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使她避开那在韦斯特周围扑腾着的火焰———“后果已经产生。我讲完了。谢谢您听我讲完，韦斯特先生。”
巴丁斯站在大厅的前面，优雅地挥着手。时间到了。
伊丽莎白演讲的开头部分符合常例，都是大家熟悉的内容：作者的身份问题、作家的权威问题。她列举了各个时代诗人的一些主张，如，要写出具有更高价值的真相，而这真相是否可信在于它是否揭露了什么。浪漫主义时代正好是无与伦比的地理大探索的时代，因而诗人们进一步主张，他们有权利到那些被禁止的或有禁忌的地方去冒险。
“我今天要问的是，”她继续说，“艺术家装出一副探险英雄的样子，他是否真的是一名探险英雄呢？当他一只手举着烟熏火燎的宝剑，另一只手提着怪物的头颅，从洞穴里钻出来时，我们就向他欢呼；我们这么做，是否总是正确？为了说明我的观点，我要引用一部想象之作。这部小说出现在几年前，它是一部重要的作品，而且从很多方面来说，是一部勇敢之书。我们，在我们这个幻灭时代，制造了一个最接近于神话中的怪物的人物，那就是希特勒；这部小说就是关于希特勒的。我指的是保罗·韦斯特的小说《封·斯陶芬伯格伯爵的富足时光》，其中有一章尤其生动。在那一章里，韦斯特先生叙述了1944年7月那个密谋者被处决的事件（只有封·斯陶芬伯格伯爵不是在那时被处决的，因为在那之前他就被一个狂热的军官开枪打死了；为此，希特勒还很恼火，因为他想让他的敌人慢慢地死）。
“假如这是一次平常的演讲，那我会在此读一两段给你们听，好让你们感受一下这部非凡的书。（顺便说一下，这不是一个秘密，作者就在我们中间。让我请求韦斯特先生的谅解，因为我居然当着他的面说他：在我写演讲稿时，我压根没想到，他会来这儿。）我应该从这些悲惨的书页中，挑出一部分念给你们听；但我不愿意那么做，因为我相信，听这样的东西，对你或对我，都不会有好处。我甚至敢断言（现在我要摆出我的主旨了）：我相信（如果韦斯特先生能宽恕我，那我就要说）：写这些东西，甚至对他自己，都不会有好处。
“这就是我今天的论题：有些东西念出来‘或写出来’，是没有好处的。让我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述我的观点：我要严肃地表明，有些艺术家进入禁区去冒险，是非常危险的———对他自己来说，这种危险是非常具体的；对大家来说，这种危险可能也是存在的。我之所以有此严肃的声明，是因为我对‘禁区之为禁区’这个问题有过严肃的思考。1944年7月，那些密谋者被绞死在一个地窖里，这个地窖就是一个危险的禁区。我认为，我们，我们中的任何人，都不应该走进那个地窖。我认为，韦斯特先生也不应该去那儿。如果他决定非要去，那我认为，我们也不应该跟着去。恰恰相反，我认为，在地窖的出口处上方，应该竖立一道栅栏，上面安上一块青铜做的纪念牌，写上‘死于此处者有……’，后面就是死者名单和死亡日期的列表。我们应该那样做。
“韦斯特先生是个作家，或者，正如他们一度常说的，诗人。我也是个诗人。我没有读过韦斯特先生写的所有作品，但我完全知道，他对于写作是非常认真的。因此，当我阅读他的书时，我不仅尊重他，而且同情他。
“我是带着同情读《封·斯陶芬伯格伯爵的富足时光》一书的，甚至在读执行死刑的场面时，也不例外。我的同情到了这样的程度，即，那个握着笔一字一句地写的人，是韦斯特先生，好像也是我。一字字，一步步，一声声的心跳，我陪伴着他，走进黑暗。‘以前从未曾有人来过这儿，’我听见他低声说道，我的说话声也很低；我们俩的呼吸好像都不分彼此了，‘自从那些人死了之后，自从那个人把他们杀了之后，从未有人来过这儿。那些将被处死的死囚犯是我们自己，那只将给绞索打结的手是我们自己的手。’（‘用这根细绳，’希特勒命令他的手下，‘把他们勒死。我想让他们感觉自己一点点地死去。’于是，他的手下，他的牲口，他的怪物，服从了他的命令。）
“如果有人宣称，他体验到了那些可怜的人的苦难和死亡，那他就太自负了！那些人的最后时刻只属于他们自己，不是我们所能进入或拥有的。如果对一位同行说三道四不是什么好事，如果这样说能使此刻的气氛轻松下来，那我就可以假装说，这部我正在谈论的书不再属于韦斯特先生，而属于我。我狂热地阅读它，使它变成了我的。我所需要的无论是什么样的伪装，都让我以上苍的名义接受它，然后保存下去。”
还有几页讲稿需要她念完，但是，突然之间，她变得太难过了，以至于念不下去了；否则，她的精神就会崩溃。让她中断这演讲，就此休息一下吧。死是私人的事；艺术家不应该侵入别人的死亡领域。在这个世界上，即便受伤者和垂死者按例都有照相机，都把镜头安在他们自己的脸上；那也不算什么出奇愤怒的表示。
她合上了那个绿色的文件夹。稀稀拉拉的鼓掌声。她看了看手表。按照计划，五分钟之后，会议就将结束。她讲的时间太长，讲的内容却太少。剩下的时间只够听众提一个问题，最多两个。谢谢上帝。她感到天旋地转。她希望，没有人再要求她谈论保罗·韦斯特。她发现（她戴上了眼镜），此时韦斯特仍然坐在后排的座位上（“这家伙难受好长时间了吧，”她想着，突然之间感到自己跟他友善一些了）。
