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瘸腿，小朋友给我起过外号，叫我徐俐拜子，长沙话发音拜子就是瘸子的意思。这个外号叫的时间不长，但留在心里的时间很长。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认为自己是个拜子，成年以后看见不会走路的拜子，都会无意多看他们几眼。记得后来上班，天天经过同一条路。一天有个男青年主动和我打招呼，说我长得周正，提出为我画幅素描。男青年说他没有什么别的意思，家就住在马路边，耽误不了多少时间。尽管当时我很忙，但我还是答应了，因为他是个拜子。
现在我给所有人的印象是，乐观、自信、开朗，其实在这层明亮的基调下面，只有我自己知道，我性格里还有一层淡淡的、外人难以察觉的灰色，这层灰色和我的瘸腿以及由瘸腿造成的各种成长烦恼密切相关。没有人知道，瘸子的阴影伴随了我的整个青春成长期。学校有过一次拉练，大约走了六七十里，我没有听从老师的劝告，和大部队一起走了回来，那条腿就比另条腿疼的日子要久，但我一声不吭。学农要挑塘泥，满满的两簸箕塘泥甚至超过我的体重，我就小心翼翼地尽可能把重心放到另一条腿上，拼命坚持着，没有让任何同学看出我内心的谨慎和担心。事实上，在我快速发育的那一两年，我的这条腿是跟不上另一条腿的。有段时间我几乎天天比腿，怎么比，一条腿都比另一条腿略短一点。那种焦虑我不会跟别人说，完全独自承受了。淡淡的性格的灰色使我在二十岁以前趋于内敛，即使以后在某些人看来我自信到近于张扬，但那层内敛作为一种自我约束始终都存在于我的血液里。我因此很少不清醒，很少做出错误的判断，万一真的错了，也不会错到不可救药，总有挽回或补救的余地。
两条腿终于长齐是在我彻底停止发育以后，那种如释重负的感受简直无法对人明说。我曾经是个瘸子，格外在意自己行动的正常；我害怕重新再成为瘸子，无时无刻不提醒自己要小心呵护。其实成年以后，当我穿着高跟鞋，昂首挺胸乃至气宇轩昂地走在人前的时候，瘸子的阴影早已不在，说出来都像是别人的故事。今天之所以提起它，是因为它曾经作为我生命的重要底色长时间地存在过，它困扰过我的成长，它在我的性格上打下了挥之不去的灰色烙印。其实，绝大多数人对我的性格是有误判的，曾有采访者惊讶：你年轻的时候为什么会喜欢简爱呢？只有不美而自尊的女孩才会喜欢简爱呀！采访者的经验是，漂亮的女孩都喜欢郝思嘉。我不难看，但我不喜欢郝思嘉，我喜欢简爱。从十五岁到现在都是如此。
上面是两年前我写的一篇散文。文字里透着浓重的自我怜惜的味道。
从我一生都喜欢简爱这个角色来看，自尊是我为人的基本起始点，不管别人如何，我得拿自己当回事儿。
一个多病、瘦弱、忧郁的小女生是如何自信和美丽起来的呢？大约就是源于自尊。自尊，让自己一生都比较努力，因为努力，信心也就有了。这是后话。我想说的是，人们称道的徐俐的所谓美丽，都是在一个多病、瘦弱、忧郁甚至自卑的小女生的基础上生长而成的，这点可能出乎许多人的意料。
《女人是一种态度》 我的美丽心得宁可穿破，不可穿错
爱漂亮一定有遗传。
我小时候的衣服大多是妈妈做的，那年月的人们大都兴做衣服穿。我高兴的经历之一就是陪妈妈去商店买布。妈妈手巧，不是一般的巧，妈妈做的衣服经常比买的好看得多，所以我们家的孩子出去总比别家的孩子漂亮。
