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长沙台回复了海南台，我的档案过去了，就等最后的调令。
事情就这么奇怪，按理说，海南台的调令应该马上就到，可不知道为什么它就没到。就在等调令的期间，我听说中央电视台成立海外频道，需要从地方台直接挑几个业务能力强的成熟主持人。记得那是７月，在我的好朋友肖晓琳告诉我确切的消息后，我毫不犹豫地北上了。
我还清楚地记得我第一次在中央台试镜时的打扮。我把披肩长发完全向后梳光，穿了一件领子上有一点点绣花的白色短袖衬衫，下半身是一条蓝色绸质的休闲裙，裙子用休闲皮带系在了衬衫的外面，脚上是一双白色凉皮鞋。那是我平日里最喜欢的一身打扮，我就那样上镜了。
主管领导看完我的图象，充分肯定了我的气质，认为我的气质正，不小气。
但中央台还在四处找人。
试镜以后，我又参加了中央台组织的一个主持人培训班，培训班学员都是各地方台送来的业务骨干。或许是因为先前试过镜，或许是相信自己的实力，在培训班上每天都有中央台来挑人的情况下，我的状态相当松弛。
就在这个培训班上，我第一次见到了徐晶。作为电视化妆界的领头人，徐晶那时在业界已经有很大的影响，如果能让徐晶化妆定妆，那可是件了不起的事。那天，我们被集体带到徐晶的办公室，几十双眼睛同样渴望地看着她：你会对我们说些什么呢？
地方台从来都不缺美女，我们的培训班理所当然美女如云。当我第一次和大家照面的时候，只觉得眼前亮晃晃的，我惊讶：怎么这么漂亮呀！在我过去的经历里，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的美女。徐晶很职业地用眼睛迅速在我们大家的脸上扫着，看一个说一个。平生，很多人并不知道自己的长相原来还有这么多缺陷：中庭长了，两眼距离太开了，双颊的肉太多了……那时即使搞电视的也不懂这些，大家不知道什么叫做三庭五眼、四高三低，什么样的脸才算真正上镜。我的同行们被徐晶这样一通点拨之后，好多人对自己失去了信心。印象最深的是云南台的一个女孩，平时就这么看着真的如花似玉，但徐晶说她鼻子稍长、下庭稍短、两眼距离稍近，这些缺点都会在屏幕上成倍地放大，只有自己知道这些比例的缺陷，才能在化妆上有效地弥补。那肤如凝脂、长相实在可人的女孩几乎不相信自己听到的，她当时几乎都懵了：难道我长得不好看吗？这么说我简直就是一无是处。
镜头真的很残酷，徐晶也很残酷。
站在这样长得晃眼又打扮得耀眼的人堆儿里，我实在不显眼，因为我的长相气质一点都不艳丽抢眼。看到我的时候，徐晶仿佛有眼前一亮的意思，她告诉大家：哎，这张脸的比例结构不错，而且很洋，洋得很正，很上镜。那天，只有很少的几个人不被徐晶否定，我是其中之一。说实话，我认为自己不丑，但说不上有多漂亮。从小就有人拿我和妹妹比，究竟是姐姐漂亮还是妹妹漂亮。妹妹的皮肤好得不可思议，我从小就体弱苍白，很少有人认为我比她漂亮。妹妹都比不过，还跟别人比什么呀！
如果在我的职业生涯中需要感谢谁，徐晶是我要感谢的人之一，因为她的点拨给了我更多的自信，没谁能否定相貌对女主持人的重要性。就是从那天起，我才真正知道自己长相条件不错，按照三庭五眼的说法，不算有太多毛病，总之，我很上镜，而且我洋得很正。
徐晶不喜欢我的发型，说我的披肩长发是半成品，太不职业，她建议我剪掉。我历来认为在办公室里没有男人女人之分，只有人与人之别，我是很强调职业化的人，怎么能让自己看上去不职业呢？虽然我当时并不理解长发就如何不职业了，而短发就如何职业了，但既然是徐晶说的，剪掉头发是我唯一的选择。
《女人是一种态度》 我的职场风云我与《中国新闻》（2）
我记得我找到西单，一家日本人参与经营的发屋（那时发屋少，不像现在这样遍地开花）。我对发型师说，我要把头发剪了。对于自己一头柔顺的有着大波浪的披肩发，我真的舍不得，它已经伴我十来年了，已经是我气质的一部分。在我走路的时候，我的步伐略有佻，头发就在我的肩上抖来抖去。我怎么能够设想没有了长发的抖动，没有了头发的随风飘扬呢？师傅见我那样舍不得，就说：何必呢，不剪不行吗？师傅不知道我剪发的理由，当他在我的头发上下剪子的那一瞬间，我的眼泪最终下来了。
过后我想，那眼泪既有对失去长发的伤心，也有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深切担忧，当时中央台并没有表态要我。对我剪发伤心一事，有人作过评价，他就是现在中央台的台长赵化勇先生，当时他是经济部的主任，我也曾去经济部试镜，他对我的印象不错。他说，头发都舍不得剪，还想来中央台呀？！
剪完头发以后，我再次试镜，效果果真好了许多，图像一下子饱满了起来。我被通知参加面试。人事处的领导说：如果要用，我们也只是先借用，借用期一年。如果不合适，我们会退回去，你怎么办？我嘴上说，那就全当是我的一次经历吧，心里想的是，只要我来了，你就不可能把我退回去，我有实力。最后，我给负责人留了一封信，再次真诚地表达自己，我特别强调了自己的学习能力，我认为，在一个新的要求更高的环境里，学习能力至关重要。
在那段时间，我曾经三上北京，试镜，参加学习班，面试，我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最后一次，我是带着满心的期待回到长沙的。我想，如果苍天有眼，它会给我这次机会，我是一个认真努力的人，苍天会眷顾我的！
