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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为止,她能看得出来,自己之所以比韦斯特高明,是因为自己已不再相信讲述故事本身有什么好处;而对韦斯特来说,至少在他写作《封·斯陶芬伯格伯爵的富足时光》时,这个问题似乎并没有出现。假如她,像她现在这样,必须在讲故事和做好事之间,作出选择;那么,她相信,她宁愿选择去做好事。尽管在她听到韦斯特亲口告诉她,他宁愿选择讲故事之前,也许她应该先别下判断;但她相信韦斯特会作出那样的选择。
有很多事情,跟讲故事这档子事很相像。其中一件(在那些她还没有删掉的段落中,有一段说到了这故事)是魔瓶的故事。当讲故事的人打开魔瓶后,魔鬼就被放到了世界上,举整个地狱之力,才把他抓回到瓶子里。伊丽莎白的处境,她这得到了改善的处境,暮年的处境:整体来说,比那待在瓶子里的魔鬼要好多了。
比喻的智慧,是千百年的智慧(因此,她宁愿用比喻来思维,而不是用理性来推理);这智慧就表现在:它对魔鬼被囚禁在瓶子中所度过的生涯不置一词,而只是说,假如那魔鬼一直被囚禁在瓶子里,那么世界就会变得越来越好。
魔鬼,或者说,恶魔。信奉上帝有什么意义呢?对此,她越来越表示怀疑。与此同时,对于恶魔,她却深信不疑。那恶魔无处不在。躲在万物的表面之下,寻找着走到光天化日下来的方法。这恶魔进入了那天晚上在斯宾塞街上的那个码头工人,这恶魔进入了希特勒手下的刽子手。通过那个码头工人,这恶魔进入了她自己的身体;经过了这么长时间,她仍然能感觉到他蹲伏在自己的身体里,像一只鸟一样蜷缩着,等待着飞出来的机会。通过希特勒手下的刽子手,这恶魔进入了保罗·韦斯特的身体。韦斯特进而在自己的书中把自由交给了恶魔,使他在这世界上为所欲为。当她读到这些黑暗的书页时,她感到撒旦的皮革一样硬邦邦的翅膀抚触着她,这肯定是为了讨好她。
她很清楚,这些话听起来多么像陈词滥调。韦斯特将拥有上千个拥护他的人。这些拥护者会说,“如果我们的艺术家被禁止对纳粹的种种恐怖行径进行生动的描写,那么我们怎么能了解这些恐怖行径呢?保罗·韦斯特不是一个恶魔,而是一个英雄:他已经冒险进入了欧洲过去的迷宫,神勇地降伏了牛怪,并回来讲述他的经历。”
她拿什么回答呢?假如我们的英雄一直待在家里,或者,把他的冒险经历悉数放在心里;那会更好一些吗?艺术家们的尊严已经所剩无几,有时,他们会把少许尊严的布片拿来紧紧地贴在自己身上。如果她这样回答,那么作家同行们会如何感谢她呢?“她让我们丢脸,”他们会说,“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已经变成了一个爱管闲事的大妈。”
