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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厌恶那些自以为毫无过失，洁白如鸽子，以攻击别人为天职的人们。
我宁可与有过失的人为伍，只要他们能够自知过失，因为我也并不是全无过失的人。［85］如此坦诚地承认自己“并不是全无过失”，对于伪君子竟如此不能相容，又如此真挚、热情地为青年们辩护，表现了最大的理解与宽容。这都反映了五四那一代人的风貌，至今仍令人神往。
第一部分第三讲 性心理研究与自然人性的追求（5）
（六）
“性与文学”，是五四时期“人的发现”、“文学的发现”必然提出的最尖锐的文学课题之一，并成为新旧文学斗争焦点之一。面对这一具有时代尖端性的文学难题，周作人表现了极大的理论勇气。
他所使用的武器是正在欧洲兴起的弗洛伊德学说。在周作人看来，文学与性的关系并不仅限于“性”是文学表现对象这一层次，它们之间有着天然的十分密切的关系。他这样阐述二者内在的一致性：“诗的创造是一种非意识的冲动，几乎是生理上的需要，仿佛是性欲一般。
”［86］他在分析郁达夫的《沉沦》时也指出：“以广义的性欲为中心”的人的本能“得到相当的发达与满足，便造成平常的幸福的性的生活之基础，又因了升华作用而成为艺术与学问的根本”［87］。可以说，周作人是中国最早用弗洛伊德学说来说明与研究文学的理论家之一。
对于周作人这一代来说，文学与性的问题自然首先是一个道德问题，是对封建伦理道德以至封建传统文化的反叛。周作人说：
禁欲主义或伪善的清净思想盛行之后，常有反动的趋势，大抵倾向于裸露的描写，因以反抗旧潮流的威严，如文艺复兴期的法意各国的一派小说，英国王政复古时代的戏曲，可以算作这类的代表。［88］五四时代正是这样，封建禁欲主义的堤防一旦冲决，婚姻及两性关系问题自然成为社会关注的中心之一，并在文学上得到充分的、甚至是几分露骨的反映。而封建卫道者们也必然要利用禁欲主义的长期统治在人们思想上的影响，攻击新文学。五四时期围绕郁达夫《沉沦》与汪静之《蕙的风》展开的，正是在“文学与性”的题目下所进行的一场新旧文学的斗争。挺身而出保卫新文学表现人的情欲的权利的，正是周作人。他针锋相对地指出：“诗本是人情迸发的声音，所以情诗占着其中的极大地位，正是当然的”，“这旧道德上的不道德，正是情诗的精神”；他的结论是：
……见了《蕙的风》里的“放情地唱”，我们应该认为诗坛解放的一种呼声，期望他精进成就，倘若大惊小怪，以为“革命也不能革到这个地步”，那有如见了小象还怪他比牛大，未免眼光太短了。［89］事实上，只要封建禁欲主义思想在中国还有市场，这类目光短浅的“大惊小怪”还会不断出现，周作人的辩护就仍然保持它的生命力。
周作人在为“性”在新文学中的表现作辩解时，还强调一点：性爱并非只是消遣的娱乐，而是一种“生活的经历”［90］。这在五四时期尤其如此。五四思想解放运动唤醒了中国人民，特别是他们中间最为敏感的青年知识分子，长期被压抑的“人”的欲望，其中也包括情欲，终于从禁锢中释放出来，形成了五四时代的青年所特有的“生的意志”与热烈追求；并且由“理想与实社会的冲突”，以及理想之不能实现而形成一种周作人所说的“青年的现代苦闷”，而性苦闷即“灵肉的冲突”（“情欲与迫压的对抗”）正是这“现代苦闷”的重要方面。可以说，五四时代的“人”（特别是知识分子）的精神生活中无不染上这一“现代苦闷”的忧郁病，这成为一种时代“生活经历”与精神面貌的典型特征。五四时期以及五四以后出现的大量描写性苦闷的作品（郁达夫《沉沦》即其代表作），并不是单纯地表现或展览情欲，恰恰是要通过性苦闷的描写去反映更深层次的“时代苦闷”，也即把性苦闷作为时代人的精神生活经历的一个重要方面去加以表现。周作人把这类作品称之为“非意识的不端方的文学，虽然有猥亵的分子而并无不道德的性质。”［91］这样的讨论已经接触到一个更加实质性的问题：“性爱”，不仅仅是男女之间生理上的交媾，而且积淀了更丰富的精神内容，固然也包括“道德”的内容，却远非“道德”所能涵盖。周作人在《情诗》中引用了性研究专家爱伦凯《恋爱与结婚》里的一段话：“恋爱要求结合，不但为了别一新生命的创造，还因为两个人互相因缘的成为一个新的而且比独自存在更大的生命”；周作人进一步发挥说：“所以性爱是生的无差别与绝对的结合的欲求之表现，这就是宇宙间的爱的目的”，“恋爱因此可以说是宇宙的意义；个体与种族的完成与继续”［92］。在周作人看来，“性的事情确是一个极为纤细复杂的问题”［93］，“性爱”正是这样一种人类的生命现象、生命形态：“爱慕，配偶与生产：这是极平凡极自然，但也是极神秘的事情”；“实在恋爱可以说是一种宗教感情”，“我们不信有人格的神，但因了恋爱而能了解‘求神者’的心情，领会‘入神’与‘忘我’的幸福的境地”［94］；性的“隐密与羞耻的色彩”是人为的，外加的，性的本来面貌必然是“美与庄严”的［95］。