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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走后，沈醉问戴笠还有同样的张学良是否也要转移？戴笠回答：“等到时候还不是一样解决，我们自己都顾不上的时候，就不得不采取简单的手段来对付这些人了。”
沈醉后来回想往事，写下这样的文字：“幸好日军没有进军，否则，张、杨两将军便会在蒋军撤退时都被杀害。”
张学良又一次逃过一劫。
转眼，1946年来临了，抗战胜利，内战爆发。此时，戴笠已死，军统局也撤销了。蒋介石另在国防部设立了保密局，由郑介民出任局长。国民党在大陆的大势已去，蒋介石觉得要继续囚禁张学良，台湾比大陆任何地方都保险。
1946年10月，蒋介石指示郑介民：张学良应当立即秘密移解到台湾。郑介民得密令后，于10月17日致电重庆军统局处理善后的办事处主任张严佛：“委员长指示：张学良应即解到台湾去。已通知刘乙光与兄接洽，先把他解到重庆，候兄交涉赴台专机，然而由刘乙光起解。”
如何在张学良毫无察觉的情况下，将他秘密移往台湾，刘乙光与张严佛颇费周折，密谋策划，终于研究好了诱骗张学良转移的借口。刘乙光领受了上司的诸项安排之后，返回桐梓。
一回到桐梓，刘乙光便直奔张学良房中，告诉张学良说：“委员长来电啦，说让副座和四小姐离开桐梓，先到重庆住上一阵，然后回南京去。”
“回南京？”张学良先是一愣，接着便信以为真，他激动地站起来身，在房间里来回走动，“这么说，委员长终于想起我张学良来了！”
接下来的日子，张学良兴奋异常，整天摩拳擦掌，一副跃跃欲试的样子，精神也陡然焕发，仿佛年轻了好几岁。一个星期后，张学良一行离开桐梓，前往重庆，在乐山松林坡戴笠生前寓所暂住，等候飞机。
当天晚上，刘乙光全家陪着张学良、赵四小姐吃晚饭。刘乙光的两个孩子把吃剩的骨头往地下吐，张学良笑着对两个孩子说：“这样不行，这儿不比我们住在乡下，以后要留心些。将来我们住的地方都像这儿这样干净漂亮，可不能随便向地下吐东西了。”刘乙光的老婆对张学良的话很反感，怂恿两个孩子往地下吐个不停。
抗战胜利之初，刘乙光以为蒋介石可能会释放张学良，因此，对张学良的态度显得特别恭敬。后来，刘乙光见老蒋密令将张学良押往台湾，压根儿就没有还张学良自由的意思，加之自己又是持掌“管束”大权的“少将专员”，对张学良的态度便日趋恶劣，言语举止也放肆霸道起来。
此刻，刘乙光的老婆又故意寻衅，赵四小姐连忙扶张学良离席到屋里去休息，避免发生不快之事。不过，张学良的心思似乎全都集中到回南京的兴奋之中，他对刚才的一切并不在意，他滔滔不绝地对赵四小姐说：“别的我什么都不想了，我只希望早日飞到南京，面见委员长。”
第十二章 仇人恩人刘乙光4、官至少将（2）
10月30日，张严佛在重庆安排好了专机，向张学良报告说：“副座，飞机已经交涉好了，明日拂晓在白市驿军用机场起飞，直飞南京。”张学良信以为真，十分高兴。
翌日拂晓，在去机场前，刘乙光才向张学良说了实话，宣布说：“送副座去台湾，不是去南京。”这消息来得太突然，太意外了，张学良愤怒地一掌猛击在桌上，牙关咬得紧紧地，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在被囚了整整十年之后，蒋介石还会对他再耍这么一个花招，将他骗出大陆，押往遥远陌生的一个孤岛。他真是太天真了，蒋介石一再食言，一再欺骗，他张学良却一再上当，一再轻信，在老谋深算、居心叵测的蒋委员长面前，他永远只能束手就擒，甘拜下风，他怎么可能是轻诺寡信、翻云覆雨的阴险小人的对手呢！一股悲怆之感涌上心头。