她真希望手头有本《封·斯陶芬伯格伯爵的富足时光》。其中有几页是专门描写那个刽子手、那个屠夫的。她确信,只要她再看一眼那几页,只要迅速扫一眼,她所有的疑虑都会消失———她已忘记了那个屠夫的名字,但无法忘记他的手,就像那些被他杀害的人,无疑会把他们对这双手———这双曾经摸索他们脖子的手———的记忆带进永恒。在这里,韦斯特让那屠夫发出声音,允许他用他那嘶哑的,比嘶哑更难听的声音,把那些无法言表的嘲笑,投向那些即将被他杀死的浑身颤抖的老人。他嘲笑他们的是:当他们的身体在绳子尽头跃动着、舞动着时,他们将如何背叛他们自己的意愿。这是可怕的,可怕得无法形容。可怕的是:这世上居然曾经存在过这样的一个人;更加可怕的是:当我们安全地认为,他已经彻底死掉了时,居然又被人从坟墓里拉了出来。
“龌龊”。就是这个词,这个其起源有过争议的词,她必须像戴着护身符一样一直戴着它。她相信,“龌龊”的意思是“幕后”。为了挽救我们的人性,有些我们可能想见的东西(之所以想见,是因为我们是人!)必须留在幕后。保罗·韦斯特写了一本龌龊的书,他让人看到了不应该看到的东西。当她面对听众时,她一定要把这一点当做她讲话的思路,一定不让这思路出岔子。
她趴在写字台上,睡着了,衣服全都穿着,而脑袋枕在胳膊上。七点钟,铃声响起。头昏眼花,筋疲力尽,她尽可能地收拾了一下自己的脸,然后,乘坐那有点可笑的小电梯,来到大堂。“韦斯特先生登记了吗?”她问前台的服务员,还是昨天的那个男服务员。
“韦斯特先生……有,韦斯特先生在311房间。”
阳光透过窗户流进早餐厅。她自己拿了一杯咖啡和一个新月形的面包,找了个靠窗的位子,扫视着另外六个早起的人。一个健壮的矮个子男人戴着眼镜,正在读报纸;他会不会就是韦斯特?他不像那本书封套上的照片上的样子,但是照片证明不了什么。她是否应该走过去说,“韦斯特先生,您好,我是伊丽莎白·科斯特洛,我有一个非常复杂的想法,它跟您以及您对恶魔的看法有关;如果您愿意听,我就把它讲出来。”假如在她吃早饭时,有个陌生人走过来跟她说这样的话,她会有什么样的感觉?
伊丽莎白站了起来,朝着餐具柜走去;她选择从桌子之间走,那是一段比较长的路。那个男人读的是一张荷兰文报纸,叫《人民报》。他的夹克衫的领子上有些头皮屑。他的目光越过眼镜上方,向上看了一眼。一张平静而平常的脸。他可能是任何一个人:卖布的商贩,或梵文教授。他有多种伪装,其中一种可能跟撒旦一个模样。伊丽莎白犹豫着,走了过去。
荷兰文报纸、头皮屑……不,保罗·韦斯特不会读荷兰文报纸,也不会有头皮屑。但是,如果她下定决心要做研究恶魔的专家,那么,她是否就应该能够把恶魔的气味嗅出来?恶魔会有什么样的气味呢?硫磺味吗?硫磺石?祖克隆B的气味吗?或者,恶魔像精神世界里的其他许多东西一样,变得无色无味了?
八点半,巴丁斯来叫她。他们俩一起走过两三个街区,到达了一个剧院,会议将在那里举行。在演讲厅里,巴丁斯指了指一个自个儿坐在后排的人,说:“那就是保罗·韦斯特,要我给您介绍一下吗?”
尽管这不是她在吃早饭时见到的那个人,但两人在身材上甚至在相貌上,不无相似之处。
“过会儿吧,”她轻声答道。
巴丁斯找了个借口,走开了,干他自己的事去了。还有大约二十分钟,会议才会开始。伊丽莎白走过听众席。“韦斯特先生吗?”她问道,尽可能显示出高兴的样子。这种样子可能会被叫做“女人的诱骗术”;自从她上次用过以来,已经有些年头了。不过,如果诱骗术果真有效的话,那么她愿意用一下。“我能跟您说会儿话吗?”
