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一再地提及童年时代所留下的永远抹不掉的记忆——抚养我的祖母也是属虎……她的最后十年我是亲眼看见的，她的瘦长的虔敬的脸上丝丝刻着苦痛的痕迹，从祖父怒骂的话里又令我想见她前半生的不幸。我心目中的女人一生的运命便是我这祖母悲痛而平常的影象。……如今我有了一个属虎的女儿，……不禁使我悲感，也并不禁有点迷信。我虽然终于是懦弱的人，当时却决心要给她们奋斗一回试一试，无论那障害是人力还是天力。［5］在另一篇文章里，他又谈到，生活的经验使他“向来怀疑，女人小孩与农民恐怕永远是被损害与侮辱，不，或是被利用的”［6］。
这都说明，周作人对妇女、儿童的重视，是包含有他从个人的人生经验中获得的、对“弱小者”——被损害与被侮辱者的深刻同情这一人道主义、民主主义的思想内涵，这自然是五四时代精神的一种反映。
然而，在五四时期对妇女问题的重视，其意义并不止于此。
五四时期“人的觉醒”的一大特色，是“个人意识”与“人类意识”的同时觉醒。周作人在《人的文学》里，首先提出“人”“彼此都是人类，却又各是人类的一个”，“因为人类的运命是同一的，所以我要顾虑我的运命，便同时须顾虑人类共同的运命”。这使人们很自然地联想起同一时期鲁迅在给许寿裳的信里所说的一段话：“盖国之观念，其愚亦与省界相类。若以人类为着眼点，则中国若改良，固足为人类进步之验（以如此国而尚能改良故）；若其灭亡，亦是人类向上之验，缘如此国人竟不能生存，正是人类进步之故也。”［7］这种自觉的人类意识当然并不限于周氏兄弟，而为五四时期先驱者所共有。周作人说：“我们这时代的人，因为对于偏隘的国家主义的反抗，大抵养成一种‘世界民’的态度。”［8］这种以“人类”的一员自居，把“个人”的发展与“人类”的发展联系起来的新的眼光，新的思考习惯，对中国“以家族为中心”的传统观念是一个有力的突破，同时，也从意识形态变迁的特定角度，反映了我们民族已经从封闭的锁国状态中挣脱出来，开始走向世界，成为“人类”大家庭中的一员。这是在更深刻的意义上反映了五四时代精神的。
于是，对于妇女问题的观察，又获得了新的角度，新的认识。如果说在中国传统观念中，妇女仅仅作为家族繁衍的工具才获得存在的价值与地位，妇女的“三从四德”是维系封建家族制度的稳定与巩固的基本条件；那么，现在妇女不仅具有个人的独立地位与价值，而且成为“人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获得了全新的意义：“妇女问题是全人类的问题，不单是关于女性的问题。”［9］这一方面说明，“在居人类的半数的女性，人格尚不被正确的认识，尚不曾获得充分的自由，不能参与文化的事业以前，人类无论怎样进化，总是偏枯的人类”［10］；同时也意味着，在人类问题未获得根本解决之前，不可能彻底解决妇女问题。周作人进而接受了英国妇女问题专家凯本德的下述观点：“妇女运动不能与劳工运动分离，这实在是社会主义中之一部分。如不达到纯正的共产社会时，妇女问题终不能彻底解决。”［11］尽管思想发展的客观逻辑将周作人一度推到了社会主义同情者的地位，但周作人所能接受的“社会主义”只能是些空想社会主义（因此，他在同一篇文章中称“纯正的共产社会”为“乌托邦”［12］），他的中庸主义的世界观使他决无可能再往前跨进一步，走向科学社会主义。
但无论如何，在五四时期妇女解放运动的大讨论中，周作人仍然是别具慧眼的。他强调，仅仅注重于“女子的职业开放，权利平等”这类具体问题，固然可以促使“妇女问题的部分的改造”，但无异于“在破烂的旧社会上打上几个补钉”；他以为，“中国妇女运动之不发达实由于女子之缺少自觉”，“故思想改革实为现今最应重视的一件事”［13］。具体地说，必须使“女子有了为人或为女的两重的自觉，所以才有这个解放的运动”［14］。在周作人看来，把妇女的解放看作是“与男子一样”，即“妇女男性化”的观念，是偏颇的；这不但将使妇女失去了“自我”的个性，而且会导致整个人性发展的畸形化。李大钊在一篇题为《妇女解放与Democracy》的文章里，曾经说过：
因为男子的气质包含着专制的分子很多，全赖那半数妇女的平和，优美，慈爱的气质相与调剂，才能保住人类气质的自然均等，才能显出Democracy的精神。［15］这表明，在周作人那一代人心目中，妇女的解放是与人性健全发展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在他们关于妇女问题的思考里，实际上包含着对于整个人性发展的思考。这是我们在考察五四时代妇女问题时必须首先注意的。
第一部分第三讲 性心理研究与自然人性的追求（2）
（三）
在周作人的五四时期关于妇女问题的思考中，最引人注目，也最能显示他的“个性”的，还是他的如下观点——妇女问题的实际只有两件事，即经济的解放与性的解放。［16］相信在文明世界里，这性的解放实是必要，虽比经济的解放或者要更难也未可知。［17］不能认为周作人对妇女经济解放的重要性有任何忽视，但他探讨、思索的重心，他自己的领域确实是在“性”的问题上。
