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平时和张学良相处融洽的警卫不忍看张学良被蒙在鼓里，偷偷地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张学良。张学良听罢怒火中烧，他满脸通红，额上青筋鼓胀，两手由于极度的惊讶和愤怒而微微地颤抖。他不甘心啊！他张学良就落得个这样的下场吗？——在混乱中阴谋被乱枪打死！
那几天，张学良一直在盘算，如果刘乙光真要下毒手，是引颈就戮呢？还是奋起反击？或者先下手为强，把刘乙光给杀了，或是大家同归于尽？他自认有把握控制得住特务队和宪兵队的大部分人，刘乙光这个蠢材，平日待部下刻薄寡意，一味死扣，加上他那个又蠢又恶的老婆，常对他施以妇人之见，两个人都那么狠，他的部下早就心不服，言不敬，腹诽良久了。宪兵特务们知道他张学良同委员长和夫人，还有宋部长有特殊关系，关键时刻他们肯定会阵前倒戈，真要同刘乙光拼命，杀了他，还不容易，自己也不枉落个军人的死法。但张学良并不愿意这么做，他最后给自己规定：不到万不得已，不轻易动杀机。
也幸亏了蒋介石选中的这个地方！井上温泉四面是崇山峻岭，地势险要，与外界仅靠一条狭窄小路相通，谷地最窄之处即是桃山隧道，仅能容一辆车通过。这样的地势，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再加上刘乙光在事变一开始就封锁了桃山隧道，使任何企图营救张学良的人都无法入内，参与事变的吴克泰等人见此情景也就放弃了解救张学良的行动。所以，刘乙光惶惶不安的民众劫持张学良的局面并没有出现，台湾事变不几天就平息了，但外界的紧张混乱状况仍在持续。
因为与外界隔绝了一切，自然粮食也运不进来。事变期间，宪兵、特务们连续吃了5天的山芋、番薯，赵四小姐也不例外。除了张学良每天中午可吃一顿米饭外，其他人是一粒米也吃不到。刘乙光的老婆、孩子饿得直骂娘，张学良见状，心有不忍，就把自己的米饭让给刘乙光的孩子，和大家一起吃起了山芋、番薯。特务队本想去关西买米，但遭乱民殴打，狼狈而回。一直熬到第九天，山下的部队才和刘乙光取得了联系，送来了米面糖油等食物，噩梦一般的混乱这才结束了，张学良终于再一次绝处逢生，化险为夷。
第十天，约有一个连的兵力开到了井上温泉，这时，刘乙光才彻底放下心来，打开了隧道关口，井上温泉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台湾混乱期间，当时保密局看台湾时局不稳，曾打算把张学良再押解回内地，地点就在江西萍乡，房子也找好了，东西也都打包了，但当时正值国共合作全面破裂之际，大陆局势之乱比台湾有过之而无不及，只好作罢。现在想来，未免不是张学良的幸运，否则难保他不会遭到杨虎城一样的命运。
生活又重归旧态，刘乙光大概也觉得自己事变中做得太过分了，此时迫不及待地想弥补一番，他对张学良和赵四小姐的态度来了个180度大转弯，不仅常常没话找话地凑上来搭讪几句，还主动来到张学良的房间问这问那以示关心。张学良冷眼旁观，感慨万千，人世浮沉，冷暖变化，莫过于此。
可是清静依旧难求，小孩的尖叫、吵闹，从早到晚，不绝于耳。大人的打骂、呵斥，指桑骂槐，昭然若揭。张学良忍无可忍，从来胸襟宽大、性格随和的他忍不住托前来看望他的张治中向蒋介石提出，能否和刘乙光一家分开住，和他们在一起，生活十分不方便，张学良希望有一定的自由和清静。
