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求学者，不论谁请教他，提出什么疑难问题，他都耐心尽力解答，因此，他的声名和影响遍及麻城和黄安之间。有时，也有一些名门妇女来听讲就学。有人说：“女人见识短浅，不能学道呀！”李贽立即说：“讲人有男女性别之分，可以；讲见识有男女之分，哪行？讲见识有长有短，可以；但讲男子见识都长，女子见识都短，可以吗？况且那些为学法而来的女子，甚至比男子还强啊！”他愈说愈激昂，使大家都很惊讶。李贽说的“男子不如”者，是指梅国桢（曾任兵部右侍郎、总督宣大山西军务）的女儿谵然，她寡而信佛，归依李贽，李贽把她比作男子，为她著《观音问》等书。
由于李贽主张学道不分男女，因此，麻、黄间的士大夫们大哗，流言蜚语铺天盖地，他们攻击李贽，诋毁他“左道（偏道）惑众”，想驱逐他。李贽对此却付之轻蔑一笑，说：“我左道吗？那给加冠好啦！”于是，他穿起旧日的官服，以示反抗。
第四部分“我是仲尼的哥哥”
为了打击那些借孔子为幌子欺世盗名的伪学者、假道学，李贽对所谓圣人孔子作了深刻的批判。他针对朱熹鼓吹的“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故意编选了一个故事来进行嘲讽。他说，有个尊儒的道学者，穿着高底大鞋，长袖阔带，戴着三纲五常的桂冠，披着“人伦”的外衣，拾起一两张纸墨，私下用嘴唇吻了几下，自称是孔子的门徒。
有一次，他遇到刘谐。刘谐是个聪明人，见这个儒者的怪模样，便笑他说：“哦！你这样大概不知道我是仲尼的哥哥吧！”这位儒者勃然大怒，说：“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你是什么人，竟敢做仲尼的哥哥！”
刘谐幽默地说：“难怪伏羲氏那时，仲尼还没出世，人们整天要点着蜡烛走路。”那位尊儒者听了沉默好久，说不出话来。
第四部分手格其物而后知
关于格物致知的概念，最早是在《礼记·大学》中提出来的。到宋明时代，它被提到了认识论的高度争论不休。如何格物和致知，哲学家们对此作了各种不同的解释。
颜元有个癖好，喜欢同他情投意合的师友弟子讨论学业，“劝善规过”，同弟子们定期约会辩学论业，砥砺德行，态度严肃，一丝不苟。他有个弟子，名叫李植秀，对格物致知很感兴趣，便向老师请教这个概念的确切含义。
颜元解释说：“‘知’是没有形体的，就如‘看’本身没有形体一样。‘知’以有形状、有颜色的东西作为形体，因此，人的眼睛虽然能看东西，但如果不是看黑的白的东西，眼睛也没有用；人心虽然灵验，但若不思考问题，这种灵验也无法实施。现在那些谈致知的人，不过是读书、讲问、思辨罢了，他们都不知道能使自己致知的都不在这里。打个比方说，想要懂得礼节，光读几百遍礼节，研究和询问几十次，思辨几十层，还是无法真正获知。但是，如果亲自去跪拜周旋，捧过玉酒杯，亲接礼物，经过自己动手一番，就知道礼节是怎样的。又比如，想学会音乐，不管你学过多少遍乐谱，讲学思辨多少层，终究不能学会。但只要你亲自弹琴鼓瑟，口歌身舞，就能逐步懂得乐理。因此我认为，物，是三物（指六德、六行、六艺三种事）的物；格，就是手格猛兽的格，犯手捶打搓弄之意。”这里，颜元解释的“格物”，就是以身习行的意思，包含有变革现实意义。
李植秀又问：“不首先明白礼节，怎么去实行呢？”
颜元答道：“你看看孔子吧，他为什么不先教人学文而先要人孝悌谨信泛爱呢？为什么不先教人性道一贯而要人先学‘三物’呢？像萝卜之类的蔬菜，即使是上智的人和老农，起初也不知这是可吃的东西；即使能从其形状、颜色推断它是可以吃的，也不知道萝卜的味道，必须亲口试一下才知道。所以说，必须‘手格其物而后知至’。”
第四部分九州生气恃风雷
龚自珍是清末思想家、文学家。其时，龚自珍深感自己所处的时代在衰退。衰世从治世来，还没有乱，所以表面上似治世，但它正在酝酿着大乱，很快要变为乱世。衰世极可怕，皇帝是庸主，无力、无志、无明、无才，一切政事都会拘守着祖传的“不可破之例”。大臣是庸臣，他们对皇帝只会“朝见长跪，夕见长跪”，对自己，只会玩车马，备服饰，练言词，作律诗。他们专门熬资格，保禄位，顾儿孙，毫不知为政的大体。地方官，靠刑名师爷办事，而刑名师爷从上到下结成一张大网，他们“析四民而五，附九流而十”，行政大权都操在他们手里，读书人，只会作八股文，搞点考据，除了“援古以刺今”以外，别无所能；除了中举做官以外，别无所事。工商、兵将也碌碌无能。这真是一个“万马齐喑”的时代，怎么办？只能变法。最好是朝廷自己来变，但清朝是不会自行改革的，希望寄托于“山中之民”，总有一天，“山中之民有大声音起，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矣！”龚自珍相信，打破这种死气沉沉的局面的时候，就要到来。因此，他写下了饱含革命思想的、气势磅礴的四句短诗：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
龚自珍晚年在江苏丹阳云阳书院、杭州紫阳书院讲学，但还非常关心国家命运。鸦片战争爆发的第二年（1841年），他对东南沿海的防务十分关注，亲自给江苏巡抚梁章钜写信，准备跟他面议抗英大计。谁料事未竟，他便不幸逝世，终未遂愿。
第四部分五十一岁的进士———魏源
