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略者不聪明的暴政将引起人民出于“求生意志”的反抗，而造成社会动乱，“己亦在人中，有沦胥及溺”［54］之患。正是这种“救出自己”［55］的明确意识唤起了周作人“积极”行动的热情，周作人晚年说他出任督办伪职“既非胁迫，亦非自动，当然是日方发动，经过考虑就答应了”［56］，大体是符合实际的；应该说这是基于共同利益——防止人民暴乱，建立稳定的统治秩序而进行的“合作”。这无可置疑的卑劣的叛卖，在周作人的自我感觉中却偏偏有一种“人不入地狱我入地狱”的悲壮感。在《立春以前·后记》里，他几分真诚，又几分伪善地写道：
……个人捐弃其心力以至身命，为众生谋利益至少也为之有所计议，乃是中国传统的道德，凡智识阶级均应以此为准则……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确实惯于陶醉在“为民”牺牲的主观幻觉中，但这不过是在自我欺骗里求得“良心”的安定与心理的平衡。周作人所谓为“众生”“有所计议”，其实就是规劝侵略者“设法为百姓留一线生机，俾得大家有生路”［57］，以便让中国老百姓在异族统治下暂时“做稳了奴隶”。周作人这类“高等汉奸”的特殊作用也正在这里；周作人却以此相炫耀，足见其沉溺之深了。
在周作人对日本文化与汉文化关系的论述中，也多少透露了周作人最后事敌的一个并非主要、却也不可忽视的原因。周作人对中日文化的观察有一个特殊的视角：既突出日本文化与汉文化共同作为东洋文化与西洋文化的对立，又强调“日本文化古来又取资中土”［58］，以汉文化为基础。他在《风雨谈·日本管窥之三》里提出：“人类文化中可以分作两部，其一勉强称曰物的文化，其二也同样勉强地称曰人的文化”，在周作人看来，日本所有的是“物的文化”（即所谓“武化”），中国则有真正的“人的文化”。由此建立起了周作人的一个“理想”：借助于日本“物的文化”（经济与军事实力）来推广中国“人的文化”，使之成为整个“大东亚文化”的中心思想，与西方文化相抗衡。周作人的这一“理想”与日本侵略者所宣传的“大东亚文化”、“大东亚共荣圈”，尽管存在矛盾与差异，但在基本精神上却是相一致的；应该说，这正是周作人与日本侵略者“合作”的共同思想基础。周作人在敌伪时期对儒家学说的狂热宣传有两个特点：他一面竭尽全力地确立中国儒家思想的“中心”地位，强调“大东亚主义的思想的出发点，还是在儒家的思想之内”［59］，一面又着力于对充满矛盾的儒家学说本身的改造，使其具有足以与西方文化相抗衡的力量。他主张将“以孔孟为代表，禹稷为模范”的“原始的儒家思想”［60］，与后代（汉以后，特别是宋以后）加进了“法家的成分”与“接受佛教的影响”、“师爷化”与“禅和子化”而发展成为酷儒与玄儒的儒家严格区分开来［61］，推崇前者而否定后者；在“原始的儒家思想”里，周作人着意突出孔子的“仁”与孟子“民为贵，君为轻”的思想，并赋予了西方现代人道主义、民主主义思想的内涵，强调“仁”的根本是尊重“人之生物的本能”即“求生意志”，其核心是“把他人当做人看”［62］，“民为贵”即是“一切都为人民”［63］，周作人据此而提出了“儒家人文主义”的新概念，实际上是将儒家思想现代化，或将现代思想儒家化。周作人上述煞费苦心的努力，使人不禁想起了鲁迅《随感录三十八》（周作人一再声称他是这篇文章的作者）中所描绘的“爱国的自大家”，他们不也是在那里煞有介事地宣称“外国的东西，中国都已有过；某种科学，即某子所说的云云”么？正像《随感录三十八》所尖锐指出的那样，这种“古已有之”的论调，实质上就是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论的翻版，目的在于抑制西洋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维护封建文化的思想统治。对这类打着“爱国”旗号的封建复古派，当年周作人作为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曾与之进行过坚决斗争，现在周作人竟然完全继承其衣钵，这不能不说是可悲的堕落。
周作人野心勃勃地想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封建传统文化作为大东亚文化的“中心”，说不定还做着“同化”日本文化的美梦［64］。但他的主观愿望却必然要在历史客观法则的铁的逻辑面前碰壁：在殖民地的沦陷区中国，封建文化只能充当帝国主义文化的附庸。
周作人实际行事只能是用儒家学说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事业这个“中心”服务，把太平洋侵略战争说成是“出自于儒家‘己饥己溺’与‘民胞物与’的精神”［65］，到最后，连周作人自己也脱下苦雨斋斋主的长袍，穿上屠夫的军装，四处巡视，检阅军队，真正地“弃文就武”。分明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忠实奴才，却偏要做“汉文化中心”的自大梦，这是一种沦肌浃髓的伪善，伪善到了天真的地步！但在日本主子看来，做这样的梦本身就是不忠实的表现。于是，由“转向”的日本军国主义文人片冈铁兵出面，指责周作人宣扬“古的中国的超越的事大主义”，并称其为“反动老作家”，给了一个不大不小的警告与惩罚。对爱国青年在法西斯匪徒毒刑下发出的惨叫充耳不闻的周作人，对此作出了强硬的反应，直到对日方提出抗议，但也只能证明周作人在同类汉奸中多少保留了一点自己的个性，丝毫不能为其洗刷背叛祖国的罪名。