张学良在提这个请求的时候，声音压得极低，惟恐被刘乙光听见的小心翼翼让张治中心酸，他保证一定将话带到。这个要求，虽经张治中力陈，却迟迟没有回音。
1949年1月，蒋介石下野，李宗仁代总统后，曾下令释放张学良。蒋介石为了不让李宗仁得知张学良的幽禁地，就秘密把张学良送到高雄寿山要塞躲藏起来。基于保密，蒋介石甚至没让一个士兵跟随。蒋介石坐兵舰到高雄，在要塞司令部里，首先接见的便是刘乙光，他对刘乙光的保密及监视工作表示很满意，并叫来侍卫通知情报局发给特务队一万元。在当时，黄金一两值二三百元，一万元相当于三百两黄金啊！蒋介石还问候刘乙光及特务队“你们辛苦了！”
刘乙光感激涕零，越发卖力，在紊乱的时局下对张学良限制更多，管束更严，两人之间为了一些行动限制和信件检扣的事情矛盾不断。后来连保密局也得知了两人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再加上宋美龄从中斡旋，最后刘乙光终于被调离了，保密局委派了一个军校六期毕业的副处长王恺运来到张学良身边，暂代刘乙光工作。对外，保密局声称刘乙光去阳明山联战班受训，以此缓和张学良的情绪。
第十二章 仇人恩人刘乙光6、恩人刘乙光
1941年5月的一天，幽禁在龙岗山上的张学良突然感到腹下隐隐作痛，吃了几粒消炎药后，不见好转，到了晚上，张学良腹痛加剧，经随队医生诊断，他得了急性阑尾炎，必须立刻住院进行手术。
刘乙光清楚地记得，临来龙岗山前戴笠的指示：张学良如患病，外科找贵阳中央医院院长沈克飞，内科病找贵阳医学院院长李宗恩，但无论如何，事前都应向重庆方面请示。
但张学良这次的病来得如此突然，病情又那么严重，要想等重庆的指示显然已来不及了。刘乙光担心张学良病情恶化，发生不测，于是就自作主张，去找贵州省主席吴鼎昌，请求帮助。吴鼎昌也怕耽误了医治，无法交代，就立即与中央医院沈克飞取得了联系。
刘乙光在吴鼎昌的帮助下，把奉命西迁到贵州的南京中央医院外科病房全包了下来，张学良马上被送进了外科特别病房，入院诊断时已阑尾穿孔引起腹膜脓肿。手术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经急救开刀引出脓液，切除了阑尾，张学良脱离了危险。
事后，刘乙光将张学良手术情况电告上司戴笠，戴笠立即回电指示：准许张学良住院，但要严加戒备。刘乙光于是就按戴笠的旨意，对张学良病房严加监视，除了沈克飞和“特护组”的医护人员外，其余人一律不许入内。
然而，手术的张学良因为创口脓未清完，引起感染，病情恶化，发起了高烧，医生不得不第二次为张学良动了手术，又在医院休养了好几个月，才康复出院。
这次若不是刘乙光当机立断，先斩后奏，把张学良送进医院抢救的话，情况将不堪设想，为这件事，张学良很感激刘乙光，称他是“恩人”，常对人说：“若刘乙光按部就班，请求待命，拖延了住院手术时间，那就不堪设想了。”
在漫长的幽禁岁月中，张学良大部分时间以读书为乐，他曾辗转托人买了不少书籍，其中有些是当时的禁书，如汉口大众出版社的《苏联红军中的政治工作》、读书出版社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基本问题》和《新哲学大纲》及新知书店出版的《中国通史简编》等。按照张学良当时的处境，是绝对不会准许他阅读这些书的。刘乙光如此网开一面，也算是对张学良做了件好事。
