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如今天这般攫取财富的渴想和机会，我们——起码我和凌子——从而得以有了一
副健全的精神，和只有在健全的精神下才能有的视自由与正义高于一切的内心准则
。这就是为什么凌子在１９６６年成为民众中最先觉悟的顶尖人物之一⑼，也是为
什么我会在八十年代写出这些“不讨好”的作品，和以后的种种遭际。
那段时间我们玩得真是开心。而那一时期，直到最近反复研摩共和国史才知道
，正是他们一批所谓“元勋”被毛泽东无端猜忌，离开了他有着深厚根基的南方，
只身北上，以才智最高的盛年，在京都赋闲。“削藩”这套把戏，从史书上看，常
令胸怀大志者烦闷暴躁，我却没有见他发过一次脾气。不但不烦不躁，现在回想起
来，他竟从不“走动走动”——这是几乎每个在政坛上混的人都不得不为之的。他
究竟是等待着还是隐忍着，或是以天生的淡泊来对待纷争？总之，他是那么安于被
误会，被搁置⑽，直到局势真正需要他：一举擒获“四人帮”，推出邓小平。
他是一个业余科学爱好者，我还没有见过一个不从事科学工作的人对科学怀有
如此天真不倦的崇敬。四十年代初，在延安那种地方，他曾把他的宝贝女儿牛妞，
也就是凌子，交给马海德医生作牛痘实验；到了五十年代，他的爱好又得以升级：
我对导弹的最初的认识就来自他的亲口诠释。一天，那时我刚读初中，他请才从美
国归来的钱学森夫妇吃饭。客人未到之前，他极为高兴地以几个孩子为对象，讲这
马上来的人有多么了不起，是“研究一种能追着飞机飞的炸弹的”。要不是凌子的
坚决抵制，他恐怕会把家中所有的孩子都送进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但后来我弃工
从文，他倒也没说什么。在我跑去告诉他：“我现在乘飞机飞来飞去，住大饭店、
出国，都不是因为爸爸的关系，而是我自己挣来的。”他也由衷高兴。当然他也没
有见到我的坐牢。他切盼他的孩子们学到哪怕不大，却是实实在在的一两手本事；
而当他们不是这样的时候，也未见他厉声斥责，只是默默地失望，默默地伤心；最
后，没本事的孩子借他的名义“出息”了，他理智上的责备总是向他的亲情之爱让
步。
最近，我有机会反复揣摩共产党从建党到夺得政权这３０年间的历史，在重重
的政治烟幕中找寻合乎逻辑的历史印迹。无论对谁，这都不是件轻松活儿，对我尤
其如此——因为我的义父混迹其间。我怀着学人绝不应该有的关切与忐忑，在一部
又一部冠冕堂皇的废话间，找寻他有没有如他的同伙那样或踊跃、或无奈地欺上压
下、卖友求荣，努力发掘他保住自己位置的秘密。比方说，１９３５年那封电报，
究竟收到过没有（编者注１）；１９４０年，新四军与日军大本营，到底有没有直
接联系；１９６６年秋，他焦虑地为毛泽东到国外购置尼龙避弹衣（编者注２），
而转眼间，又因发怒而拍裂了自己的指骨，贯穿其中的，究竟是什么。我发现，他
从不反抗，也不出面主持公道；每有变故，他持的往往是容人、给人方便、放人一
条生路的态度——但以不开罪毛泽东为限。他的主调是温和，而这温和，究竟是出
自快乐的、喜好美景美食美色的天性，还是因为看了太多的惨烈？他不是个憨人，
他非常聪明，什么都看得清清楚楚。政坛恶浊如此，生逢一连串诡诈矫情的“路线
斗争”，他只是不做帮凶，努力不厕身其间而已⑾。毛泽东晚年给他的评语是“吕
端大事不糊涂”。我体会，这不糊涂的第一要旨，是笃信“只要有这人（毛）在，
一切反抗只是自取灭亡”。
１９８３年，我写重庆易帜前夕中美合作所屠杀的时候，他还健在。那次，他
不仅详尽，简直兴致盎然地给我讲述“军统特务案”中他所经手的细节。到我开始
写历史纪实，他已离世。对我说来，最觉后悔的是，与他厮守有年，竟一次也没有
就重大历史疑点向他求证。
我和他从来没有亲近过。他顺口将我称作“女儿”，很耐心地给我改诗⑿，都
不意味着他曾很关注我的成长。家里增加个把孩子，在他说来不算什么事，我也从
来不曾有过童年的家庭感受。
我远远地望着他，只知他晚年非常寂寞。随着地位增高，他变得越来越伤感，
越来越脆弱。在一步步走向人生的尽头的那几年，似乎是，他漫长生命当中每一个
片段，都在他的记忆里活了起来，弹拨起当年壮怀激烈戎马倥偬而来不及体味的一
切。到这时候，已经没有人为了“谋”个什么巴巴地去看他了，他终于得以只生活
在他自己的世界里。他的老友，包括我的母亲，终于得以去看他。那场面令人凄然
——似乎谁都有话要说，而谁都说不出，只“执手相看泪眼”。他们想到了什么？
他们是不是在无声中交流着当年为了“革命”而轻易地抛下的属于人的可怀恋的一
切？就是这时，他颤抖着为我的生父题写了那四个字：“义无反顾”。放下笔，已
是泪流满面。
世间流传着不少有关他的绯闻，传到我耳朵里的时候，已近天方夜谭。如果有
人嫌世上千万种言情小说还不够，有兴致再加上几种口述本，也没有谁阻止得了—
—哪怕那指名道姓的版本离谱离得厉害。善于写词的毛泽东推崇他的七律，他自己
最钟爱的却是北宋词人辛稼轩。为什么？他没说过，我也没听见谁问过他。有着极
高的才具与抱负的辛弃疾四十二岁就已被闲置，一腔郁愤怎么个去处？政治上失意
，人生价值并没有贬低。于是，我们终于知道，写出“醉里挑灯看剑”这种典型军