这时，刘乙光向张学良报告飞机何时起飞，刚一开口：“报告副座。。。。。。”就被张学良生气地截断了：“还有什么副座不副座，干脆把我当犯人算了！”
然而，张学良虽然震怒不已，但他知道和特务们发脾气是没有用的，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他们毕竟只是奉命行事而已，所以，张学良竭力克制着自己，瞪大了眼睛呆坐了一会儿，才表示同意去台湾。他回到房间，跟赵四小姐说这件事时，声音还止不住在发颤。
飞机临起飞前，刘乙光对张严佛说：“张学良身边的那个副官是他的心腹，和宪兵混得很熟，对管束张学良是个障碍，决不能再让他跟到台湾去，请你想办法留下他。”飞机起飞后，应副官随即被押送到渣滓洞看守所，跟随张学良多年的王妈也被留了下来，这样，张学良身边除了赵四小姐外就再也没有心腹之人了。后来，在国民党大溃败，撤离重庆前展开的大屠杀中，应副官惨遭杀害。
飞抵台湾后，张学良先在台北市郊的草山招待所住了三天，然后由台湾省政府主席陈仪陪同前往新竹县竹东镇的井上温泉。
“这几间房子光线好一些，走廊也宽，是专为汉卿和四小姐准备的。另外，我还从台北找了两个女佣人，专门负责照料你们的饮食起居。”陈仪指着几间外表装饰较好的房子说道。谁知陈仪走后，张学良和赵四小姐观看温泉回来，眼前的情景让他们目瞪口呆：刘乙光的老婆正在先前陈仪指定给他们住的那几间大房间里忙进忙出，一见他们进来，竟恬不知耻地说他们人多，正好住这儿。
张学良不想多惹麻烦，就忍住了没说话。一个星期后，陈仪又来井上温泉看望张学良，见此情景，大为恼火，训斥了刘乙光一通，叫他立即把房间腾出来，让给张学良和赵四小姐。刘乙光的老婆嘟嘟哝哝，骂骂咧咧，满脸不高兴，勉强搬了出来。
从此，刘乙光对张学良监视得更加紧密，张学良对此并不在意，使他不能忍受的是刘乙光的老婆和孩子每天都吵吵闹闹个没完没了，常常给张学良增添烦恼和诸多不便。这段时期，张学良与刘乙光关系很紧张，刘乙光的老婆同赵四小姐处得也不好，张学良积蓄了十几年的牢骚终于再也忍不住了，他对暂时接替刘乙光看管他的张严佛大吐苦水，把满肚子的幽怨，都尽情发泄了，谈到十几年来的囚禁生活，受尽了刘乙光夫妇的百般凌辱和精神虐待，含冤抱屈，无处申述，无理可说。
张严佛曾在“西北总部”代理过由戴笠挂名的机要组第二科科长，当年与张学良相处得不错，说来也算是张学良的老部下。刘乙光的老婆神经有毛病，刘乙光将其送到台北市医院治病，并要求请假一个月照料病人，也想借此休息一下，缓和他和张学良之间的空气，于是，张严佛便被郑介民派去接替刘乙光。刘乙光暂时走了，换上了一个伪善者，张学良觉得思想上稍微轻松了，显得很高兴，也很愿意与张严佛长谈，张严佛几乎时时同张学良呆在一起，转山、游泉、打球、论史，倾听着他对长期关押的不满和对刘乙光夫妇种种劣行的斥责。
“十多年来，刘乙光把我张学良看作是江洋大盗，惟恐我越狱逃跑，又怕我自杀，处处限制我，给我难堪，不管我受得了受不了，他要怎么干就怎么干，实在做得太过分了。