韦斯特,真的是韦斯特;他正在读一本书。让伊丽莎白感到大为惊讶的是,那似乎是某种搞笑书。这时,韦斯特的目光离开书,向上看了一眼。
“我叫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她说着,在韦斯特的身边坐了下来,“这事我不太好说,所以干脆让我直说了吧。我今天的演讲会有几处涉及您的一部大作,就是《封·斯陶芬伯格伯爵的富足时光》。实际上,我这演讲的大部分是关于那本书的,也是关于您这位作者的。在我准备这次演讲时,我没料到您会来阿姆斯特丹。组织者没告诉我。不过,当然,他们为什么就应该告诉我呢?他们一点都不知道我打算讲什么。”
伊丽莎白顿了顿。韦斯特盯着远处,没有给她任何帮助。
“我猜想,我能够,”她继续说道,此时她真的不知道后面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提前请求您原谅,请求您别觉得我是针对您个人说的。不过,您也许会问———这是完全正当的———既然都要提前道歉,我为什么还要坚持把话说出来,为什么不干脆把那些话从演讲中删掉。
“事实上,我的确考虑过删掉那些话。昨晚,我熬了大半夜。我在听说您要来这儿之后,力图找到一种方法,把我的观点弄得不那么尖锐,不那么无礼。我甚至想过干脆称病不出席今天的会。但是,我如果那样做,对组织者来说,将是不公平的:您不这么认为吗?”
这是一个机会,一个让韦斯特说话的机会。他清了清嗓子,但是什么也没说,而是继续盯着前方,让伊丽莎白看着他那相当英俊的轮廓。
“我要说的是,”她说着,看了看手表(还剩十分钟,剧院里开始人头攒动;她必须直奔主题,没时间细谈了),“我主张的是,我们应该警惕种种恐怖行径,那些您在书中描写的恐怖行径。作为作家,我们应该保持警惕。不仅为我们的读者,而且毫无疑问,也是为我们自己。我们可能会被自己所写的东西毁灭,我相信这一点。因为,如果我们所写的东西能使我们把人变得更好,那么,当然,我们的作品也会把人变得更坏。我不知道,您是否会同意我的看法。”
第六课第六课 邪恶问题(4)
又是一个机会。但那人还是固执地保持着沉默。他心里闪过的是些什么样的念头呢?他是否在想:他来到荷兰,这个风车和郁金香的国度,是来参加会议的,现在却被迫听着一个疯疯癫癫的老巫婆发表长篇大论,而且看来,在后面的会议期间,他将再次不得不干坐着听这老巫婆发表这同样的长篇大论。他这是何苦呢?“一个作家的生活,”伊丽莎白应该告诉他,“是不容易的。”
一群年轻人,可能是学生,一眨眼之间,就在他们前面的那些座位上坐了下来。韦斯特为什么没有任何反应?伊丽莎白被激怒了;她真想提高嗓门,把一根瘦骨嶙峋的手指戳到他的面门上。
“您的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就是说,它给我留下的印象,就像是烙铁烙下的。有些页码燃烧着地狱的火焰。您肯定知道我说的是哪些页码。具体说来,就是那个绞刑场面。我怀疑,我自己是不愿意写出那样的文字的。这就是说,也许我能写,但我不愿意写,我不愿意让自己写,绝对不愿意,就像现在我不愿意写。我认为,作为作家,我们想象出那样的场景,然后从自己的想象中走出来,我们无法一走了之,不可能完全不受伤害。我认为,那样的写作可能会伤害作者本人。这就是我在演讲中想说的。”她往外托着她那个绿色的文件夹,摸着里面的演讲稿,“我不是来请求您的原谅的,甚至不是来请求您的宽容的。我只是在做一件正当的事,只是在通知您、警告您,将会有什么事情发生。”(突然,她感觉自己更强大更有信心了,而且更愿意对这个男人,这个懒得跟她搭话的男人,表达自己的恼怒,甚至愤怒。)“因为您毕竟不是孩子了,您应该知道您这是在冒险,应该意识到,您这样做可能产生的后果,那不可预测的后果;现在,您瞧,您看”———她站起身来,把文件夹紧紧贴在自己胸口,就好像那文件夹是盾牌,可以使她避开那在韦斯特周围扑腾着的火焰———“后果已经产生。我讲完了。谢谢您听我讲完,韦斯特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