一个黑胡子男人举起了手。“您怎么知道？”他问道，“您怎么知道，韦斯特先生———今天，关于韦斯特先生，我们似乎谈了很多；我希望，韦斯特先生有权作出答复；听听他的回应，会很有意思，”———听众中发出了笑声———“他已经被他自己所写的东西伤害了？如果我没有把您的话理解错的话，您是说，假如您自己写这本关于封·斯陶芬伯格伯爵和希特勒的书，您就会被传染上纳粹的邪恶。可是，也许，说来说去，这就是说，您自己太脆弱。韦斯特先生可能是用更加坚固的材料做成的。而我们，他的读者，可能也是用更加坚固的材料做成的。也许，我们能够阅读韦斯特先生所写的东西，并从中有所收获，而且从中出来时，我们不是变得更弱，而是变得更强了，能够更加坚定地决心，决不让这样的恶魔再回来。麻烦您赐教！”
第六课第六课 邪恶问题（5）
现在，她觉得，她真不应该来，要是从未曾收到那份邀请函就好了。这倒不是因为，她对邪恶，对邪恶这个问题，以及把邪恶称为邪恶的问题，压根就没什么可说的；甚至不是因为，有韦斯特在场，这样倒霉的情况；而是因为，她受够了。在二十一世纪的黎明时分，在一个秩序井然、运作良好的城市里，在一个干净而明亮的演讲厅里，有一批心态平稳、消息灵通的人；她跟他们在一起，感到受够了。
“我相信，我并不，”她慢慢地说着，所有的字都像石头，一个一个地蹦出来，“脆弱。我猜想，韦斯特先生也不脆弱。写作或阅读所带来的体验———此时此地，在我看来，是相同的———”（不过，两者真的相同吗？———她的思路断了，她的思路是什么呢？）“真正的写作，真正的阅读，跟作者及其才华有关，跟读者有关”（她没有睡过头，天知道她睡了多久；在飞机上，所谓的睡觉其实不是睡觉），“当韦斯特先生写那些章节时，碰到了某种极端的东西。极端的邪恶。我想说的是他的祝福和他的诅咒。通过阅读他的文字，邪恶会传到我身上。像打击。像电击。”她朝站在一侧的巴丁斯看了一眼。“救救我，”她的眼睛说，“结束了吧。”“这是无法解释的，”她最后一次转向提问者说，“您只能去体验。不过，我建议您，您可别试图把它弄清楚。您不会从这样的体验中学到任何东西。这对您不会有什么好处。这就是今天我本来就想说的。谢谢。”
当听众们起身纷纷散开时（到了喝咖啡的时间。他们已经受够了这个古怪的女人。她来自澳大利亚，而在澳大利亚各地，人们哪知道什么邪恶？），伊丽莎白力图盯着后排的保罗·韦斯特。如果她的话里有任何真实的成分（不过，她心里充满了怀疑，还有绝望），如果邪恶的电击的的确确从希特勒跳到他手下的屠夫们的身上，再跳到保罗·韦斯特身上，那么，韦斯特身上肯定会表现出某些迹象。但是，她看不出任何迹象，因为隔着那么长距离，她只能看见一个穿着黑衣服的矮个子男人，看着那男人走向咖啡机。
巴丁斯来到她身边。“非常有意思，科斯特洛夫人，”他低声说道，尽着东道主的义务。伊丽莎白把他推开了，她根本不需要抚慰。她一往直前，不跟任何人对视；她直奔女卫生间，把自己关在了一个小隔间里。
连邪恶都是陈腐的。是否正因为如此，邪恶再也没有气味或气息？但丁和弥尔顿笔下的魔头是否已经金盆洗手、改邪归正？接替他的是一小撮邋遢的小鬼吗？这些小鬼是否像鹦鹉一样，栖息在某人的肩膀上，不再散发出耀眼的光芒，而是相反，把光芒吸入他们自己的体内？或者，她所数落的一切，她所指责和谴责的一切，不仅是固执的，而且是疯狂的，彻底的疯狂？她自己这一生所做的，只是生动地写出了一些没有生命的东西；保罗·韦斯特的胡子往外支棱着，但他所做的，只是描述了，重新描述了一段历史，就是那个发生在柏林的地窖里的事件。说来说去，小说家的事业到底是什么呢？她带到阿姆斯特丹来，向这些困惑的听众展示的，只是迷惑吗？这迷惑是否只属于她个人，而且她根本无从理解？
“龌龊。”她回到这个辟邪的词汇，紧紧地抓着它。紧紧地抓着它，然后，把手伸到它后面，去获取体验：当她感到自己习惯性地滑进出神状态时，她的体验是什么呢？星期六上午，她坐在草坪上，读着那本可憎的书，她的内心发生了什么？那使她如此难受的，一年以后，她仍然在刨根问底的，到底是什么？她有办法缓过神来吗？
在她打开那本书之前，她就知道那些“七月谋划者”的事，而且知道，就在他们企图暗杀希特勒的那些日子里，他们受到了追捕，后来大多数人被判了刑，被处死了。她甚至大致知道，他们被处死的方式非常恶毒、残酷，那样的方式是希特勒及其党羽最拿手的。因此，那本书没有一处内容让她真正感到震惊。
不管那个刽子手叫什么，伊丽莎白要回头想想他。那些人的命掌握在他手里，都快没了；而他还嘲笑他们。这嘲笑是放肆的，其“龌龊”的程度超过了他的行径。这种龌龊的心理来自哪里？她曾认为，它来自魔鬼；但是，现在，也许，她应该抛弃这种想法了。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来自韦斯特本人。是韦斯特创造了那样的嘲笑（英国式的嘲笑，而不是德国式的），又把那嘲笑塞到了刽子手的嘴里？言行一致啊：在这一点上，关魔鬼什么事？她本人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