事政治家豪迈句子的词人，能对一片山、一丛树，对农人的辛劳、孩子的娇憨，有
如此细腻的感受，对女性的爱恋也会如此明艳哀伤。他呢？辛稼轩写道：“知我者
，二三子”，他不是么？对于居处布置，他没有特别的口味。走到哪里都不变的，
只有那帧挂在床前的母亲的像；还有《稼轩词》，永远在手边。
他或许有着常人难以企及的感情经历，但那结局在常人看来，也许稍嫌寂寞了
一点。这个一生对女性怀着不倦的激情，也一直为她们所眷爱和景仰的人，在他“
辉煌地”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没有一名爱过他和被他爱过的女子被允许守在“身
”边。他的葬礼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他的四任夫人，还有在他五十岁上鳏居以后的
３０多年的岁月里，曾比较深入地介入他的生命的三位女性——当时她们七人全在
世——都未能露面。
就心理而言，我不认为我有一个幸福的童年。我觉得世上最残忍的事情之一，
就是一个做母亲的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别人家去寄养。孩子不象成人，家庭几乎就是
他的一切。他还太小，家里得不到的，没有能力到社会上取得。如果有人——哪怕
是亲戚和最要好的朋友——把她的孩子寄在我这里，我不能保证，我对他们能象对
我自己的孩子一模一样，一样到连孩子本人都察觉不出来。
他没有当面夸过我——也没有骂过。后来我知道，他对别人说过我爱看书，可
能我老是泡在他的书房的缘故。但有一句评语被我听到了，还不只一次：“养不驯
。”
（三）我的继父 唐海
我的继父初初看去是一个心不在焉的人。他生活在他自己思索的世界里，只有
当讯号过分强烈时，他才回到世俗中来。而他一回来，立刻就给出自己的结论。
他是１９３６届上海交大的高材生，本已在当时的中央政府就职，只因一个偶
然，他去了延安。那是有一次，他在军用机场等候他所托运的技术物资，左等右等
不来，最后被告知因舱位紧张未能启运。而就在这时，他一眼瞥见飞机上正往下卸
的达官贵人的保姆和婴儿车。就这么一怒之下，他决定革命了。而那时革命似乎只
有一个去处——延安。因为英文好，他曾在那山沟里为毛泽东作翻译，也是中央研
究院少数几个又学通了一门俄文的人。斗王实味，不知他是否在场；从已发表的资
料看，“坦白”和“抢救”的时候，他已被发到了绥德，就在那里被关进监牢，罪
行是“同一名女青年接过吻”。后人，包括他自己的弟弟⒀读到这里都不禁莞尔，
但他已经吓疯了。在此后的大约４０年，他没有离开过“冬眠灵”。
抗战胜利前夕，延安开始给被“冤屈”的同志甄别。打的时候就稀里糊涂，甄
别的时候清楚得了吗？毛泽东说：“现在东北快解放了，需要大批干部。让他们自
己到前线去做结论吧。是共产党人，一定留在共产党内；是国民党人，让他跑到国
民党去，怕什么呀！”他去了东北，紧随在接收地盘的大部队之后。他没有离开共
产党，到死都守着他年轻时候的梦——不仅守着梦，还象所有得到了“党的宽大”
的人一样，怀了一腔感激和对未来的憧憬。
他和母亲就是在那里遇见的，在那片寒冷荒芜的富庶之地。他是工业部化工局
的技术处长兼计划处长；她是该局合成炼油厂副厂长。这可能是我的继父一生最愉
快的时间，因为“前线”需要汽油，没有人会在这个当口整他们。那几年，他的从
油母页岩中高效采油的建议得以充分的发挥；他还是当时少有的能与苏联专家直接
交谈的主管干部。我的母亲是一个太爱才的人，完全被他的知识和谈吐迷住了。看
他实在太邋遢，那样风流的人品，竟睡在光褥子上，母亲把自己心爱的细亚麻布床
单亲自为他铺好，算是照拂也算是一种情感传达，没想到再见面时，那床单已被撕
成一片片包在脚上了。
“建国”了，象他这种从延安“炼”出来的技术人才，应该是共产党的宝贝了
吧？不料他因为太懂技术，又不加掩饰地把他懂得的说了出来，竟得罪了不那么懂
技术却很懂政治的“泥脚杆子”。从５０年代起，到文化大革命，只要有政治运动
，他所在的石油系统揪出来斗的，一定是他。到了５０年代末，他已被贬到大庆，
贬为一个几乎没有人知道的部属“安达石油学院”，任职副院长。他一点也不觉得
有伤自尊心，也不觉得有什么不正常，反而一心一意认定非把这所学院办好不可，
起码办得如他母校一般，成为全国一流的工科大学。他亲自教授普通物理、高等数
学和英语，训斥他认为不称职的教师和不用功的学生，亲手布置图书馆和实验室⒁
。就在学校开始有起色，学生们开始爱上他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和每次一
样，他又被当作靶子抛了出来。他在延安整风期间落下的精神病从没有过彻底治疗
，二十几年来一次次犯。这回，当我的弟弟闻讯到安达去接他的时候，他正跪在零
下３０°的雪地里，双手和耳朵上冻起血泡，口里喃喃叨念着延安的认罪词。
他被接回北京，和家人生活在一起，神志一天天清醒。没有学可教了，想到大
庆油田那么好的地质条件，却因出水过早而有２０％的原油“窝”在井里而废掉，
实在可惜。他认为这是注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