正是在性爱过程中，人的精神处于最敏感、最活跃、最自由的状态中；正是人在性爱上的追求与情感、心理感受，能够表现、反映人的精神、生命，甚至宇宙的精神、生命的某些微妙的意义与境界。因此，在真正有深度的文学作品里，性的描写已经超越了性行为本身，而具有某种象征的意义，表现了作家对于人的生命、精神价值境界的某些领悟。“性”成为作家研究、把握、表现“人”的精神、追求的最佳角度之一。如果我们依然拘泥于从性本身的意义上去进行道德的理解与评价，那就必然陷入“无法对话”的“隔膜”。中国传统文化的伦理化倾向，使中国的作家与读者（包括研究者）很容易局限于这种“道德的理解与评价”，即使是周作人也难以避免。他虽然已经看出、并且指明了性爱内含的更宽泛的意义，为“文学与性”的关系指出了更加宽阔的新的前景，但他在具体评价描写性爱的文学（例如情诗）时所提出的标准：“发乎情，止于情”，“可以一切，只要不及于乱”［96］，仍然局限于道德的评价，而且如前所分析，所采取的是一种传统的中庸主义的态度与立场。
周作人所提出的“受戒者的文学”的概念，倒是值得注意的。他在《〈沉沦〉》的末尾，“郑重的声明，《沉沦》是一件艺术的作品，但他是‘受戒者的文学’，而非一般人的读物”。他解释说：“在已经受过人生的密戒，有他的光与影的性的生活的人，自能从这些书里得到希有的力，但是对于正需要性的教育的‘儿童’们却是极不适合的。还有那些不知道人生的严肃的人们也没有诵读的资格，他们会把阿片去当饭吃的。关于这一层区别，我愿读者特别注意。”［97］任何文学作品都应该有自己一定的接受范围，为了儿童的健康发育，在性问题上应该持特别慎重的态度，这都是人们能够理解的。不是说不需要向儿童进行性的教育，但那是有关科学普及读物的任务；以具体的形象描写为主要特点的文学是没有必要，也不可能担负性知识的普及教育任务，这是不言而喻的。
正像周作人所说：“性爱”既是神秘的，又是“极平凡极自然”的事情［98］。五四时期文学对性问题的关注，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文学从注目“英雄豪杰的事业，才子佳人的幸福”转向“记载世间普通男女的悲欢成败”，表现包括性生活在内的平凡的日常生活［99］。周作人所提倡的“平民文学”的出现，构成了五四时期“文学的发现”的一个重要方面。而整个五四时代对于性问题的思考与关注，则是表明：“人”正在回到对于自身的研究。这“人”的觉醒又是民族觉醒的开端，因为它标志着，我们民族正在开始与“把人不当人”的封建的古老的旧世界决裂，走向现代化的新时代。而无论是“人的发现”，还是“文学的发现”，周作人无疑都是一位重要的先驱者，历史将会记下这一点。
第一部分第三讲 性心理研究与自然人性的追求（6）
注释：
［1］沈从文：《〈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见《沈从文文集》第11卷，第41页。
［2］周作人在《雨天的书·自序二》里说：“我平素最讨厌的是道学家，……岂知这正因为自己是一个道德家的缘故；我想破坏他们的伪道德不道德的道德，其实却同时非意识地想建设起自己所信的新的道德来。我看自己一篇篇的文章，里边都含着道德的色彩与光芒……。”［3］周作人：《艺术与生活·人的文学》。
［4］周作人曾一再强调，“别人的思想总比我的高明，别人的文章总比我的美妙”，“应该少作多译，这才是胜业”（参看周作人《谈虎集·胜业》、《谈龙集·〈自己的园地〉旧序》）。
［5］周作人：《谈虎集·抱犊谷通信》。
［6］周作人：《秉烛谈·〈双节堂庸训〉》。
［7］鲁迅：1918年8月20日《致许寿裳书》，见《鲁迅全集》第11卷，第354页。
［8］周作人：《自己的园地·〈旧梦〉序》。
［9］［11］［12］［13］周作人：《永日集·妇女问题与东方文明等》。
［10］沈雁冰、周作人、周建人、胡愈之等：《妇女问题研究会宣言》，载1922年8月1日《晨报副刊》。
［14］周作人：《谈虎集·妇女运动与常识》。
［15］载1919年10月15日《少年中国》第1卷第4期。
［16］［17］周作人：《谈虎集·北沟沿通信》。
［18］周作人：《瓜豆集·鬼怒川事件》。
［19］周作人：《周作人自述》，载1934年12月上海北新书局初版《周作人论》。
［20］周作人：《不宽容问题》，载1925年8月31日《语丝》第42期。
［21］周作人：《雨天的书·读〈欲海回狂〉》。
［22］［24］［29］周作人：《谈虎集·萨满教的礼教思想》。
［23］周作人：《谈虎集·风纪之柔脆》。
［25］周作人：《谈虎集·再求雨》。
［26］王华甫、周作人：《南开与淫书》，载1926年10月9日《语丝》第100期。
［27］［28］周作人：《谈龙集·读〈性的崇拜〉》。
［30］周作人：《谈虎集·抱犊谷通信》。
［31］周作人：《雨天的书·狗抓地毯》。
［32］周作人：《谈龙集·〈初夜权〉序言》。
［33］大名道人、季遐、岂明（周作人）：《谈“闹房”》，载1927年2月26日《语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