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研究二十一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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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研究二十一讲- 第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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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周作人:《雨天的书·狗抓地毯》。    
    [32]周作人:《谈龙集·〈初夜权〉序言》。    
    [33]大名道人、季遐、岂明(周作人):《谈“闹房”》,载1927年2月26日《语丝》第120期。    
    [34]周作人:《谈虎集·“重来”》。    
    [35]周作人:《自己的园地·文艺与道德》。    
    [36]周作人:《秉烛后谈·谈卓文君》。    
    [37]周作人:《关于假道学》,载1926年11月13日《语丝》第105期。    
    [38]周作人:《自己的园地·〈爱的创作〉》。    
    [39]周作人:《谈虎集·抱犊谷通信》。    
    [40]周作人:《谈虎集·半春》。    
    [41]周作人:《谈虎集·风纪之柔脆》。    
    [42]周作人:《〈水浒〉里的杀人》,载1936年10月17日《世界日报·明珠》第17期。    
    [43]周作人:《答蓝志先书》,载1919年4月15日《新青年》第6卷第4号。    
    [44]周作人:《自己的园地·〈结婚的爱〉》。    
    [45]周作人:《艺术与生活·人的文学》。    
    [46]周作人:《谈龙集·〈爱的成年〉》。    
    [47][49][51]周作人:《雨天的书·读〈欲海回狂〉》。    
    [48]周作人:《自己的园地·〈沉沦〉》。    
    [50][62][67]周作人:《雨天的书·读〈纺轮的故事〉》。    
    [52]参看周作人:《艺术与生活·人的文学》。    
    [53]这也是五四时代的思潮。恽代英在《结婚问题之研究》(载1917年7月15日《东方杂志》第14卷第7号)中即指出:“吾人之结婚而生殖,乃出于吾人性欲相引之自然结果,犹如一切鸟兽之生殖,出于其性欲相引之自然结果,均非先有生殖之责任而生殖,亦非无生殖之责任即不生殖也。”[54]周作人:《谈龙集·汉译〈古事记〉神代卷引言》。    
    [55][56][58][60][61]周作人:《谈虎集·北沟沿通信》。    
    [57]周作人在《北沟沿通信》里引用威尼斯地方谚语,“云女子应有四种相,即是:街上安详,寺内端庄,家中勤勉,□□颠狂”。    
    [59]鲁迅:《而已集·小杂感》,见《鲁迅全集》第3卷,第531页。    
    [63][64]周作人:《谈虎集·新希腊与中国》。    
    [65]周作人:《谈虎集·民众的诗歌》。    
    [66]周作人在考察自己家乡的民性时,也一再感叹:“不知从什么时候起的,绍兴的风水变了的缘故罢,本地所出的人才几乎限于师爷与钱店官这两种,专以苛细精干见长,那种豪放的气象已全然消灭……”(《泽泻集·〈陶庵梦忆〉序》)对于故乡民性中原始人性的“放恣”状态(《药堂语录·〈九烟遗集〉》),周作人始终是引以为豪的。    
    [68]周作人:《雨天的书·生活之艺术》。    
    [69]鲁迅先生在《集外集拾遗补编·关于知识阶级》里说:“……中国人,凡是做文章,总说‘有利然而又有弊’,这最足以代表知识阶级的思想。其实无论什么都是有弊的……”见《鲁迅全集》第8卷,第189页。    
    [70]周作人:《谈虎集·半春》。    
    [71]周作人:《苦竹杂记·文章的放荡》。    
    [72]载《新青年》第4卷第5号。    
    [73][74][75]周作人:《自己的园地·〈爱的创作〉》。    
    [76]周作人:《谈龙集·〈香园〉》。    
    [77][78]周作人:《自己的园地·〈结婚的爱〉》。    
    [79]周作人在《人的文学》里说,关于“两性的爱”,他所坚持的首先是“男女两性本位的平等”。    
    [80][84]周作人:《谈虎集·抱犊谷通信》。    
    [81]周作人在《夜读抄·性的心理》一文中引用蔼理斯的观点,具体提出两条限制:(1)    
    不关系医学,即不损害健康;(2)不关系法律,即不损害他人健康与权利。    
    [82][83][85]周作人:《谈虎集·一封反对新文化的信》。    
    [86]周作人:《自己的园地·诗的效用》。    
    [87][88][97]周作人:《自己的园地·〈沉沦〉》。    
    [89][90][92][94][96][98]周作人:《自己的园地·情诗》。    
    [91]以上引语均见周作人:《自己的园地·〈沉沦〉》。    
    [93]周作人:《谈龙集·森鸥外博士》。    
    [95]周作人:《〈性教育的示儿编〉序》,载1929年9月16日《北新》第3卷第17号。    
    [99]周作人:《艺术与生活·平民的文学》。


第二部分第五讲 民俗学研究与国民性的考察(1)

    (一)    
    民俗学研究也是五四时期的“显学”之一,周作人无疑是中国民俗学的一位重要先驱者。    
