望将来见得居士的面。”［29］查周作人日记，在胡适、周作人诗信来往的八、九月间，周作人确实多次婉辞女子师范学院的聘书，以及北京大学校长兼文学院长的任命。据周作人的回忆，因为听说胡适要到美国去，他将诗信遂寄华盛顿中国使馆转交“胡安定”，但大使馆无人知道这是胡适的别号，直到1939年12月胡适才收到这封诗信，而周作人早已于同年8月任伪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职。胡适遂写诗一首：“两张照片诗三首，今日开封一惘然。无人认得胡安定，扔在空箱过一年”［30］，在无可奈何之中含着某种惆怅之情。
有趣的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又面临着一次新的历史转折，中国知识分子必须作出“何去何从”的选择。据周作人回忆：
及一九四八年冬，北京解放，适之仓惶飞往南京，未几转往上海；那时我也在上海［31］，便托王古鲁君代为致意，劝其留在国内，虽未能见听，但在我却是一片诚意，聊以报其昔日寄诗之情……［32］此后，胡适、周作人分处海峡两岸，未能互通音讯。只是在《周作人晚年手札一百封》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周作人在与香港友人通信中，对胡适的评价：“胡博士亦非可全面抹杀的，所云学者成分多，亦是实话”，“胡君的确有他的可爱处，若其喜谈政治（当初却以不谈政治为标榜），自然也有他的该被骂的地方，唯如为了投机而骂之，那就可鄙了。我与适之本是泛泛之交（寻常朋友），当初不曾热烈的捧他，随后也不曾逐队的骂他，别人看来，或者以为是，或者以为非，都可请便，在我不过是觉得交道应当如此罢了”［33］。周作人写这封信的时间可能是1965年4月28日，此时胡适已作古，周作人也已是80老翁；信中的这几句话，就算是他们一生交往的总结了。
注 释：
［1］据《知堂回想录·一二一 卯字号的名人（一）》，当时胡适、刘半农、刘文典均为辛卯年生，在1917年只27岁，共称“三个小兔子”。
［2］［3］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一二七 五四之前》。
［4］类似记载还有：1917年12月26日，“半农来访，同往学长处谈研究小说事”；1917年11月30日，“同刘半农拟小说研究表”等。
［5］详见本书第十讲《周作人对现代小说、散文理论的历史贡献》有关部分。
［6］1920年8月16日，钱玄同致书周作人，“我总不赞成连络石屋山人（按：指胡适）而排斥独枯秃路（按：指陈独秀）”。信载《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5辑。
［7］参看本书第十五讲《周作人与陈独秀》有关部分。
［8］胡适1922年3月4日日记，见《胡适的日记》上册，第275页。
［9］胡适：1921年2月14日《致周作人书》，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123—124页。
［10］胡适：1921年3月2日《致周作人书》，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128页。
［11］胡适：1921年8月30日《致周作人书》，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129—130页。
［12］见《胡适的日记》上册，第40页。
［13］学术上的小争论更屡有发生。如：1925年12月周作人曾作《谈〈谈谈诗经〉》一文（收《谈龙集》），批评胡适在武昌大学讲演中对《诗经·葛覃》等篇所作的穿凿附会的今释，及其“用社会学说诗的方法”，指出，“守旧的固然是武断，过于求新者也容易流为别的武断”。并说，“读诗也不定要篇篇咬实”，“‘不求甚解’四字，在读文学作品有时倒还很适用”。
［14］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268页。
［15］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269页。
［16］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270—271页。
［17］胡适：1926年5月24日《致鲁迅、周作人、陈源书》，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379页。
［18］原载1927年7月16日《语丝》第140期，收《谈虎集》。
［19］周作人：1930年2月1日《致胡适书》，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第4页。
［20］周作人：1930年1月5日《致胡适书》，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第1页。
［21］胡适：1930年9月26日《致周作人书》，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第83页。
［22］周作人：1929年8月30日《致胡适书》，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538—539页。
［23］胡适：1929年9月4日《致周作人书》，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542页。
［24］《编辑后记》，载1934年5月20日《独立评论》第101号。
［25］在这次讨论中，沈从文也发表有文章，见1937年7月4日《独立评论》第241号。
［26］胡适：1934年1月18日《致周作人书》，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第231—232页。
［27］胡适：1936年1月9日《致周作人书》，见《胡适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