初来的时候，有两名下女，陈仪雇来照料我和四小姐的，可是不几天，就被刘乙光打发走了。十几年来，夫人（宋美龄）和亲友送给我的东西，经常被刘乙光夫妇克扣，有时被截留一半，有时竟全部被没收了，与来信所写的对不上数。刘乙光公开大胆地这么干，被我们发觉了，他仿佛没有这回事，毫不在乎，我怕为了这些小事和他们夫妻闹翻了，更受罪，只好不作声。
我们每次吃饭，刘乙光一家六七口，大的十几岁，小的一两岁，都同我们一桌，他们吵吵嚷嚷地抢着吃。
这些事不值得一谈，可是搞得太脏了，我同四小姐几乎每顿都吃不下饭。刘乙光的老婆有时还指桑骂槐地骂小孩，而暗地里却是在骂四小姐。可好，你来了，刘乙光一家暂时离开了，我们也可以吃几顿清爽饭了，你看这样好的菜饭，难道是专为刘乙光一家预备的吗？这些，十几年了，我都向谁说去？”
张学良的心情十分激动，多年来压抑在胸中的郁闷、忿恨，今日可谓是无所顾忌，一吐为快，他又说：“我张学良决不是因为有了刘乙光看管我，才不敢越狱逃跑，才不寻什么短见！碰上了刘乙光，不过多受些闲气，本来就算不得什么。我不把你当部下，你还有你的身份，算我们还是朋友吧，过去的事不过向你说说，消消气算了吧！”
后来，张学良还赋诗一首，表达心境：
山居幽处境，旧雨引心寒。
辗转眠不得，枕上泪难干。
第十二章 仇人恩人刘乙光5、矛盾激化
1947年台湾爆发“二•；二八”事变，张学良在这次事变中，险遭毒手，和刘乙光的关系紧张到了极点。
事变爆发当天，刘乙光便得到了通报，当即加强了对井上温泉周围地带的警戒，全面防御，局部戒严，切断与外界的一切联系。如此兴师动众，并非空穴来风，刘乙光的紧张，是有原因的，他得到来自台湾警备总部的密报，说是有人想趁混乱营救张学良，并已派人到井上探查过地形，闻报后的刘乙光，惊状可想而知——这次的情况可真是非同寻常，异常严峻啊！
刘乙光不敢疏忽，他调集了手下所有的宪兵和特务，全副武装，整装待命。井上温泉的惟一入口桃山隧道被封闭得严严实实，任何人都不得入内；电话也被切断了；张学良住处周围，宪兵特务层层布防，不分昼夜，加倍警戒，个个一副如临大敌的模样；几个专门负责“照料”张学良的警卫则荷枪实弹，面目冷峻，提着枪在房门口一刻不停地来回走动，还时不时地探身屋内，窥视张学良的动静；刘乙光在那几天，也特别的凶狠，老是恶狠狠地盯着张学良，仿佛想从他脸上看出点什么，也不象以前那样和张学良搭话，一副要把人吃下去的凶相。夜深了，还可听得刘乙光和他的部下时而嘈杂喧嚷，紧急集合，时而又蹑手蹑脚地窃窃私语，总而言之，是一种应付非常事件的可怕现象。
因为刘乙光已事先卡断了所有的信息来源，所以，张学良不知道外界发生了什么事。他去问刘乙光和周围的人，结果人人守口如瓶，凶神恶煞似的爱搭不理。张学良在房间里，毫不知情，闷闷不乐地也不知如何是好。
张学良还不知道，他其实已面临着杀身之祸。刘乙光已经做好了最后的准备，张学良可能会趁乱逃跑，也可能被山民劫走，一旦局面真的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他就会采取紧急措施，将张学良和赵四小姐乱枪打死，对上面报告则称是台湾乱民前来劫狱所为。
一个平时和张学良相处融洽的警卫不忍看张学良被蒙在鼓里，偷偷地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张学良。张学良听罢怒火中烧，他满脸通红，额上青筋鼓胀，两手由于极度的惊讶和愤怒而微微地颤抖。他不甘心啊！他张学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