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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秦王派兵攻打韩国，韩国派韩非到秦国去当使者，秦始皇喜不胜喜。秦王和韩非见面后，谈得很融洽，很想重用他。这时秦王左右的大臣都有点不服气，特别是李斯对韩非更加嫉视。因为他知道韩非很有才干，学问又高，万一秦王重用了他，至少自己的宰相做不成了。李斯就暗中联合其他大臣在秦王面前说韩非的坏话。说韩非是韩国的贵族，他终究是心向韩国的。秦国和韩国是敌对的国家，若重用了他，韩非会为韩国打算，不会真心为秦国的。如果放走他，让他到别国去，万一被人重用，和秦国捣起乱来，也是个麻烦。不如找个借口把他杀了。秦王就把韩非关进监狱，还在考虑：用他，放他，还是杀他。李斯又使人威吓韩非，韩非被迫在狱中自杀了。秦王考虑了很久，觉得韩非毕竟是个人才，最后下命令释放他出狱，还是想重用他，但是韩非已经死了，来不及了。
对此，古代史学家司马迁写道：“我独独为韩非而悲痛，他的《说难》写得那么好，可惜自己没有摆脱杀身之祸。”
韩非是战国（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后半期韩国的一个没落贵族，幼时跟当时的大学者荀子读过书。他有些口吃（结巴），不大能讲话，但是能写文章。他的文章写得条理清楚，分析深刻，有说服力。
韩非约生于公元前289年，他的年龄和李斯差不多。他死于公元前233年，活了50多岁。
韩非年轻时曾上书韩王，要求变法，意在富国强兵。韩国是个小国，是秦王首先要并吞的对象。在往昔的战争中，韩国多次失败，总是丧师失地，面临着亡国的危险。韩非立志救亡图存，有一片改革之心。一位前辈曾经警告韩非说：搞改革是件非常危险的事情，“危于身而殆于躯”，还是算了吧，吴起和商鞅都因实行改革遭到了杀身之祸。韩非不计个人安危，说他之所以要“立法术，设度数”，“废先生之教”，目的是为了“利民萌，便众庶”。韩王最终不采纳韩非的意见，使他十分失望。
从此，他专心著书，研究法家理论，成为法家的集大成者。他的著作经后人编在一处，称为《韩非子》。古人经常用人名当书名，像墨子的著作叫《墨子》，孟子的著作叫《孟子》，荀子、庄子、老子也都是这样的。韩非的著作在当时各国都有流传的抄本，在秦国也有过广泛的影响。
第二部分法、术、势
早在韩非以前，已经有许多社会改革家提出改革奴隶制度，实行封建制度，统一全国的要求。他们也提出了一些办法。有些人认为要取消世袭旧贵族，改为封建制，国君要有三件法宝———法、术、势。韩非继承了这种说法，并且有了发展。
法是由国君颁布的法令条文，要求全国人人知道，共同遵守。这些公开的条文，定出什么事应当做，做了有赏；什么事不应当做，做了要受罚。这样，全国人民有了共同的标准，事情就好办，国君只要用赏罚，就可以支配全国人民了。这是古代封建统治者统治人民的一般的办法。当然，这种法，不是约束国君的。法是按照国君的意志，为镇压人民的反抗而制定的。有了法，比如说，国君制定了作战中杀死敌人的有赏、败了逃回的受罚，那么国君只要用这件法宝，就能驱使人民为他拼命打仗了。
什么是术？术是国君为了支配他的大臣，运用种种手段，使大臣猜不透他的意图，就不敢捣鬼。术是只有国君自己知道，不能公开暴露的。比如，国君不暴露他的喜怒、好恶，大臣猜不透他心里在想什么，就只好陪着小心，谨谨慎慎地听国君的差遣。因为统治阶级为了争夺利益，经常钩心斗角，他们中间矛盾很多。国君防备大臣篡夺他的地位，大臣也要设法保持自己的地位，而不是甘心情愿地为国君做事。所以韩非从国君的利益出发，叫国君对大臣随时警惕，必须用术。
势是权位、势力。韩非认为推行法令，使用权术，没有势力是不行的。他曾说，孔子被认为圣人，可是孔子一辈子只有七十个学生追随他。和孔子同时，统治鲁国的鲁哀公不过是个平常的国君，可是他掌握着鲁国的政权，有权有势，所以连孔子那样的圣人也只好听从他的支配。他还说，即使尧、舜那样的国君，如果失去国君的地位，没有国君的权势，天下人谁肯听他的？恐怕连三个人也管不了，更不必说管理天下了。
因此，韩非认为法、术、势三者是一个封建专制的国君必不可少的三件法宝。这三件法宝，运用起来要有机地结合。有法无术，难免大臣捣乱；有术无法，全国人不知道应走的方向，国家力量不能集中，不能使国家富强；有法、有术没有势，法和术都无法实现，无力推行。他这三件法宝，体现了当时统治者和被统治的人民之间，以及统治阶级内部的深刻矛盾，更体现了专制集权的倾向。但是，这个时代正是从分散的、割据的国家走向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国家的前夜，韩非这种主张还是符合当时的历史要求的。
第二部分检验真理的标准
