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油田那么好的地质条件，却因出水过早而有２０％的原油“窝”在井里而废掉，
实在可惜。他认为这是注水管的出水孔简单地平均分布所致。他列出公式，计算并
且绘出了合理的注水孔的分布图。他致信有关部门，没有人理他，更没有人拨给他
一口井作实验。从１９６６年到１９７６年，他在北京大小胡同的铁匠铺里转，交
了一批围着帆布围裙的白铁工师傅朋友。他们按他的口述给他打造大大小小的采油
模型，从此，家里丢满了他的“实验器皿”：洋铁皮盒、洋铁皮管和泡沫塑料块，
本已拥挤不堪的公寓套房成了他提高大庆油田出油率的实验场地，家中定量供应的
食油成了他的实验材料。
待到他认为这项实验已经有了结论，却见不到任何被用到油田去的可能的时候
，一句话也没说，把“场地”草草收拾掉，开始一页接一页背郑易里的《英汉词典
》。词典背完了，还能做什么呢？他又投入一项新的纯理论研究：质疑爱因斯坦的
《狭义相对论》。他把他的构想向我解释，其郑重与热切就象是接受一项国家研究
项目。从此，家里满是他的计算公式，密密麻麻地写在小学生练习本上。
我不知沉浸在这种境界中，人会有什么特别需求。他不断向母亲讨酒喝、讨烟
抽，而妈妈也象所有的妻子一样，扣住不给。他于是自己到小铺买，妈妈又扣他的
零用钱。他于是以他能得到的一点点钱，买最下等的，身上永远散发出劣烟劣酒的
臭气。一次，我四岁女儿发现她屋形小扑满突然之间空了。问到他头上，当外公的
开心大笑起来：“哈哈哈，大公公偷了菟菟一房子的钱！”
他不象父亲，不象家长，社会上的事他都不甚了然。他只象是家里的一个不挑
剔的大孩子，一个可有可无的人。有一回，他不无惊惶地提着一支不是盒装而是筒
装的鞋油问妈妈：
“杨洁，现在的牙膏怎么是黑的？”
他生活在他的理论和技术世界里，即使和家里人，好象也没有多少话说。他的
伙伴只剩下３岁到６岁的孙辈，１９６８年出生的菟菟成了他寂寞晚年的小友。他
把她叫做“鸟儿”，她的牙牙儿语在他听来就是如此，而这对他也就够了。
他的孩子那时是十多岁的少年，他的学问和为人距他们的理解力太远，他的怪
诞却已到了他们容忍的极限。弟妹们不但不和他亲热，反而将他们的爱与依恋转向
反面，不理他、呵斥他。只有我给他买酒，并且坐下来陪他喝一小杯。这时，即便
他没有发病，也会大睁着充满血丝的眼睛对我说：“小庆，我一定好好学习马列主
义，一定好好改造，要不然就会象王实味一样去做特务。”这可能正是我写王实味
的最初动因——我想要知道，王实味到底怎么了，能把一个优秀如我的继父的人吓
成这样。
我的第一本小说集出版时，高兴地题辞送给母亲，完全忘记了他是母亲的配偶
。对此他丝毫不计较，他读完了全书，随即把他最喜欢的《后记》译成英文送给我
。１９８２年，他的小女儿，我的小妹妹，在２４岁上患绝症离世，我们全家陷在
悲恸中无以自拔，身为父亲的他却象是淡淡地没有这回事。不过数月后，他突然一
句话没有就去了，这时我们才知道他心里的创痛，不会与人分担，只能自己默默承
受的创痛。
我的继父是一个心思与情感都很深的人。而全世界，包括他最亲近的人，都忽
略了他。没想到的是，他的死讯传到安达，竟有那么多多年以前挨过他的骂的学生
为他哭。我一次次买了送给他的酒，还一瓶瓶地排在柜子里。每忆及拦住不让他喝
的情景，妈妈都唏嘘不已。母亲整理他的手稿，数百页精密的计算之后，赫然出现
的是这样一个结尾：
这篇论文从１９６６年开始写作，直到１９８２年，前后写了１６年才写到现
在这个样子。
我感谢毛主席对我的教导，尤其是《两论》对我的启发；我感谢周恩来总理对
我的精神鼓舞，我感谢叶帅对我的挽救，并且把我调到了北京这一科学中心，并且
指示要用辩证唯物主义、群众路线和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进行工作；邓帅明确指出
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重要命题，给了我对这篇论文的正确性以充
分信心。——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伟大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万岁！革命先
烈万岁！
１９８３年２月２日 早春气息之夜
我们终于知道，那场红色风暴来临的时候，他所受到的惊吓：他逃进爱因斯坦
，将学术视作唯一的藏身之所；我们终于知道，延安那一击，给他的戕害之难于复
合。掌权的大人物为着自己的交椅而拼就的政治套语，已经融进他的生命，直到死
的一刻。
“可怜死了，可怜死了……”妈妈说，哽噎着。
他的油田注水方案据说已经用在新油井开发上。他的对《狭义相对论》的辨诘
至今没有一个人能看懂。如果这份心血不能当作他的成就，也算是一个因“早年革
命”而失了心智的人在那场新的、令他颤栗不已的年代里的一个慰藉吧。