他使用的思想武器，是安特路朗的人类神话学，弗洛伊德的“禁忌与图腾”的理论，以及蔼理斯等的性心理学。周作人一再宣称：
半生所读书中性学书给我影响最大，蔼理斯，福勒耳，勃洛赫，鲍耶尔，凡佛耳台，希耳须耳特之流，皆我师也，他们所给的益处比圣经贤传为大，使我心眼开扩，懂得人情物理……［18］如不懂洛伊特派的儿童心理，批评他（按：指周作人）的思想态度，无论怎么说法，全无是处，全是徒劳。［19］这都意在说明，在蔼理斯、弗洛伊德等人影响下的关于“性”问题的思考，不仅在周作人的妇女观中，而且在周作人整个思想体系中，都占有举足轻重的不容忽视的地位。
人们首先注意到，周作人是一位置身于五四思想革命的历史潮流之中的思想者（即“爱智者”）；对他来说，一切问题，包括“性”的问题，不可能仅仅是纯粹的理论，而必然是一个“反封建”的实践问题。因此，周作人慨然宣布：“反抗专制的性道德是我所想做的事情。
”［20］他的关于“性”问题的思考，必然从“破”开始。周作人毫不留情地把批判锋芒指向封建禁欲主义的性“不净观”—— 我们真不懂为什么一个人要把自己看做一袋粪，把自己的汗唾精血看的很是污秽？……性的不净思想是两性关系的最大的敌，而“不净观”实为这种思想的基本。儒教轻蔑女子，还只是根据经验，佛教则根据生理而加以宗教的解释，更为无理，与道教之以女子为鼎器相比其流弊不相上下。［21］指向维护封建旧礼教的道学家——他们的思想总不出两性的交涉，而且以为在这一交涉里，宇宙之存亡，日月之盈昃，家国之安危，人民之生死，皆系焉。［22］他尖锐地揭露了在“维持风化”的虎皮旗下，演出了一出出人间丑剧：上海警察局贴出布告，严禁10岁女孩入浴室洗澡［23］；为了求雨，湖南省省长怕触怒神灵，慎重宣布半月不回家，以避免与夫人行房事［24］；长辛店绅商联合各界求雨30天，用寡妇24名，童男女各12名，用大轿抬了“龙王”游行［25］；南开中学报告天津警察厅，查禁《性史》、《情书一束》等书，称“青年阅此，为害之烈不啻洪水猛兽”［26］……等等等等，正是在这些社会奇闻的背后，隐藏着封建禁欲主义的“怪胎”。
当然，愤怒的指责与揭露并不能替代科学的批判；周作人的贡献正在于，他用文化人类学、性心理学、道德观念变迁史等方面的知识，科学地揭示出：鼓吹封建禁欲主义的旧礼教，实质是原始“性崇拜”与“性禁忌”的“蛮性的遗留”。
周作人在《读〈性的崇拜〉》里，第一次从弗洛伊德的《图腾与太步》（今译《图腾与禁忌》）一书引入了“禁忌”（“塔怖”，周作人译为“太步”）的概念，指出：
现代文明国人已没有这个观念，只有罗马的Sacer与希腊的Hagios二字略可比拟，这都训作神圣，但在原始时代这又兼有不净义，二者混在一处不可分开，大约与现代“危险”的观念有点相像……［27］在原始人的观念中，男女的性交正是这样，既崇高、神圣，又神秘、危险；它是如此神异地合二为三，并且源源不断，促成人类的繁衍。凭着原始人的直觉，人类的生育繁衍与自然万物的繁殖生长竟如此相似，它们之间必定存在某种“感应”关系，由此而产生种种越来越带神秘色彩的猜测与臆说，仿佛性交有着“不可思议的功用与影响”，“夫妇宿田间能使五谷繁茂，男女野合也就要使年成歉收”［28］。由此而产生原始人的想象，“以为只须举行或者禁戒某种性的行为，他们可以直接地保成鸟兽之繁殖与草木之生长”，“这不是宗教的，但是法术的”，借此“直接去操纵自然之力”［29］。而原始氏族内部通婚，性生活的混乱所造成的民族的孱弱，以至衰绝，更在原始人中造成一种恐怖，以为两性关系于社会、氏族的“安危直接相关，所以取缔十分地严重”［30］，所谓“非常习的恋爱必将引起社会的灾祸，殃及全群（现代语谓之败坏风化），事关身命，所以才有那样猛烈的憎恨”［31］，这就是原始“性禁忌”的产生。
问题在于，原始人由于不能把握“人”与“自然”的秘密而产生的愚昧的“原始性崇拜与性禁忌”，并没有因为人类社会的进步而消失，反而作为“野蛮的遗留”长期影响、支配着后来的婚姻制度、习俗，以至性的观念、心理，形成了社会民族心理无意识深层结构。这才是真正可悲的。周作人曾研究过各国婚姻制度中都曾有过的“初夜权”问题，并且指出，中国至今仍然盛行的“闹房之俗”，“夫属的亲族男子群集新房，对于新妇得尽情调笑，无所禁忌，虽云在赚新人一笑，盖系后来饰词，实为蛮风之遗留，即初夜权之一变相”［32］，实则以性交及新妇为不洁，要借“许多男人底阳气，闹一闹，冲一冲，才行；不闹，不见得邪气就肯退避”［33］。这里，性不净已转为女人之不净，性禁忌转为女人的禁忌。所以，周作人说，在中国民族观念与心理中，不是将女人视为圣母，就视为魔女，但就是不将女人看作“人”，究其根底，概出于原始性崇拜与性禁忌的“蛮性的遗留”。
弗洛伊德在《图腾与禁忌》里曾经揭示了原始禁忌所包含着的矛盾情感：“他不断地希望去从事这个行为（触摸）……可是，他也同样地憎恶它，这两股喜爱和憎恨（恐惧）的潮流其冲突是无法解决的”，“禁制本身在意识层次里喧嚣，而那种触摸的欲望却深藏在潜意识层次里使自我无法察觉”。周作人将这一理论运用于分析“原始禁忌”支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