张学良心胸开阔、明理谅人，凡事看得开，他与刘乙光朝夕相处25年，就算是一家人，也免不了有磕磕碰碰，更别说是他们那样的关系了。张学良和刘乙光曾经相处得很不错，但后来一度变得很不好。刘乙光是一个忠实执行上司命令的军人，加上他那湖南人的个性，处事不够周全，和张学良那火爆性格撞在一起难免要发生冲突。但在长期的相处中，张学良逐渐理解了刘乙光，也体谅到刘乙光的所作所为是在奉命执行特殊任务，是在尽忠职守。在刘乙光的日记里，大量地抄录了蒋氏父子的“嘉言”和剪报，并写有许多心得体会，因此可见他对蒋氏父子的忠心。蒋介石对刘乙光恩遇有加，又使得刘乙光只有更加卖力才能报答这种知遇之恩。因之，张学良对刘乙光有着一份同情，理解他的所作所为都是一个军人向领袖的效忠。
所以，在1962年刘乙光升调安全局任特勤室主任的饯别宴会上，张学良才会风趣幽默地说：“刘乙光是我的仇人，也是我的恩人。仇人是他看管我，恩人是他救了我的命。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现在他要走了，我知道他家的情况，我想送他一笔钱，算是我的一点心意。”
也所以，在记者问到与刘乙光的关系时，张学良才会说：“刘乙光有他的立场，我还是很怀念他的。”
在张学良解除管束以后，张学良与刘乙光及其家人相处得很好，刘乙光及其家人在感情上是偏袒张学良的，并有较深感情，从刘乙光的大量照片中，有许多照片记录了刘家与张学良及赵四小姐在“山居幽处”时的密切关系。刘乙光的大儿子刘伯涵说：
“在感情上，我们是偏袒着张先生的，对外面的风言风语，我们都很关心，因为我们有着很深的感情。
“我们弟妹对张先生都很尊敬，因为他以前把我们当一家人看，对我们很好，我们也一直视他为父执。在那些深山僻壤中，只有我们这家小孩，他对我们好也是自然的。那段时光也是我们全家最值得回忆的岁月，张先生的音容笑貌永远留在我们的记忆里，想起我父亲就想到张先生。张先生的历史功过自有定论，但他的爱国心都是绝对值得肯定的，我们永远记得那山中的张学良。”
刘伯涵回忆起他们与张学良在一起度过的愉快时光，不胜感慨，他说：
“我八岁就与张学良先生生活在一起，我的弟妹们与张相处的时间更长。张先生、四小姐待我们如亲生子女一般，我们也把他们视若父命般敬爱。张先生尤其喜欢我二弟仲璞，他的书房很整洁，藏书很多，平时别人是不准进去乱动他的书的，可是他看我二弟是个书呆子，特准他进去看书。二弟有时穿着臭袜子、脏裤子就躺在书房地上看书，大半天张先生也不以为忤，书乱了就由杜副官收。后来我这二弟学有所成，出国张先生还送了旅费，成为海水淡化专家。我妹妹则与四小姐特别亲，四小姐待她比母亲还好，她一回来就与四小姐到房中喁喁私语。她常接到四小姐送的东西，恩情终身难忘。张先生幽默开朗，我们在西子湾的时候，他会在院中挂个大西瓜，叫我回家来吃。我那时已在海军军校四十三年班毕业，派在巡防舰上服务，老总统来西子湾时我们就要锚泊外海警戒。我们住在石觉那幢半山上的房子，我在船上用望远镜就可看到院宅中的西瓜。由这小事就知张先生实在是个有赤子之心的性情中人。
“就同桌吃饭一事，我们与张先生同住一屋的两头，是戴先生决定的，他是想希望我们家人能陪伴张先生与四小姐，分享点家的温暖，也可以让我父亲因携眷而安心工作，所以到任何地方都拨有安置眷属的经费。张严佛说张先生对我弟妹们的同桌吵嚷感到不快，但我们从未见张先生面现不悦之色，他似乎很高兴与我们聚在一起。这种生活小事只需一句话就可改善的，但是他却顾及我们的情面，隐忍不发，可见张先生的修养耐性都是很高的。难怪他对上面从未发出怨言，宽宏精心地度过那些幽居岁月，或许宗教力量对他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