韩非说，比如判断刀剑的利钝，只看刀剑所用金属原料的颜色，即使善铸剑的专家也难于肯定它是不是合乎标准。试用铸成的刀剑宰杀动物，那就随便什么人都能分辨出刀剑的锋口快不快。再比如挑选好马，只看马的年龄、形状，即使善相马的内行人，也未必能够完全判定马的好坏。只要将马驾上车跑一趟，那就随便什么人都能分别出马的好坏了。再比如，大家都睡觉时，无法分辨谁是盲人；都在静默不说话时，无法分别谁是哑巴。只要喊醒睡觉的，叫他们看各种颜色，提出问题使哑巴回答，那么瞎子、哑巴就无法掩饰他们的缺陷了。韩非由此得出结论说，判断一个人的言论和行动是否正确，不能光凭他本人自己说了就算，应该通过他言行的效果来作考验。
什么是正确和错误的标准呢？韩非认为适合新制度、合乎改革要求的是正确的；相反的就不正确。当时孔子一派的儒者认为他们的学说符合古代圣人尧舜的精神，因而他们的学说是正确的。墨子一派也认为他们的学说符合古代圣人尧舜的精神，因而他们的学说是正确的。韩非说，他们两派学者都自以为自己说的是真正得到尧舜的精神，可是尧舜早已死了一千多年，人死了不能复活，谁能判断他们的真假呢？因此，他说，盲目相信古人，不动脑筋，这就是傻子；不管是非真假，一味乱说，这就是骗子。这两派的争论，因为无法参验，他们不是傻子，就是骗子。
韩非在这里反对的是复古主义者提出早已死去的“圣人”作幌子，乘机宣扬他们回到尧舜时代的倒退的历史观。韩非认为，当前主要的任务是研究如何改革旧制度，建立新制度，其余的复古主义的言论都是有害的。他用“参验”的方法，去反驳那些开口尧舜、闭口尧舜的复古主义者反对改革的理由。他这种反驳是很有力的。
第二部分韩非的“人口论”
韩非在论证为什么要进行社会政治制度的改革时，曾说过，一个人有五个儿子不算多，是平常的事。五个儿子又可以每人各生五个儿子。这样，祖父还不曾死，就有了二十五个孙子。可是，人口增加得这样快，物质财富却没有增加。和古代比较，古代人口少，生活资料容易取得。男人不必耕田，草木野果足够充饥；妇女不必纺织，禽兽的皮毛足供穿着。古时的人民没有争夺，没有战争；没有刑法，害人作乱的人也很少。这主要在于古人生活比后来人过得宽裕。现在，人口多，财富少，所以经常引起争夺，发生战争。如果不加强中央集权的统治，就无法安定社会秩序。
韩非认为古代人谋生容易，认为有足够的禽兽皮毛可以穿，有足够的野生果实可以吃，这是不符合历史情况的。古人的生产工具十分简陋，靠体力和野兽搏斗，打野兽并不是那么容易，倒是比后来困难得多。韩非的那种揣测是没有事实根据的。人，首先是生产者，其次才是消费者，我们不能认为人口多了，对物质财富只有消耗的作用，不能增加生产。物质财富是随着社会发展而增加的，生产力发展了，生活水平一般是要提高的。当古代社会，生产力十分低下，人口急剧增加，的确会给人民生活带来困难。即使在近代，像第三世界的许多国家那样，生产发展的速度落后于人口增长速度，也会给社会造成严重贫困。韩非的“人口论”可谓独具卓识。但是韩非把人口增殖说成是造成贫困的惟一原因，是有问题的。
但是，我们必须指出，韩非的人口论，目的在于论证社会制度改革的必要性，在于说明古代和后来的历史情况不同；情况变了，自然制度也要随着变。这种观点是十分可贵的，因为它有发展的观点。还有，他论证社会的发展，不是从宗教迷信的观点出发。他不承认社会历史的变革是由于上帝意志的安排，却力图摆脱宗教迷信的影响，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方面说明引起社会变化的原因。这种见解也是十分可贵的。
同时，韩非是注意到“人口危机论”的第一人。还是在《五蠹》篇中，韩非认为父生子、子生孙、孙生重孙，会导致人口爆炸，危急人类资源。作为一个注重实际的哲人，他算的那笔人口账，也许算不上科学（未考虑死亡率等因素），但在那样的一个把人口多寡视为自己国力象征之一的战国年代，能够跳出政治圈外，站在人类生存的角度看待这一问题，不能不佩服韩非在历史进化论上的独到之处。
第二部分仆人的困境
即使在同一种角色和德行内，有时也会产生冲突。
《韩非子》中讲了一个很有寓意的故事。有这样一个仆人，他忠心耿耿地服侍着一位将军。他的将军希望得到什么，他都会尽他的能力来帮助主人达到目的。将军正在指挥一场生死攸关的战争。可这位将军也是一个嗜酒如命的人，在夜晚来临的时候，即使是指挥如此重要的一场战争，他也还要一醉方休。军营里对饮酒是有严格规定的，所以要想找到酒可不容易。这位仆人出于对主人的忠心，他还是想方设法弄到了酒，结果将军喝得酩酊大醉，半夜中敌方大队人马偷袭军营，醉得像一滩烂泥的将军怎么也无法镇定，最终死于乱军之中。这个故事说明，仆人对将军的忠有两种：满足将军的嗜好是小忠，而帮助将军完成他的任务却是大忠；仆人只是一味尽忠，但却不区分大忠与小忠，结果以小忠害了大忠。
类似的故事又发生在另一个仆人身上。一个女仆侍奉着主父和主母。主母是个红杏出墙的风流女子，并谋划着用毒酒杀害她的丈夫。女仆发觉了这个阴谋，当主母让他端着毒酒给回家的主父时，女仆心里产生了激烈的斗争：如果把毒酒给了主父，那是对主父的不忠；如果揭穿主母的阴谋，主母的命运可想而知，也是对主母的不忠。到底该怎么办呢？女仆选择了一个在她看来两全其美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