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514年，王守仁和罗钦顺俩人都在南京，彼此朝夕相见，少不了争论。1519年，罗钦顺读了王守仁的《传习录》，不同意王守仁的观点。1520年，王守仁从南昌去赣州途中，路过江西泰和，又与罗钦顺发生一场激烈的争论。直到王守仁1529年死前，这场争辩还在继续。
这次在泰和见面，王守仁将《大学》古本与《朱子晚年定论》两书送给罗钦顺。罗钦顺读了这两本书，便立即写信给王守仁，展开辩论。在信中，罗钦顺从自然观、认识论等方面提出与王守仁不同的看法，认为物就是物，人也是物的一种；万物都是阴阳两种对立的势力———“乾坤”的产物。同时，他还指出了王守仁颠倒朱熹著作年代的错误。
王守仁接信后，匆匆发舟离开泰和。在船上，他给罗钦顺写了一封回信，不得不承认在编辑《朱子晚年定论》时对作品年代早晚没有做考究的功夫，羞羞答答地认了错，但他马上又拉回面子，为自己的错误辩解，还说：“虽不必尽出晚年，固多出于晚年者矣！”在其他一系列问题上，王守仁仍然坚持自己的主观唯心主义观点。
第四部分“我要复仇”
陈亮（1143—1194年）南宋政治家、哲学家、词人，才气超群。他一生主张富国强兵，反对忍辱卖国，在国家危亡之秋，力主抗金，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他的功利之学。
他的曾祖父死于抗金。为了复仇，他研究历史、兵法，考究了汉唐以来用兵的成败得失，写下了《酌古论》，要以这作为抗金的借鉴，“慨然有经略四方之志”。郡守周葵读了《酌古论》后，对陈亮十分赏识，另眼相看，把他作为上客，并鼓励说：“日后你必然会成为国家的人才啊！”
等到周葵任监察御史时，每次商讨问题，一定派人去拜请陈亮。陈亮因此有机会结交当时一些英雄豪杰。周葵还授给陈亮《中庸》和《大学》两本书，说：“你精读它，就可以通晓生命之说了。”从此，陈亮决心尽力于国家。
隆兴初年，宋王朝决定同金人妥协，签订和约。主和派都赞成，认为这样可以得到“休养生息”。只有陈亮坚决反对。因而他向宋孝宗上书，写下了《中兴五论》，明确抗金的主张，要经营荆襄作为抗金根据地，以控制中原并提出“节浮费，斥虚文、严政条、惩奸吏”等政治措施，以图国家中兴。可是，朝廷对此却置之不理。他环视钱墉这个帝王所在的地方，喟然慨叹道：“看来此京城要被水淹灌啦！因为它的地下与西湖水相通啊！”
淳熙五年，宋孝宗已经在位17年，陈亮又上书给孝宗，分析了当时的局势，要求扭转对金人妥协求和的局面，提出收复失地的计划，指责秦桧“忍耻事仇，饰太平于一隅以为欺，其罪可胜诛哉！”孝宗看了陈亮的奏章，震动很大，准备在朝堂公布以激励群臣，便用北宋隐士种放召入京，授左司谏的事迹，召他上殿，准备提拔和任用他。可是，左右大臣没有人知道陈亮是谁，只有曾觌知道。曾觌将要接见陈亮。陈亮以此为耻，越墙而逃。曾觌因陈亮不往见，心里很不高兴。大臣们都讨厌陈亮的直言不讳，就一起诋毁他。因此，都堂（尚书省总办公处）奉命去陈亮住处审察一番。宰相拿着圣旨来临，问陈亮想说什么，陈亮说：“还有什么可说？无非又被贬斥！”结果正合宰相之意。
后来陈亮因多次被捕入狱，心中更加愤愤不平。他被释放归家后，更加立志读书，学识也十分广博。陈亮曾说过：“下功夫研究义理的精微，辨析古今的异同。”他以“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的大无畏气概，反对朱熹的道学。