妈妈精心打扮自己的儿女，给我这个做女儿的留下的印象就是：女孩子应该永远干干净净，漂漂亮亮。
妈妈自己就是那年月的美女。她自己会做会收拾，她走出去也比别家的女人漂亮。妈妈的漂亮观念纯粹来自于她的直觉。比如，她不懂什么叫身体比例，不知道身长是七个半头长的说法，但她知道多长的衣服配多长的裤子才叫和谐。妈妈的直觉好极了。
改革开放以前，爱美就是封资修，所以大人小孩没有任何有关穿衣戴帽的知识启蒙，一切都是自己懵懂琢磨。
妈妈唯一的穿衣理论就是“宁可穿破，不可穿错”。这是梨园里角色穿衣的规矩，不知妈妈如何懂得把它运用到日常生活中。梨园行里，行头错了，角色就错了，自然错不得，此话在梨园行里就是最起码的穿衣规矩；到了现实生活中，若是再遵循这个理儿，简直就牛得一塌糊涂。
妈妈爱看戏，懂得戏里穿衣的道理，她的聪明在于她会触类旁通。她说我们小时候有身经典的打扮：她亲手编织的红毛衣毛裤，再配一条镶了荷叶边的白色围裙，头上扎着红绸子，像个小公主，人见人爱。
记得我在上中学时，有一身打扮始终是自己的最爱：在人们清一色的蓝色外衣里，我总配上一件洗得干净叠得整齐的白衬衫。外衣被妈妈做成收腰西服型的，白领子翻出来，加上我因为练过舞蹈而亭亭玉立的身姿，显得格外精神和清爽。
我们长大以后，如果妈妈发现我们穿得不顺眼，为了让我们把刺眼的换下来，她就会抬出那句八字箴言：宁可穿破，不可穿错。虽然什么才是不错，道理不甚明白，但概念已经有了，就是这辈子穿衣要讲究，要小心谨慎。
记得有次是为了穿裙子。妈妈做的裙子大都过膝长，妈妈认为我穿短裙不好看。她给我设计的经典裙装是：白衬衫配深蓝色华达呢的六片裙，衬衫收在裙子里，显出细细的腰身，而那六片裙长度过膝。每年的夏天，我基本都是那样穿的。妈妈也喜欢给我做纯白色的连衣裙，裙长也过膝一点，白裙配上我的长发，飘飘的。可能是穿长裙的次数多了，我想换条稍短些的穿，妈妈一看就急了：脱下来，不好看，长裙显得腿长，不要穿短的。记得那次我换的是条西服短裙。妈妈一生都坚持认为我不能穿短裙，后来，当我懂得比例协调关系之后，发现妈妈的坚持是对的。不是我绝对不能穿短裙，而是穿长裙长裤更加漂亮。我说过，妈妈的直觉特别好，在她眼里，我穿短裙就属于穿错了，无论如何要不得。
不仅是穿衣，对女儿家的言谈举止，妈妈也要求极为严格。妈妈说过“笑莫露齿，坐莫摇身”的话，那是她奶奶教给她的，后来她发现在我们身上行不通，就降低标准，要求我们行正坐直，举止不能有败相。比如我在学校练过几年舞蹈，而且还是芭蕾，学跳《红色娘子军》。功夫没太出息，舞者的八字步倒是学会走了，那八字步在妈妈眼里就是败相。坐着的时候，我无意识就把两腿分开着摆，那是练功开胯留下的后果，妈妈一看就不顺眼。她常在我完全无准备的时候，朝我的腿上使劲儿一拍“把腿并上！”生疼的同时还被吓了一跳。看妈妈的决心，我不改是不行的，因为我不可能不在她眼前走路。那时我已在电台上班，电台机房的地板是五十年代铺就的木地板，地板的拼缝当然是直的，我觉得顺着拼缝练习走路不错。于是每天，男声在里面录音，我在外面等候时，就顺着拼缝从屋子的这头走到那头，不知走多少遍。走了几年，居然把八字步改了。不仅改了外八字，妹妹说我走过了，好像有点内八字的意思。当然这也不可以，又往回调，终于调正了合适。