    中国人是从日本那里知道民俗学的。据介绍,民俗学是1884年从欧洲传入日本的[1],当时,正是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学术界迫切要求向西方学习现代科学知识。民俗学最初传入日本时,与社会人类学、文化人类学以至民族学、社会学都没有严格的区分,据周作人回忆,他于1906年初到日本留学时,就是从人类学的角度接触民俗学的。他读了神话学人类学派学者安特路朗的《习俗与神话》、《神话仪式与宗教》这两本书,思想上受到了极大震动。他后来回忆说,“我因了安特路朗的人类学派的解说,不但懂得了神话及其同类的故事,而且也知道了文化人类学”,“有些我们平常最不可解的神圣或猥亵的事项,经那么一说明,神秘的面幕倏尔落下”[2]。所谓神话学人类学派,即是认为古代人“与今时某种土人其心理状态有类似之处”[3],因此,可以用今天在一些野蛮民族中“尚有存留的信仰推测古时(神话中)已经遗忘的意思”[4]。这种礼教习俗研究方法,最初就称之为“民俗学的方法”。据钟敬文介绍,“从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我国神话、故事方面研究观点主要受到这一派的影响”,“这个学派是在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正风靡学界的时候,把它应用到人文科学(原始文化史、神话学及故事学、民俗学等)上来,而使这方面的研究面目一新的”,它所采取的方法“是一种实证主义的方法,跟那些只凭思辨的方法是很不相同的。这也是此派成为比较科学的神话学、故事学的主要原因”[5]。周作人正是神话学人类学派的主要介绍者与倡导者之一。他于1912年至1914年间所写的《童话略论》、《童话研究》、《儿歌之研究》,特别是《古童话释义》,即是运用神话学人类学派的理论研究中国神话、传说与童话的最初尝试,也是我国最早的民俗学研究成果。也正是在写于1913年的《童话略论》里周作人明确指出,“童话研究当以民俗学为据,探讨其本原”。他在我国第一次提出了“民俗学”的概念——这时仍然没有与文化人类学、社会人类学严格区别开来。    
    差不多在周作人开始着手中国神话学、童话学研究的同时,1913年日本民俗学者柳田国男等人引人注目地开始了“乡土研究”,其最大特点是注重下层人民,特别是农民的生活;“不只是文献上的排比推测,乃是从实际的民间生活下手”,注意民间传说、故事、民间歌谣的搜集、整理与研究[6]。正如周作人所说,“柳田对于儿童与农民的感情比得上任何人,他的同情与忧虑都是实在的”。明治末年,日俄战争之后,日本农村发生了极大变化,柳田目睹“古昔的传统的诗趣在今日都市生活里忽而断绝,下一代的国民就接受不著了事”,“平常人心情不被珍重纪录,言语文章的用法有苛酷的限制”,这都引起了柳田的忧虑,周作人也深有“同感”[7]。于是,他的民俗学研究又深深地打上了柳田国男“乡土研究”的烙印,使他于童话、神话、习俗的研究外,又注意到了平常人的日常生活方式及民间歌谣、传说的研究。1914年,他甚至在《绍兴县教育会月刊》上公开征集绍兴儿歌、童话,启事中言,“作人今欲采集儿歌、童话,录为一编,以存越国土风之特色,为民俗学研究、儿童教育之资材,即大人读之,如闻天籁,起怀旧之思”[8],可见所受柳田国男的影响。    
    本世纪初,周作人的上述活动尽管是中国现代民俗学研究的重要开端,但大都限于个人的兴趣;真正大规模的民俗学研究,是从五四时期开始的。    
    首先开展的是歌谣征集活动。1918年2月1日《北京大学日刊》发表《北京大学征集歌谣简章》,并且同时宣布由刘半农、沈尹默、周作人负责编辑,钱玄同、沈兼士考订方言。征集活动得到了蔡元培和北大广大师生的支持。短短两个月就收到歌谣1100馀则,从5月末起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刊载,共148首。中间经过一番曲折,1920年12月19日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正式成立,由沈兼士、周作人共同主持。1922年12月17日举行歌谣征集成果展览会,并创刊《歌谣》周刊,由周作人、常惠等负责编辑。周作人亲自起草了《歌谣》发刊词,明确提出:    
    本会搜集歌谣的目的共有两种:一是学术的,一是文艺的。……歌谣是民俗学上的一种重要资料,我们把他辑录起来,以备专门的研究;这是第一个目的。……从这学术的资料之中,再由文艺批评的眼光加以选择,编成一部国民心声的选集。意大利的卫太尔曾说,“根据在这些歌谣之上,根据在人民的真感情之上,一种新的‘民族的诗’也许能产生出来”,所以这种工作不仅在表彰现在隐藏着的光辉,还在引起未来的民族的诗的发展。    
    以后,根据周作人的建议,歌谣研究会又改名为“民俗学会”,扩大歌谣收集范围,一切方言、故事、神话、风俗等材料,俱在其列。1925年10月,周作人与钱玄同、常惠联合署名发表《征求猥亵的歌谣启》[9],计划编辑《猥亵歌谣集》及《猥亵语汇》(后未果),以“从这里窥测中国民众的性的心理,看他们(也就是咱们)对于两性关系有怎样的意见与兴味”。正是在民俗学会的指导与推动下,更全面地展开了我国民俗学研究,并且很快出现了顾颉刚《孟姜女故事的演变》等一批最初成果;周作人为之作序的就有刘半农《江阴船歌》、刘经庵《歌谣与妇女》、林培庐《潮州畲歌集》、江绍原《发须爪》、谷万川《大黑狼的故事》等。    
    1924年11月《语丝》创刊,在周作人主持下,《语丝》十分重视民俗学研究。《语丝》上经常刊载中外民歌、民间故事及有关研究,以及民俗的整理与讨论。值得注意的是,《语丝》中上述民俗学资料的搜集与讨论,常与《语丝》作者所特别关注的“社会批评”与“文明批评”结合在一起,产生了很大影响。    
    三十年代,我国民俗学研究又有了新的发展,研究中心逐渐南移,继广东中山大学成立民俗学会之后,南方许多省市相继成立类似组织[10],其中以广东、杭州成绩最为显著,我国第二代的民俗学研究者迅速成长起来。周作人这时虽已不再担负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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