高宗死时，金人派遣使者前来吊丧，书简言辞傲慢。陈亮亲自到金陵京口考察了地形，再上书给孝宗皇帝。他分析了当时的实际情况，指出古今“书册不足凭”，激励孝宗恢复中原。上书后，陈亮反被封建统治者诬为“狂怪”，但陈亮的抗战思想始终如一。他晚年赋诗道：“复仇自是平生志，勿谓儒臣鬓发苍。”表达了他饱满的爱国主义热情。
第四部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这句话出自北宋著名儒者范仲淹所作的《岳阳楼记》。该文记载巴陵太守在洞庭湖畔修建了岳阳楼（在今湖南岳阳市），是观看洞庭湖景色的好去处。作者由此想到，那些到楼上观看湖光山色的人们一定会有许多感想。当天气晴朗，景色美好时，他们会兴致勃勃，得意洋洋；假如天气恶劣，景色凄凉，可能又会感伤万千，哀叹命运的不公。在作者看来，这些人的喜怒哀乐，都不过由于个人的命运、山水的景色而引起的，因而是不足称道的。
作者说，他曾经研究了古代仁人的心，发现和上面这些人是不一样的。他们居于朝廷重要的位置时，会为人民的生活而忧心；当他们受到处罚，甚至是错误处罚，离开朝廷，处于边远地区的时候，会为国家的安危、君主的命运而忧心。这样的人，做官时忧愁，不做官时也忧愁，那么，他们还有没有快乐的时候呢？作者说，有的，他们在天下人将有忧愁之前，就在为天下的命运忧愁；在天下人都享受到欢乐之后，才去分享天下的欢乐。作者表示，自己所向往的，就是这样的人。这就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范仲淹的思想，后来又被简要概括为“忧国忧民”。其实这是儒学的一贯传统；它要求一个儒者把维护国家、君主的安全当做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不考虑自己的得失甚至生死。
第四部分神童、盲童的不同命运
北宋学者王安石在他的文章《伤仲永》中描述了一个神童不学而变平庸的故事：
北宋时期，江西金溪这个地方出了个神童叫方仲永。方仲永出生于世代种地的农民家庭，父母都不识字，家里也没有什么与读书、写文章相关的东西。但方仲永天赋极好，很小的时候就喜欢读书写字，5岁时就用父亲从邻居那里借来的纸和笔写了一首诗，诗的内容是关于孝敬父母、和睦宗族的，整个村子里的人都被他的天才惊呆了；秀才们看了这首诗，也禁不住啧啧称奇。打这以后，方仲永作诗一发不可收拾，只要别人说出题目来，他立刻能够写出合辙压韵的诗来，并且文采也不错。出了这样一个会写诗的神童，当地的人都很好奇，大家经常给方仲永的父亲送去钱财，请小神童当场写诗。可是，方仲永的父亲把他当作摇钱树，带着他成天表演写诗，不让他接受教育。所以，到了十二三岁的时候，方仲永还能写诗，但已经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了。等到方仲永长大成人，已经完全混同于常人，没有任何才气可言了。一个超常的天才就这样默默无闻地消失了。神童为什么变平庸，一句话，后天不学习而已。
王安石记述这个故事之后十分感慨，在他看来，我们人类天赋的智力水平虽然有差别，但却仅仅是一个起点，一个人最终是聪明还是愚蠢，主要还是由后天的学习来决定。像方仲永这样的天才的出现是极其偶然、少见的，可是，就是这样的天才，由于不注重后天的学习，也变成了一个庸人。由此看来，如果我们普通人不好好学习，在后天的生活实践中激发出自己潜在的能力，那就更可悲了！
第四部分专心思想的圣人