〔四〕我的公爹 王磊
当我作为新娘被带去见公公的时候，他正关在“牛棚”里。那是１９６７年，
我和我的丈夫刚从文革初期的冲动中醒过神。我不记得此前是否打听过王德嘉的家
庭背景。嫁了，去看公婆，最自然不过的事。
他独自一人坐在他的牢房的板铺上，头发胡子都很长，看上去就象一名山野道
人。我们被带进去的时候，他只淡淡地点了点头，连我的名字都没有问。三人（我
们夫妻外加一名看守）落座之后，王德嘉开始向他宣讲形势：毛主席的指示，山河
一片大好，云云。他静静地听，眼珠都没怎么动。这样大约讲了半个小时，王德嘉
回过头对那看守说：“下边，我们要谈点家里的事，您是不是……”
那人直盯着他，不吐一字，也不挪动一下。王德嘉叹了一口气，回过头开讲家
族豆腐账：大哥如何，二哥如何等等。
不幸那看守是个凡人，坐久了，不得不出去“方便”一下。就在他刚刚起身出
门那一刻，我看见我公公那双藏在一堆毛发当中的眼睛突然亮了，鼻子下边一蓬胡
须正当中，也咧出一个笑缝。他仍然没有说话，只欠下身，撩起他的床单，示意我
们向下看。我们伏下身，只见铺板下边，一簇簇吊着——糖果、糕饼和香肠。
门一响，看守方便回来了。王德嘉重新开始向他宣讲如何正确对待群众，如何
正确对待自己。他静静地听着，就象我们刚进来时一模一样。
后来，文革结束了，大家都开始了正常生活。我不是一个正常生活下的好儿媳
。我们拼命赶工作，好象要把十年荒废的岁月抢回来。我不善理财、不知孝敬，不
但不能朝昏定省，有时成年累月不登门。公公本是个讲究家规的人，但都原谅，似
乎是，只要“孩子肯上进”，又有过“牛棚”那一面，怎样都可以。
１９８９年春，他常年的咳嗽最后诊断为癌。公公一天天消瘦，心情却十分平
静。他是个懂医道的人，知道“活下去”本已无望，只为这是我们大家，特别是奶
奶的切盼，于是忍着巨大痛楚，不但一一尝试种种莫名其妙的新药，还一一向我们
解说种种治疗方案。
“六·四”之后，他把我叫去。他很少叫我，除非家里有了什么稀奇古怪的好
吃的东西。那次，他已经瘦得让人不忍抬眼正视。对我的退党，他什么也没说，只
问了一句：“还做过别的吗？”我一一禀告之后，他点点头，依旧什么也没说。
在牢里，我以为，再也见不到我的公公了。没想到，他提出临终的请求——
在医院保卫部的监视和监狱方的监押下，我来到他弥留的床边。
我拉着他的手，哭着：“爷爷，我第一次见你，是你在坐牢；你这次见我，又
是我在坐牢。当时，我不信你坐牢是因为做了坏事；你也一定要相信我，我没做一
件坏事……”
就是在这时候，他说的那句话：“咱们……顶得住。”
我说：“爷爷，你也一定要顶住。你最爱喝我烧的汤，你要等着我，等我回家
烧给你喝……”
他点点头。
过了一会儿，他似乎有话要说。我俯过身去，那声音轻得只有我能听见：“回
去看《李将军列传》，这是我最爱的一篇。”我连连点头。其实我何须看，我早就
背下来了：
李广才气，天下无双，家无余财，终生不得封侯。
最后，在这名鏖战终生的将军已年过花甲的时候，与敌酋单于遭遇，本以为可
以最后效命国家，不意又为以裙带而高位者别遣，使他最后失去了“居前，先死于
阵”的机会。不死于疆场，竟受辱于刀笔之吏么？李将军从容引颈自刎。
我的公公为什么在这一刻特特嘱我读这篇？
他也是１９３６年的大学生，北平中国大学文科。共产党建政之后，他倾注全
力于他所主持的血液研究机构。到了六十年代中，一茬人才已长成，一批重大成果
正呼之欲出。他对他的部属“省约文书籍事”，“宽缓不苛”，“乏绝之处见水，
士卒不尽饮，他不近水；士卒不尽食，他不尝食”。然而，象李广一样，没等他以
他的才识而非攀援小技在事业上一搏，竟被闲置，一搁就是２０年。不觉之间，已
届大限。他一生中，担当时间最长的职务是“政委”，虽然直接过问业务，但在一
生中，不知被迫用多少时间端正路线、开会、背诵主义教条，最后觉得心灵相通的
，竟是汉代李将军。
这是他要我读的么？
医生、我的婆婆，都催我离开，因为他的心脏再经不起任何轻微的情绪波动。
我伏在床边不肯走，他们把我拉起来。我说：“爷爷，我回去了，我不能送你了，
我现在给你鞠个躬吧，爷爷——”
我站在床边，深深弯下身，向一名尚在人世的人行了致亡灵的敬礼。我曾在黎
澍先生灵前这样深深致礼，对毛泽东和周恩来，都不曾有过这份敬意。我的公公平
躺在病榻上，没有看我，也没有动。
我果然没能去送他，那是四天以后。他是在异常清醒的情境下安排自己的离去
的：他切嘱我的婆婆，绝对不许开官方主办的追悼会，不要官方悼词，不要通知任
何“同志”。
我知道了，李将军一生最看不起、最恨、但最终也逃不出他们的掌握的，是刀
笔吏！
５２年前，他从家里逃出，投入“革命的大家庭”，天天讲“阶级”和“斗争
”；此刻，他只要家里的人在他身边，只要亲人们送他走。
他弃学出逃的时候，顶着的罪名是“赤匪”；此刻，他去的时候，切嘱要一身
素白，只着一套白色学生装。
他不戴帽子。半个世纪，他看够了“帽子”。他让他一头银发自由地披着。
他生的是肺癌，早知自己将不久于人世。诊断书拿到不久，就写了一首《自挽
诗》