借调令很快到了长沙，我欣喜若狂！长沙台的领导真的恼了：接连一两个月，我的多个调令闹得他们不得安宁。我的档案已经发到了海南台，人没走，中央台的借调令又来了，调就调吧，还借调，多难办啊！中央台的借调令很急，调令希望我９月２０号以前到中央台报到，但调令到达长沙的时候已经十几号了。当年能调中央台，在地方上是一件惊天的事情，谁能轻易获得这样的机会？谁又会轻易放弃这样的机会？我知道领导很恼。论年龄，他们都是我的长辈，他们亲眼看着我长大，当我这样毅然决然选择离开的时候，我知道他们心有伤感。伤什么呢？是我的去心已决，还是他们没有为人才创造更好的条件？后来领导集体开会商议：放人！
就这样，我的实质关系还在长沙，档案却在海南（后来海南台台长见我出现在中央台的屏幕上，好半天没法自圆其说），而怀揣着的是中央台的借调令，１９９２年９月１９日我到达了北京。到达北京之后，我突然想起到达的日子：９月１９日，久又久，我对自己说，我走不了。
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的前身，是中央台对台部，人数不多，大都由其他各部抽调而来。和我同样从地方台调来的主持人还有其他四位，其中包括观众较为熟知的程前，我是他们当中最后一个到达北京的。关于我们的分工，似乎在我到达前就已经确定。综合各方面的条件，领导认为我应该主打新闻。这既在我的期待之外，又在我的意料之中。在地方台我的新闻就播得不错，但是生完孩子以后，我转向了专题新闻的主持与采访，像这样单纯地播音已经至少生疏三年了。更重要的是，如果只是单纯播音，我为什么要抛家舍业地非来中央台不可呢？就因为出镜的时候能把身后的长沙地图换成世界地图吗？
国际频道开播在即。我们新闻组总共十三四个人，负责每天十分钟的《中国新闻》。什么是对外新闻，怎么做海外的华人观众才乐意收看，对我们每个从业者来说都是崭新的课题。
这些课题让我暂时放下了个人的困惑，一心一意地投入到新节目的开播准备中。当时，我们能借鉴的资料很少，大家在一起看过几档台湾地区的新闻节目，我们知道有不少台湾的从业者是在美国学的传媒，或许，他们做节目的一些感觉是可以参照的。
我发现，台湾的新闻主播对新闻很投入，不像我们当时已经习惯的一切都是恒定的状态，那种状态的千篇一律，使播报者在镜头上毫无个性可言。一件事情由不同的人做，为什么会没有个性的差异，逻辑上讲不通嘛！后来我们了解到，海外观众最不能接受的除了新闻内容的空泛之外，还有播报者一成不变、慢条斯理、缺乏生气的出镜方式。他们戏称我们的播报者永远只有一男一女，因为他们看不到差别。
我在这里无意轻视什么，一切现象都有它的历史成因及合理性，有时那种合理性还足以印证它存在的必要。我只想说，没有一成不变的东西，关键看它是否具备了变化的条件。十年后，当人们再向我提起所谓的“徐俐现象”时，我本人都恍若隔世，因为时代瞬息万变，后来者正在继续寻找和实践适合他们的方式。当我们看到有人端着茶杯出现在中央电视台新闻节目主持台上的时候，我们究竟是该欢喜还是该不屑一顾呢？
让我再回到从前。
面对海外观众的不接受，我们能不能改变？时间紧，我们来不及商量。虽然大家没有着力打出什么旗号，但是，做和国内不一样的新闻已经是大家思想和行为的共识。至少，海外观众不接受什么我们就得改变什么。
我不是一个刻意标新立异的人，但我喜欢按我理解的方式做事。做事的效果取决于我对事情的理解程度和角度。在诸多能力当中，我是格外看中理解力的，如果对一件事物能作出别有洞天的理解，实际上就比别人多获得了一个做事的空间。
《中国新闻》记者寥寥，但是不乏精英。如果大家愿意回忆，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的电视屏幕上，人们是很少看到被采访者开口说话的，既看不到现场报道，也听不到所谓的现场同期声。但是，大量的现场采访却在《中国新闻》节目中出现。以我们开播第一天的节目为例：１９９２年１０月１日，《中国新闻》开播，记者高丽萍站在天安门广场向大家作现场报道。她告诉观众今天的国庆节有什么样的人来到广场，人们在做什么，人们的愿望是什么，天安门广场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些都在她的现场采访中一气呵成，如行云流水。那条长达三分钟的新闻，几乎没有什么解说词，基本上都是现场同期声。这样的新闻首次出现在中央电视台的屏幕上，它的效果及影响力是可以想见的。
从内容上，《中国新闻》颠覆了过去传统的新闻制作方式，那么，在播报方式上呢？当大量的被采访人物的同期声进入到我们节目的时候，由此带来的真实性和生活气息在不断增强。和这种真实的声音相比，我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声音？我是否能同它们有机地融为一体？
首先我的语言节奏在加快，实际上最早只是在向正常的说话速度靠拢；我还配合语气的处理，按照生活中说话的特点，自然加大了对一些重音的强调。光这两个方面，就已经与众不同了。关键问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