王安石的性格很特殊。他勤奋好学，勤于思考。终日目不停转，视物如射，意行直前，热心济世，却不够圆滑，无法和任何人相处。他不修边幅，因而远近闻名。苏洵在一篇文章中说他“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说他“囚首麦面而谈诗书”。不知道王安石是否喜欢这样的“盛名”，不过我们不难相信，一个专心思想的人往往忽略自己的外表。
据说他从来不换外袍。有一次，几个朋友陪他上庙里的澡堂。他洗澡的时候，朋友们偷偷留下一件干净的袍子，看他会不会发现衣服换过了。王安石穿着袍子走出浴室，完全没有发觉朋友的举动。反正他穿上了一件袍子就行了。
还有一次，朋友们对王安石的夫人说，她丈夫喜欢吃兔肉丝。他夫人大吃一惊，说：“他从来不注意饭菜，怎么会突然喜欢吃兔肉丝呢？你们是怎么知道的？”朋友说：“因为饭桌上的一盘兔肉丝全被他吃光了，而别的菜他连动也不去动。”夫人问：“那盘肉放在哪儿？”朋友说：“就在他面前。”夫人明白了，对朋友说：“我告诉你们，你们明天把别的菜放在他面前，看看有什么结果。”
第二天，朋友们把菜换了位置，兔肉丝离他远远的，然后看他吃。王安石开始夹面前的菜，根本不知道桌上有兔肉。
王安石担任扬州太守的幕僚时，通宵用功读书。当时韩琦任太守，后来升至宰相。王安石常开夜车，在椅子上打盹。韩琦看到他这个样子，以为他纵情女色，便告诫他说：“年轻人，我劝你利用少年时光多读书。”王安石呆呆站着，没有解释，临别时告诉朋友们说，韩琦不欣赏他。后来，王安石的文名一天天升高，韩琦才改变对他的看法，收他做门人，但王安石还是很气愤。王安石在京师得高位那时，也正是韩琦罢相的时候。王安石每天勤写日记，记满70大本。他在日记中说：“韩琦貌美，余一无可道。”
第四部分无稽之言勿信
在批判宋明理学是非标准论的基础上，王廷相提出“无稽之言勿信”，提醒人们不要相信那些没有经过实践验证的空谈。他还以自己的实际考察、实际经验作为是非标准，对一些传统观点提出批评。
在王廷相生活的时代，社会上流行一种说法，说春天的雪花是五瓣的，不像冬天的雪花是六瓣的，由于这是前代儒者的话，大家都深信不疑。但王廷相通过实际考察，却发现这个说法是错误的，他说：“人们都说春天的雪花是五瓣的。我是北方人，每遇到春天下雪时，都用衣袖接住雪花查看，发现春天的雪花和冬天的雪花一样都是六瓣的。但大家都把前代儒者的话当作真理，以讹传讹，错了很久。”
儒家经典《诗经·小雅》上有句诗：“螟蛉有子，蜾赢负之。”螟蛉指桑叶上的小青虫，蜾赢俗名叫土蜂。朱熹在《诗经集传》中解释说：“土蜂取来青虫的幼子放到树洞中，七天之后，青虫的幼子就变化成为蜾赢的幼子了。”由于朱熹的权威，大家都对这个解释深信不疑。但王廷相却不以为然，他记载了自己实地考察的结果：“我在乡里居住时，年年取土蜂的巢穴观察，发现土蜂每做好一个巢穴，就先生下一个幼子在里面，然后捉一些桑叶上的青虫和草地上的花蜘蛛来填满巢穴，几天后，土蜂的幼子出生了，先后吃掉那些青虫和花蜘蛛，长成一个蛹，几日后又从蛹蜕变为土峰。年年考察，年年如此。可见包括大儒朱熹在内的前人往往不认真观物，以讹传讹，他们这些没有经过实际验证的无稽之言实在不可信。”原来，不是青虫的幼子变成了土蜂，而是土蜂的幼子把青虫的幼子当食物吃掉了，这是动物的生存智慧，包括大儒朱熹在内的前人不加考察，结果上了土蜂的当。
第四部分黄宗羲锥刺阉党分子
明思宗即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