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周作人在这幕历史的闹剧里扮演“丑角”是并不轻松的。尽管周作人自身民族意识早已淡化，但作为中华古国的知识分子，他却不能不承受中国源远流长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传统（这个传统对一切背叛祖国、民族的失节行为从来给以最严厉的谴责）的强大心理压力。为求得解脱，他一再表白，自己“出山”并非为敌所迫，有着完全的自主：“譬如为山，未成一蒉，止，吾止也。譬如平地，虽覆一蒉，进，吾往也”［66］，一切都出于窥知“国家治乱之原，生民根本之计”与“道义事功化”［67］的自觉自愿的努力。周作人自己或许从这里获得“正剧”扮演者的良好的自我感觉，但却无法使人相信。于是，周作人又有了不被理解的悲哀，“但思忍过事堪喜，回首冤亲一惘然。饱吃苦茶辨馀味，代言觅得杜樊川”，“禹迹寺前春草生，沈园遗迹欠分明。偶然拄杖桥头望，流水斜阳太有情”［68］，在这淡淡的哀愁里，周作人又体味着难以排解的悲剧感。这种悲剧感与周作人由来已久的对社会、人生的虚无主义相互纠结，加之周作人对于自己的命运及与之相联结的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事业”并不抱有信心（这一点他算是清醒的，与钱稻孙之流有所不同），这就使周作人的思想、心绪，乃至文风，都蒙上了一层特殊的苦味，即使是“闲适”文章里亦有或浓或淡的“忧郁”。但这种苦味并不能博得人们的同情；那个时候，每一个有爱国心的中国知识分子，因周作人的叛卖给他们的伤害过于深重，无论怎样也“无法从心底里真正原谅他”［69］。但作为“汉奸”众生相中的一个典型，这种苦味却是值得重视的：它不仅显示了周作人的“这一个”的个性，而且在同类知识分子中也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其内含的深刻的历史内容更是值得人们深思。
此后，周作人还走过相当长的人生旅程，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之后，获得相对安定的生活环境，周作人又开始了他的大量译作，还有为数众多的书信。透过这些译作与书信，我们看到的还是那个周作人，还是那不可变更的自由主义、个性主义思想，还是那样苦苦经营个人小天地，还是那样闲适中暗含着苦味，只是多了一些喋喋不休，读来也颇动人，却仍不免徒劳的自我辩解。人们只会感到这是一个过去了的历史人物。是的，周作人的生命早已结束在那个祖国蒙受屈辱灾难，同时又是民族奋起的时代，而且是经由他自己之手埋葬的。这个结局对他个人自然是可悲的，却也因此证明了时代的前进，这才是真正可喜可贺的。
第六部分附录 走向深渊之路（4）
注释：
［1］恩格斯：《反杜林论》，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
［2］［5］周作人：《看云集·麻醉礼赞》。
［3］［4］周作人：《看云集·关于蝙蝠》。
［6］周作人：《艺术与生活·自序二》。
［7］周作人：《看云集·中年》。
［8］鲁迅：《华盖集·青年必读书》，见《鲁迅全集》第3卷，第12页。
［9］周作人：《永日集·〈燕知草〉跋》。
［10］周作人：1933年2月25日《致俞平伯君书》，收《周作人书信》。
［11］周作人：1931年2月3日《与废名君书》，收《周作人书信》。
［12］周作人：《秉烛谈·谈儒家》。
［13］周作人：《秉烛后谈·自己所能做的》。
［14］［15］周作人：《苦茶随笔·〈论语〉小记》。
［16］周作人：《药味集·谈俳文》。
［17］周作人：《夜读抄·后记》。
［18］［23］周作人：《秉烛谈·〈朴丽子〉》。
［19］周作人：《药堂杂文·读书的经验》。
［20］周作人：《瓜豆集·谈日本文化书（其二）》。
［21］周作人：《夜读抄·〈颜氏家训〉》。
［22］周作人：《风雨谈·关于傅青主》。
［24］周作人：《风雨谈·读戒律》。
［25］周作人：《雨天的书·日本的人情美》。
［26］［27］周作人：《我的杂学·四》，收《苦口甘口》。
［28］［29］周作人：《秉烛谈·谈儒家》。
［30］温源宁：《周作人——铁与温雅》，载1936年11月5日《逸经》第17期。
［31］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隐士》，见《鲁迅全集》第6卷，第224页。
［32］参看周建人：《鲁迅和周作人》，载《新文学史料》1983年第4期。
［33］周作人：《苦茶随笔·弃文就武》。
［34］鲁迅：《集外集拾遗补编·势所必至，理有固然》，见《鲁迅全集》第8卷，第380页。
［35］［40］周作人：《谈虎集·排日平议》。
［36］周作人：《看云集·关于征兵》。
［37］周作人：《夜读抄·〈颜氏学记〉》。
［38］周作人：《瓜豆集·谈日本文化书（其二）》。
［39］周作人：《风雨谈·日本管窥之三》。
［41］周作人：《苦竹杂记·日本的衣食住》。
［42］［43］周作人：《知堂乙酉文编·日本管窥之四》。
［44］［47］周作人：《苦茶随笔·关于英雄崇拜》。
［45］周作人：《瓜豆集·再谈油炸鬼》。
［46］周作人：1935年7月6日《致梁实秋书》，见梁实秋《看云集·忆岂明老人》。
［48］周作人：《苦茶随笔·岳飞与秦桧》。
［49］周作人：1937年9月26日《致陶亢德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