魏源生于清朝乾隆五十九年，即公元1794年，卒于咸丰七年，即1857年。原名远达，字默深，湖南韶阳县金滩人。父亲魏邦鲁，做过主簿之类的小官，在魏源10岁时，家乡发生了严重的灾荒，当时父亲正在江苏，无法接济他们，家庭生活极为艰苦，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魏源还是坚持看书学习，而且喜欢看历史书。这使他伯父很不高兴，因为这不是科举制度要考的内容，但魏源仍然偷着读。
魏源一生在功名场上不很得意，因为他看不起儒家的繁琐文风，而且他的思想又与传统的那些文人官僚不同，所以，参加科举考试在29岁时中了举人后，考进士一直落榜，到了51岁时，才中了三榜的第十九名进士。有一次，考官嫌他考卷上的字迹潦草，取消了他的殿试资格。可见魏源的个性是他一直不能中举的主要原因。
不过，魏源还有真才实学的。有一位考进士第一的御史叫陈沆的，就很喜欢魏源身上那种朝气，还将自己的文章拿给魏源看，向魏源请教。虽然当时魏源还没有中进士，自己则是地位很高的人，但陈沆还是顶住压力和魏源交往。
魏源在51岁正式中进士之后，到扬州、高邮等地做过知县和知州，在此之前，他主要是做幕僚和为寻求救国之路而写作。他在认识龚自珍之后，结为好友，当时叫做“执友”。他们都对当时那种陈腐的文风不满，不想做儒家思想的书虫，而是放开思路去研究“经世致用”的真学问，即“天地东西南北之学”，积极寻求改革图强之路。
他的一生亲眼目睹了近代中国的剧烈变革，而且他也参与其中，为救国富国而倾注了满腔热情，“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就是他提出的著名思想。
魏源在32岁时，江苏布政使贺长龄请他编《皇朝经世文编》，一年之后魏源就完成了，共有一百二十卷，包括了政治经济等方面。因为搜集了很多的社会经济资料，而且以经世致用为指导思想，所以，编成之后影响极大，在19世纪末受到许多人的赞赏，凡是关心国事的官员几乎人人都有这本书。
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中，魏源的注意力从对内改革转移到了抵抗外敌入侵方面，他还从扬州赶到浙江前线，直接参与抗敌，但后来，林则徐被腐败政府撤职，充军新疆，而琦善之类的卖国贼却被重用。魏源亲自赶到镇江为路过的林则徐送行。
在战场无法报效国家的魏源先后写下了《圣武记》和《海国图志》。《圣武记》早在1829年就开始准备，到1842年正式完成，书中以清朝初年的武功来鼓励民众，激励众人发奋图强，保家卫国。
在1853年，太平天国攻陷南京后，魏源也和曾国藩一样在地方筹办团练，准备镇压太平天国。后来被人诬陷延误情报传送，被免职。第二年，恢复职务后不久，他就以“世乱多故，无心仕宦”为由，辞职回乡，最后住在杭州的寺庙里研究佛教，不见任何客人，64岁时死在那里，葬在杭州。
第四部分经世致用的哲学
魏源主张“经世致用”的哲学思想。魏源主张通过改革图强的思想明显是继承了法家的传统，认为世界是不断向前发展的。在鸦片战争中，他积极分析战争形势，认为强弱双方的力量是可以转化的，并提出了改变敌强我弱的具体战略战术，即将敌人放进来打，使英军的军舰和大炮失去效用，发挥我们补给充足以及地形熟悉的优势，有了这些因素，加上正确的指挥与配合，我们用落后一些的枪炮也能够打败英军。
魏源认为“行”是知识的真正来源，而不是死的书本，不“行”就得不到有用的知识。他对此有个很形象的比喻：“披（即阅读）五岳之图以为知山，不如樵夫之一足；谈沧溟之广以为知海，不如估客（指海外贸易商人）之一瞥；疏（即注释）八珍之谱（名贵菜谱）以为知味，不如庖丁之一啜（品尝）”。由此可见，魏源重视实际的调查研究。在他得知英国人在新加坡设立英华书院，请华人教汉语汉文时，就对中国没一人做类似了解外国的事备感忧虑，于是他开始编《海国图志》。
这本书集中体现了魏源“经世致用”的思想。
它的基础是林则徐主持编写的《四洲志》。人们知道他编书的消息后纷纷出手相助，有的人复制有关地图给他，还有的人将在台湾俘虏的英军所画英国地图寄给他用。魏源在朋友的鼓励下，仅仅半年就完成了五十卷的《海国图志》，后来又花四年时间精心扩充到六十卷，到1852年，编成一百卷。这本书是近代第一部由中国人自己编的介绍世界各国国情的著作。包括了政治、经济、军事、历史、地理、文化等各方面，而且在书中魏源还重点介绍了自己抵抗侵略、民族自强的重要思想。后来这本书传到日本，备受重视，成为日本近代抵抗西方殖民者的重要参考资料。
清朝统治者曾经被西方列强的武器吓破了胆，但魏源则认识得很清楚，他主张创办军事工业，学习列强的制造新式武器技术，最终制服、战胜列强，这就是著名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但魏源也不是唯武器论者，他更重视人的作用，没有人去指挥，有了好武器也等于没有，这就预言了以后甲午战争的结局。在《海国图志·筹海篇三》的结尾，魏源发自内心地疾呼：“在得人而已！在得人而已！”
第四部分原始社会主义
中国近代，由于人民对幸福生活的渴望，曾出现过三次空想社会主义思潮，第一次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