我身上的败相是被妈妈一点儿一点儿抠掉的。好像十来岁时，我上牙床的左边多长出了一颗虎牙，像巩俐在《红高粱》里那样，我自己觉得很好玩，但那绝对就是妈妈眼里的沙子。我不可能不在她眼前笑啊，没商量，拔了。我怕疼，总是一拖再拖，妈妈急了，话变得难听起来，从那时我就知道，什么叫姑奶奶急了。记得是我自己一人去的，妈妈认为这样的小事不需她陪着。我去的是省军区的门诊部，一个年轻的男医生在我的上牙龈打了点麻药，拿着一把不知叫什么的钳子，费了好大的劲，才把我那颗虎牙除去。看医生的费劲，还是早去的好，岁数大了再去，拿的可能就不是那把钳子了。我一生就拔了那一次牙，记得最清楚的是拔完以后留下的牙洞，像插秧时漏掉的一个秧穴，很显眼。我觉得那秧穴很好玩，老用舌头舔。妈妈看着又碍眼，规定我不许舔牙洞，而是要不断地把被虎牙挤进去的正常牙齿，用舌头往外顶。我现在的一口整齐的牙齿，其实是妈妈帮着长好的，她使的劲儿比我自己大多了。
妈妈总是通过各种方式，告诉我什么是女儿家的败相。比如，我有个玩伴儿，说话时好先吸一口气，吸得很响，像刚吃了朝天椒。她如果要连说四五句，至少会被辣上两三回。她一辣，妈妈就什么事也做不下，只看着她，示意我注意听。玩伴儿走后，妈妈一定要再夸张点地把那辣声学上几遍，还说，如果在同人谈恋爱，别人会烦躁的。我正处于青春期，这样的告诫很管用。
那时候总有小伙子借各种理由来我家串门儿。有天来了个说话用糖嗓儿的，听得妈妈浑身不自在。糖嗓儿走了以后，妈妈说她恨不得拿筷子在糖嗓儿喉咙里通通，要不会憋出人命来。妈妈说话经常又形象又夸张。当然，糖嗓儿一类的人是断然不能考虑的。妈妈费了那么大的力气，才育出个没败相的女儿，怎么能轻易地交给糖嗓儿呢。糖嗓儿不知道，只顾天真着来。可怜。
因为妈妈的严格要求，我的举止做派里，怕是没有太多不顺眼的东西。走路挺挺的，虽然不是笑不露齿，但怎么笑也不至于难看。记得在长沙台的时候，有个同事刚养了女儿，他说要向我妈妈取经，如何才能把女儿养成我这个样子。他认为我的性格好，各方面看着也顺眼。我把他的要求向妈妈转述后，妈妈开心地一通朗笑，得意极了。
直到我出嫁，妈妈一直都是这样管教的，从手势表情，到身姿举止，一样不拉。可以这样说，我上电视以前，已经有了一副被妈妈细抠过的身架子，那是一个很好的基础，余下的事情全靠自己的造化了。
《女人是一种态度》 我的美丽心得我理解的职业装（1）
经常有同行问我，出镜的职业装都是如何配置的。其实我对职业装的全部判断和审美，都来自在西方电影和电视剧中看到的白领丽人的形象，以及透过小说对她们展开的合理想象。
西装本就来自西方，女式西装又脱胎于男式西装。作家乔治·桑在女人都穿雨伞式长裙的时候，刻意穿西服，被人视为女扮男装。女性西装的出现，是女性走向职场的需要。为了表达女性在职场干练称职的气质，女性的穿着似乎也在向男性看齐，女式西装其实就是男性西服的微小变异，那种中性化的气质符合办公室对女性的要求。所以，越是大白领，女性的着装越像男性——齐臀边长的上衣，宽松笔直的长裤，和男性西装差异很小。这似乎已经成了一个潜规则。为了同男性有区别，女性能做的文章就是西装内的衬衫或者内衣。那是一个可以做文章的地方，尽管场地不大，但内心春秋足以彰显。除此以外，各种首饰的搭配也是女性的性别权利，只要风格分寸得当，男性是不会怀疑女性的职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